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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州的第一任州长。

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哈明（Thomas　Benjamin）写道，“‘浣熊’的重建，在劳工和土地改革方面，就是尽一切可能地恢复到波菲里奥时代的社会秩序”。蒂武西奥·费尔南德斯·鲁伊斯任职期间，废除了“劳工法”。债务劳役制、公司商店等重新合法化。他反对土地改革。1921年，州政府颁布法律宣布，不足八千公顷的地产属于“小地产”，不在土改征收的对象之列。蒂武西奥·费尔南德斯·鲁伊斯及其支持者还可以对土改的进程进行控制，因为农民提出的要求获得土地的申请必须首先要由州当地土改委员会同意，而该委员会完全被控制在当地地主手里。1922年，奥夫雷贡政府为了保护生产性的大庄园，宣布咖啡、可可、香草、橡胶等种植园不在土改之列。直到1936年，索科努斯科的咖啡种植园没有一家被征收。

革命后的恰帕斯与迪亚斯时代毫无二致。正如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哈明所说：“蒂武西奥·费尔南德斯·鲁伊斯统治恰帕斯州，就像墨西哥革命从未发生过一样。”一位名叫托马斯·阿利亚斯（Tomás　Arias）的印第安人这样回顾了革命后印第安人的经历：白人从贫穷的印第安人那里购买物品，如果印第安人不按白人给出的价钱出售，就会遭到人身攻击，或者被白人告上当局。贫困的农村妇女经常遭到白人*，但没有人敢抱怨一声。如果一个印第安人被白人申斥，他只有赶快鞠躬。如果敢于反抗，就会被白人诉诸当局，被关进监狱。阿利亚斯说，在主人面前，印第安人被当作狗、动物一样来对待。

“浣熊”对抗革命（9）

1934年12月，拉萨罗·卡德纳斯就任墨西哥总统。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墨西哥的出口锐减，外汇短缺，进口下降。为摆脱困境，墨西哥政府实施了六年计划，面向本国市场大力推进工业化。只有降低食品价格，才能保证城市工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同时，只有增加农民的收入，才能扩大国内生产的工业品的市场。因此，大土地所有制成为工业化的障碍，土地改革成为工业化的必要前提。卡德纳斯上台后，大大推进了土地改革的进程。在他任职期间（1934—1940年），4400万英亩的土地被分配给无地的农民，相当于在他之前所有总统分配土地数量的两倍。政府第一次站到农民和穷人一边，农民成为政府和执政党（国民革命党，后改名为革命制度党）的坚定拥护者。

在恰帕斯州，土地改革最初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在1934年以来担任州长的维多利卡·格拉哈莱斯（Victórico　Grajales）的鼓励下，成立了大庄园主的私人武装——“白人卫队”（guardias　blancas），与政府对抗。1936年，根据卡德纳斯的指示，国家印第安人事务部调查了恰帕斯州的劳工状况，并发布了一份报告。调查发现该州非人的劳动条件、工资克扣、劳工检查员收取贿赂等事实，中央高地的印第安人被绑架到该州其他地区做工。报告指出，虽然全国范围的最低日工资是比索（peso），但“恰穆拉的劳工每天日工资仅为30分（cent*o），而且还不得不向州劳工检查员缴纳20比索的税，才能被允许受雇，还要向经过的地区的市政府缴纳各种各样的额外税。”在恰帕斯州绝大多数地区，尤其是高地地区，土地改革完全没有得到推行。种植园主和牧场主依然控制着政权，土地申请被提交后，土改委员会置之不理，只有贫瘠的土地被分配，绝大多数印第安人只能在贫瘠、多石的山坡土地上维持生存，有的山坡极为陡峭，以至于农民在耕作时，不得不将自己用绳子系到树上，以免滚下山坡。该报告的结论是，“恰帕斯州存在着实质上的奴隶制”，而政府官员难辞其咎。报告公布后，卡德纳斯总统强迫维多利卡·格拉哈莱斯撤销了恰帕斯州一些官员的职务。

