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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当余等来新疆之前，有一德帝分子名椿克尔，藉游历为名，并无护照，欲在和阗考古，南京及乌鲁木齐当局累电和阗阻止，而椿克尔非但不听，反恶言相向，声称：“你们以前允许英国人斯德诺（斯坦因的汉文名字）在和阗考古，为什么现在不允许德国人考古。”

在《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中有关特林克勒（即椿克尔）的记载还有：

1929年6月18日，在和阗道署“检阅叶城古迹调查表及椿克尔所采古物①，大抵泥塑佛像及瓦器柄之类，与余所得者相仿佛，共装陈15箱，约千余件，闻现已一半归公，一半赠送矣”。7月4日，与一位未记名的“中原人”“谈及德人古物事，闻已处分告竣，扣留3箱，多泥塑之件，若木版字画均为外人带走，又石刻模型均送与外人，反笑外人要此何用”。6月27日，“皮尔曼泽北40公里沙碛中亦有破庙，外人掘出泥塑像头，红泥白面，上有字迹，岂鼠壤坟之祠欤”。

为了做个比较，应该提到在《未完成的探险》第十五章“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之旅”行文中，特林克勒自己对私自攫获文物一事，是这样看的：

如果中国人希望把所有的文物保留在本国的话，那么不难理解反对把样品带出国的法令。然而我们得到当地当局允许进行工作，并没有正式通知我们有关挖掘的法律，而且我们已买了（或者由别人赠送了）大部分藏品。

也许这就是20年代的外国探险家的境界。但就特林克勒而言，除去强词夺理的申辩，也可以看出，这类私下掘宝，事实上从来几乎都是在买通一些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点，至今仍然应该汲取教训。

写到这里，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单枪匹马闯入塔里木“攫宝”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不管为了什么理由，它也绝不会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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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1）

小城沙雅的友人

1984年7月23日，始发于库车的长途公共汽车驶抵塔里木河北岸的沙雅县城。

走下公共汽车，脚踩着被阳光晒得发烫的浮沙，我一时间竟产生了茫然失措的感觉。早在半年前，我僻居于北京西郊圆明园农舍，彻夜不眠地计划着这次暑期环游塔里木的考察旅行，就决心在7月底抵达沙雅县，重点考察塔里木河中游著名渡口齐满。当我真的来到沙雅时，竟觉得好像在梦境里。

在沙雅县城，没费太大的周折我就找到了正在过暑假的沙雅县二中的老师刘增力。在此前我并不认识刘增力，只是读过他写的一篇小说《原始森林里的少女》，还通过两次信。意外相逢，我们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作为“北京来的客人”，我就暂居在刘增力家中，他刚分了一套房子，是4间，楼上楼下各两间，我借住的，是楼上的两间。我们谈着文学创作，谈着读书，谈“累”了，就下围棋，“纹枰对坐，从容谈兵”，改交谈为手谈。

第三天，刘增力自告奋勇地随我一起离开县城，去考察塔里木河。同行的有他弟弟和妹夫，我们四人骑着自行车，扛着猎枪，愉快而忘形地高唱“我不打兔子和羊，专打狐狸和狼，打猎呀，打猎我最爱好”，像一次愉快的郊游，奔向前方的“无缰野马”……

几年之后，1989年10月，我又来到沙雅县城，这次的目的地仍是塔里木河的渡口齐满。那时，刘增力已调离沙雅，我走在熟悉又陌生的小城街巷上，不禁失声吟起“满城芳草无故人”的诗句。

在一个临街的窗子里，有一对年轻人在下围棋。他们告诉我：沙雅下围棋的，都知道二中有个刘老师下得好。

这次我不是只身一人来的，我还领来了一个瑞典电视摄制组，任务是拍摄一部纪念斯文·赫定西域探险的电视片。其中有一段，是在齐满的塔里木河渡船上采访我的场面。一年以后，电视片《斯文·赫定走过的路》在瑞典电视一台播出了，此后又先后在欧美一些国家的电视台播出。

