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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 毕生不忘和平统一（第1页）

冯国璋由一介书生而入武林，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次战争，其中亲自参与的就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进京等战事。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并接受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

追随聂士成

1894年6月，冯国璋随聂将军入朝鲜御日，当时的清政府并未看清日本出兵朝鲜的真正目的是为入侵中国做准备，同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武器落后，且寡不敌众，加上清军主帅叶志超懦弱无能，尽管聂士成将军身先士卒，冯国璋亦作战勇猛，淮军在装备先进的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前毫无抵抗之力，血战中的聂将军不得不带着士兵们节节败退。这是被打着跑、跑着打的一场惨烈战争。

据《年谱》记载：1895年10月，“冯国璋与其护兵阎升以一匹马强渡过江”。日本人多，兵器又好，清军战败了，冯国璋只得跟着往回跑。冯国璋和他的卫兵阎升一起往北跑到了鸭绿江边，正愁着没法过河，忽然从小树林里斜着跑过来一匹灰黄色的小马，这可救了两个人的命。冯国璋和阎升拽着马尾巴过了河。这匹马是匹母马，从此成了冯家的功臣，以后就由专人照看起来。

清朝末年，冯国璋回到聂士成将军的部队，随聂将军扼守摩天岭三个月。在此期间，冯国璋随聂将军一起对日军打过一次胜仗。当时在摩天岭，聂将军带领的军队是在孤立无援的危难情况下对敌作战。冯国璋利用所学军事知识，建议聂将军在多处插立清军旗帜，布下兵众将广的疑阵迷惑日军，又在险要处设重兵截击敌人，这是对兵法上的“虚实并举”、“声东击西”战术的运用，最后等到了援军打败了日寇。这在当时的东北战场上，是唯一的一支战胜日军的队伍。为此聂将军立下了战功，冯国璋亦功不可没。经过甲午之战，冯国璋已成为聂将军的心腹爱将。

然而，当时对日作战的失败局势已是不可逆转了。在辽东半岛失守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月末，冯国璋随聂将军驻守山海关。这时冯国璋因对日作战勇敢有功，已从五品提升为聂军军械局督办。

冯国璋曾两次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第一次是1895年4月，冯国璋作为武官随裕庚出使日本考察军事。裕庚是冯国璋在武备学堂的老师，很器重冯国璋。冯国璋在日本大开眼界，认识了几位日本的军事人才，向他们学习。还考察了日本的现代军事科学及训练方法和理论。回来后整理出版了好几本兵书。

作为甲午战争的亲历者，战败的教训使冯国璋早有改练新军的思想，所以到了日本，他特别注意考察现代军事。日本军队的训练、装备、战术等，都是他考察、学习的目标。冯国璋对裕庚说：如今是洋枪洋炮时代，大刀长矛怎么和人家打，所以甲午才打败仗。学生以为中国必须练新军，都得变，不变则亡。裕庚很同意冯国璋的想法，说朝廷里现在也有人有这个想法。第二次，清政府派冯国璋与朝廷官员铁良、风山再次赴日考察军事。通过两次考察，冯国璋在现代军事科学上的认知都有很大提升。

1896年末，清廷决定任用袁世凯去小站督练新军。冯国璋在武备学堂的老同学王士珍、段祺瑞等都到了小站，这使得冯国璋非常动心，但又感苦恼。这是因为冯国璋虽然很想去小站参练新军，但因聂将军对他有知遇之恩。尽管聂将军也很明白编练新军的道理，冯国璋不忍提出离开的要求。后来还是荫昌大力推荐，袁世凯也一再向聂将军要人，聂将军才把冯国璋送去了小站。临走时，两人是挥泪而别。