1935年，前总统卡列斯含蓄地批评卡德纳斯总统容忍工人*，很多人以为，卡德纳斯将会听从卡列斯的意见，或者辞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卡德纳斯改组了内阁和国民革命党，将卡列斯的支持者清理出去。1935年12月，卡列斯再次发表声明，指责卡德纳斯政府。卡德纳斯将其清除出国民革命党，并迫使他于1936年4月10日长期流亡国外。全国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恰帕斯。在这场*中，维多利卡·格拉哈莱斯一直被媒体看做卡列斯派，并有流言说，他正在策划一场反对卡德纳斯政府的政变。卡列斯被击败，预示着维多利卡·格拉哈莱斯下台也为时不远。。　最好的txt下载网

“浣熊”对抗革命（10）

1936年举行州长选举。卡德纳斯和反维多利卡·格拉哈莱斯的联盟推举埃弗拉因·古铁雷斯（Efraín　Gutiérrez）为候选人。弗拉因·古铁雷斯早年参加革命，1914年，放弃在国家农业学院的学业，在莫雷洛斯加入萨帕塔起义军。1916年返回学校，获得学位，并进入了国家农业委员会。1928—1932年，在卡德纳斯担任州长的米却肯州政府工作。卡德纳斯就任总统后，他先后出任国家村社信贷银行的行长和农业部部长。维多利卡·格拉哈莱斯推举自己的密友萨穆埃尔·莱昂·布林迪斯（Samuel　León　Brindis）为候选人。虽然维多利卡·格拉哈莱斯采取了暗杀、收买选票等种种伎俩，但是最终埃弗拉因·古铁雷斯在110个市镇代表中，获得97票的支持，成功地被提名为国民革命党候选人，并在6月6日举行的选举中当选为州长。

埃弗拉因·古铁雷斯就任州长后，任命埃拉斯托·乌尔维纳（Erasto　Urbina）为新成立的保护土著部（Departamento　de　Protección　Indígena；　DPI）的主任。在一支来自落后地区的、会说西班牙语和土著语言的白人组成的保镖的陪同下，埃拉斯托·乌尔维纳走访了高地地区的农村社区。埃拉斯托·乌尔维纳本人也能流利地说佐齐尔语和策尔塔尔语，与印第安人有着良好的接触，一位恰穆拉的印第安人说，“他不像一个白人，而更像我们”。　埃拉斯托·乌尔维纳帮助印第安人提出土地要求，并在高地地区和索科努斯科地区分配了大量土地。在恰帕斯，继保护土著部之后，接着又成立了土著劳工工会（Sindicato　de　Trabajadores　Indigenas；　STI）。通过这两个机构，政府在沿海咖啡种植园和高地地区的印第安人劳工之间充当了中介人的角色，至少在短期内改善了印第安人的待遇和条件。

然而，随着30年代的结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墨西哥再次成为美国的水果、蔬菜、纤维和纺织原料的供应者。这种宏观经济的转变对印第安人、农民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为政府再次重点支持发展大规模的商品农业，以满足突然增加的出口需要。这一变化也导致了土地改革突然中止，使农民进一步分配土地的希望破灭了。在有的地区，卡德纳斯时期已分配的土地再度集中，重新建立了大地产。与此同时，政府继续以维持食品低价格的前提来发展国内工业。在卡德纳斯时期，很多农民在获得土地之后，放弃了传统的手工艺，改用工业制造品。在政府的财政政策允许工业制造品价格上涨快于食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为了适应生活费用的上升，很多农民被迫在邻近地区再度复兴的商品农业部门从事劳动，赚取微薄的工资贴补生活。在墨西哥北部，有的农民到美国寻求工作，尚能赚钱养家，甚至能积攒一些资金回国开办自己的小企业，例如后来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主教萨穆埃尔·鲁伊斯·加西亚　（Samuel　Ruiz　García）的父母。但是，在恰帕斯，离开高地到低地种植园打工的农民，最多能赚钱偿还债务。美国学者简·卢斯（Jan　Rus）在恰帕斯印第安人中间进行口述史调查，他的一段文字生动地再现了这些离乡背井的印第安人劳工的悲惨境遇，一位妇女这样讲述了自己在70年代的经历：