在第一次来沙雅时，刘增力就问过：杨老师，你在北京工作，怎么想到要来沙雅的齐满看看的？

直接的原因很简单：我正在写一部以保护新疆生态平衡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而5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曾以沙雅齐满为大本营，作了塔里木胡杨调查研究，并由著名植物学家秦仁昌写了题作《关于胡杨林与灰杨林的一些问题》的重要论文，所以，我要在二三十年之后，以齐满今貌作个对照。

而潜在的、感情上的原因，则很难于用几句话对一个刚结识的新朋友讲得清楚。

黄文弼的路

黄文弼先生是我自幼就熟知的西域考古学家，我长期以黄文弼后继者自视。

此前我们提到过，斯坦因为超越斯文·赫定，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自北向南横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走向，即从漠北沙雅直切向漠南于阗绿洲。而中国学者黄文弼，不但在二三十年代之际几乎踏查遍了环绕塔里木盆地的古迹，而且，他还曾于1929年春天，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以远远不足以与斯坦因相比的设备与物资基础，果敢地从沙雅向南，走进了“进去出不来”的无边沙海。他在沙雅南行的出发点、支撑点，即是塔里木河古老的津渡齐满。实地考察齐满，寻访先行者的足迹，是我倾心已久的一大愿望。

早在此前一千多年，西行求法高僧法显，就曾由塔里木河直穿大漠，抵达于阗（即今和田市）。《法显传》概括此行，说：“行程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而在法显西行的5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并非像今天那样广袤、荒凉，克里雅河几乎已能拥抱塔里木河，而大漠腹地喀拉墩等地，还是人类的“桃花源”。到黄文弼横穿大漠时，条件已恶劣无比。他先在沙雅县境，对塔里木河南岸广大荒漠作了踏查，一再发现沙中的干河、古道，最后，以一个月零6天的时间，终于大致沿和阗河抵达了和阗。其中“在荒寂无人的大沙漠中计行一月零三日，辛苦备至”。与高僧法显的“在道一月五日”，“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恰好可以做对照。　。　想看书来

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2）

在横穿沙漠时，黄文弼得出“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好走的，又是难走的”这一结论，并预期能第二次穿越它，这第二次将是自西南到东北，“拟走一斜行道”。面对沙漠死界的挑战，居然冷静从容以待之，颇见探险家、考古学家的胸襟、气度。此行一开始，他是先自塔里木河南岸向上游攀升，然后沿时有水、时干涸的和阗河，抵达玛札塔格。黄文弼是第一个考察玛札塔格及其戍堡的中国学者。

在这次行程中，黄文弼始终关注古代沙漠、河道的变迁，这是前人从未着意的。他在行程中写的日记，是与此有关的重要资料。

在和阗，黄文弼又作了大约一个月的重点调查，其中包括达莫沟、阿克斯皮力、买力克阿瓦提、约特干，并沿克里雅河寻访了喀拉墩古城。有关成果，都已写入《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安博特历险记

黄文弼此行是作为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古学家身份，专门从事考古发掘与调查的。而一个晚些时候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科学家尼尔斯·安博特，也于30年代初期，在和阗作过学术调查。

安博特进入塔里木盆地时，南疆已处于战乱当中，马仲英打进南疆后，又受挫于喀什城下，而和阗一度脱离省府而“独立”。安博特曾在后藏的阿里地区作天体物理学考察，但到1933年初夏，与设在北平（即今北京市）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及团长斯文·赫定失去了联系。

经过几个月的寻找，情况越来越不妙，赫定派瑞典籍团员那林（著名地质学家）去新疆寻找安博特。那林出发时，向赫定借了一只金戒指，那是1926年12月，后藏法王班禅额尔德尼送给赫定的礼物。他们都希望这只戒指会带来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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