到了小站，袁世凯亲切礼貌地接待了冯国璋。有记载说袁世凯视冯国璋的几册兵书为“鸿宝也”，并说“学界之子无逾公者”。冯国璋与袁世凯生于同年，并长袁数月（袁生于1859年9月16日，即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凯擅礼贤下士，不久便对冯国璋以“四哥”相称，并把新军操练、营务等事完全放手交给了冯国璋与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勋、段芝贵、阮忠枢等人。冯国璋在小站很努力，又和王士珍、段祺瑞合编了23册新的练兵教科书，这些兵书成为清末我国军事学校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三人在袁世凯手下做出了成绩，连德国教官都表示赞赏，后来这三人被称作“北洋三杰”。

“敛财只因太穷”

冯国璋当大总统的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这就是“卖鱼事件”。

据传，中南海的鱼是前代皇家所放养，其中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大鲤鱼，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一向就不曾为人所捕捞。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派人将湖中的鱼一网打尽，然后命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饭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所售之款尽入了冯国璋的私人腰包。当时有人写了一个对子嘲讽说：“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当然，在军阀混战时期，民国的大总统也确实不好做，因为各地税收很少有正常解送中央的，而开口问中央要钱的却多如牛毛。由于政局不稳，民国政府除了袁世凯时期有两年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靠举债度日。

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曾记载，黎元洪做总统的时候经常抱怨：“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个月我又赔了3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36万。长此以往，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民国政府的收入不稳定，也难免要影响到总统的个人利益。冯国璋做地方大员的时候，对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总统其实是名义好听，一旦经济匮乏，没钱可花，那时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前特别向段祺瑞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自己名下，因为崇文门监督是个肥缺，每个月可以稳定地收到20万元商业税，可供总统府的开支。

但是，一个月区区20万的收入固然可以解决总统府的开支，但对于很多国务大事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冯国璋也难免像黎元洪一样，有时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据冯国璋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闹过别扭。

事情是这样的，王士珍当时做总理，冯国璋想让他派个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的时候，冯国璋却又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他愤愤地说：“这件事还不为的是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最后，这笔款项还是由国务院开销，但王士珍对冯国璋的吝啬意见很大，这大概也是他总理没干多长时间的原因之一吧。

冯国璋喜欢敛财，这和他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冯国璋从小生活艰辛，因而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在清末民初时期，正是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时候，冯国璋和其他同时期的大人物一样，也利用多年积蓄的余财进行多方投资，他在自己的老家河间县诗经村购置了大量地产，又与张謇合办了占地数十万亩的盐垦公司，还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多有投资。虽然部分投资也有亏损失败，但总的来说，冯国璋从中还是获利颇大。

对于冯国璋身为地方大员甚至国家元首仍旧顾及私利的情况，当时有人指责他“擅自封殖”，冯国璋便为自己辩解道：“项城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有意思的是，冯国璋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印文是：平生志在温饱。可真正的事实恐非如此。

当然，冯国璋经营多种商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发达显贵之后，有些亲戚、同乡、朋友前来投奔，并希望他能安排个差使。冯国璋不好直接拒绝，但又不能给这些人安排官职，因此他通过投资经营一些商业来安排这些人，也算是公私两分。据说，冯国璋在南京的时候，他军队里的后勤供给，比如军粮、服装等，大多是由他自己经营的商业来供应。但是，他经营的那些商业大都任用私人，一旦冯国璋失去权势，难免陷入困境。

当然，冯国璋也不是一味地吝啬，对于常年跟随自己的亲随，他还是多有馈赠的。比如他的幕僚恽宝惠就曾说，冯国璋曾经给过手下亲信师景云8000大洋，让他拿去侍奉老母亲，而恽宝惠在其父亲生病的时候，他本人也收到过冯国璋8000大洋。恽宝惠跟随冯国璋多年，他也感叹地说，像冯国璋这样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能够拿出这样一个款数来给他和师景云，真算得上是难得了。

冯国璋去世后，留下遗产300万元，这些钱是冯国璋多年的储蓄和投资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冯国璋虽喜敛财，倒也无贪赃枉法之名。冯国璋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是委托给老友王士珍来负责，在王士珍的主持下，这些钱都按不同的份额分给了他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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