“浣熊”对抗革命（11）

很久前，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去了种植园。现在他已经15岁了。我过着单身的日子——我丈夫和另一个女人跑了，抛弃了我。单身生活让我痛苦不堪。我没有玉米。所以我去卡塔里纳（Catarina）种植园劳动了八个星期。在圣克里斯托瓦尔，我向一个叫曼努埃尔（Manuel）的劳工承包人寻求工作。然后我就去了。在种植园里，我要很早起床做早饭，因为我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当我去摘咖啡豆的时候，天还没亮。我把我的篮子系好。当我去种植园时，下了公共汽车，还要走很长的路。但我要继续匆匆赶路。道路也很糟糕——全是锋利的碎石，糟透了。

我要竭尽全力才能完成一天的任务，因为我得和男人一样干活。我用一个木钩子把咖啡豆摘下来。我们必须像男人一样干，因为工作是根据任务指标来衡量的。没有车，我们身上背着装满咖啡豆的布袋，用带子系在身上。有时，要到下午四五点钟我才能装满我的布袋。我受了很多苦。儿子哭了，我要把布袋扎好，给孩子喂奶，先喂一边，再喂另一边。男人要早一些完成任务，因为没有什么打扰他们。

每个星期，他们给我们肉，玉米面饼我们要自己花钱买。有时我们吃棕榈树根代替玉米饼，这是在我们收工回来的路上找到的。“如果你自己弄饭吃”，老板说，“我给你的工钱会更多”。所以我决定最好自己解决吃饭。这样，我们就不得不买玉米和豆子。所以，当我摘完咖啡豆很晚回家后，仍要准备晚饭，做玉米饼。

老板给我一个单独的房间住，男人们的房间在别的地方。所以在种植园我感到非常孤独。我没有同伴，我很难过。别人都是从其他村来的，都是男人，我是这里唯一的女人，我感到羞愧。

当合同到期后，我面临着与来的时候同样的问题。我不得不走很远的路，我的脚很痛。我必须快跑，才能在阿里亚加（Arriaga）赶上公共汽车。两天后，我又回到了这里。

于是，走了一夜的路后，我在早上五点来到了圣克里斯托瓦尔。我在唐·曼努埃尔的房前下了车。他已经通过汇票收到了我的工钱，所以他们不在种植园给我工钱。我不得不到曼努埃尔那里去领我的工钱。

“活干得好么？”我到那里后他问我。“是的，很好。”我回答说。“哈哈，很好，”他说。“你和儿子都好么？”他又说。“很好，看上去是这样。”我说。就是这样。我在五点到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后来他给我一杯咖啡。“再加点咖啡吧？”他说，“好，是的，再给我加一点。”我回答道。于是我喝着曼努埃尔给我的咖啡。我拿到钱，买了一把梳子和一件机器缝制的上衣。我的工钱是每周50比索（当时值4美元），工钱是很低的。现在他们不得不付多一些工钱了。

另外，随着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很多农民被迫到他处谋求生路，来到了东恰帕斯的拉坎顿丛林（Selva　Lacandona），而正是这片丛林，成为后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发源地。

以上帝的名义（1）

到20世纪70年代，土地改革的中断，生活的重压，导致了恰帕斯州农*动的再度复兴。最初的组织与发动者，是正在经历剧烈变革的天主教会。正是在这一时期，萨穆埃尔·鲁伊斯·加西亚　（Samuel　Ruiz　García）主教在恰帕斯、也在全国声名日震。1994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举行起义后，他成为政府和萨军之间谈判的斡旋和调停人。

哥伦布向新大陆的第二次航行时，随行的有12名修道士。此后，伴随着西班牙的殖民征服，拉丁美洲绝大部分地区成为一块天主教的大陆。19世纪，自由派执政期间，为了削弱天主教会的势力，墨西哥政府邀请长老会等新教传教士来墨西哥传教。20世纪30年代，为了进一步削弱天主教会的影响，墨西哥政府允许新教传教士在全国各地，包括恰帕斯定居。但是，很多年来，新教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然而到70年代有了一个根本性的突破，特别是在贫困的、无依无靠的、在政治上*的恰帕斯农民中间，越来越多的人皈依新教。但是，那些皈依新教者在其所在的社群受到了来自长者的反对，最突出的是在圣胡安恰穆拉（San　Juan　Chamula），他们遭到排挤，土地被没收，房子被烧，被迫离开所在的城镇。很多皈依新教的印第安人被迫离开家园，定居于东恰帕斯或圣克里斯托瓦尔市郊的贫民窟。

信奉传统的天主教与新教的印第安人之间的敌意持续至今。由于很多皈依新教者戒酒，拒缴宗教税，不出席传统的宗教庆祝活动，与约定俗成的村庄生活格格不入，当地的政治领袖以此作为驱逐新教徒的依据。在一些情况下，一些不同意见者也被指责为新教徒而被赶出家乡。一些批评者指出，这种做法违背了墨西哥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财产权的原则，更不用说国际公认的*标准了。但是，村庄的传统派辩解，除非在发生重罪的情况下，墨西哥的民法一直允许印第安人社群根据习惯法处理纠纷。还说，习惯法是印第安人社群保护其自主权的一种方式，废除习惯法意味着对土著人口权利的侵犯。实际上，习惯法赋予了印第安人村庄的掌权者（被称为卡西克，cacique）过多的权力，他们经常以习惯和传统为借口，驱逐那些敢于对他们的权威进行挑战的人。米格尔·卡克斯兰（Miguel　Kaxlan）的经历生动地反映了皈依新教的印第安人的命运。

米格尔·卡克斯兰是佐齐尔人，他是恰穆拉最早皈依新教者之一。在幼年时期，米格尔·卡克斯兰的双亲就因流行*冒离开了人世，他被一个叔叔收养。虽然米格尔·卡克斯兰在学校学习很好，但在当地很难找到维持生计的行当，他只好离开所在社群到外地谋生。先是在低地的咖啡种植园，后来到泛美高速公路务工，最后仍一无所有地回到故乡。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他开始酗酒，对恰穆拉传统的生活方式不满。忽然有一天，根据他的说法，他在洗澡时获得了一个意外的灵感。他说自己被选定成为一名巫师（curandero）。此后几年中，米格尔·卡克斯兰靠为人治病和释梦为生。但是后来，他被指控犯有盗窃罪，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名誉扫地的他再次沉溺于酗酒。正在这时，他遇到了来自北美的两名长老派传教士。他不仅自己皈依了新教，而且成功地使很多印第安人改宗。在很短的时间里，恰穆拉就有120名新教徒。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这些新教徒拒绝缴纳社群税，拒绝参加传统的宗教仪式，包括仪式性的大量饮酒。这些做法为宗教叛逆开辟了先例，向社群的传统权威公开提出了挑战。结果，所有改宗者的房子被烧毁，有的被杀，多数逃到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到70年代中期，米格尔·卡克斯兰成为被从圣胡安恰穆拉驱逐出来的大约两千多名新教徒的公开的领导人。他代表这个团体通过司法渠道要求土地，并与反对*家行动党（PAN）联系，参与全州范围的政治活动。1982年的一天，他被来自恰穆拉的几名凶手绑架，几天之后，人们发现了他被肢解的尸体。直到现在，一直没有人对这一暗杀事件提起指控。

以上帝的名义（2）

很多新教徒进入东恰帕斯，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新教徒和福音派人口分别占了20％到51％。有的是皈依新教之后来到这里的，有的是在此定居之后皈依新教的。教会为这些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组成的新社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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