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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我认识的另一位海归——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主席张红力，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就在两会上提交议案，希望降低个人所得税，以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出：“如果你是跨国公司亚太区总部的负责人，你到中国内地工作就会多缴三倍的个税，你会不会愿意把家搬到内地来？会不会积极建议和推动将地区总部设到北京或上海？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一方面，动摇和削弱了跨国高级人才和留学归国人员在华长期工作的决心和意愿，影响了跨国公司将区域总部或管理中心迁往内地的进程，更不利于高级人才的引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少内地优秀人才的出走和个税流失……（人才离开中国），个税也就根本无法收入国库。结果是既丢西瓜，又丢芝麻。”

在毕马威的调查当中，大多数中国公司都希望政府推行政策鼓励企业在其国内发展，并允许从海外任何国家录用优秀人才建立自己的员工团队。而在税收上，85％在中国有业务的公司都乐于接受通过税务优惠帮助企业吸引人才的做法。此外，50％受访者认为政府应当通过税务优惠吸引人才。毕马威中国的税务合伙人符碧琴表示：“中国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在吸引企业和人才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

毕马威亚太地区税务主管龙恩来也指出：“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部分国家存在巨大的本地技术人才缺口。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面临本地经理人才短缺的公司数量更多……由于本土人才缺乏，某些‘投资热点地区’的公司并未取得预期的效率或业绩。这些公司希望通过吸纳国外人才来弥补差距。但政府必须承担起为人才市场注入灵活性以满足业务需要的责任。”

前微软副总裁李开复离开微软加入谷歌时，曾引发一场官司。出生于中国台湾的李开复一直很佩服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在谈及比尔？盖茨时，他很喜欢引用一个经历来表达比尔？盖茨对中国的深刻了解。那是他刚来北京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的时候，第一次去向比尔？盖茨汇报工作，谈话接近结束时，盖茨突然问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你在北京是怎么解决户口问题的？”

“当时我被吓了一跳，几乎回答不出来，说你怎么知道什么是户口。”李开复回忆说。后来，还有一次他向比尔？盖茨介绍在中国的公司招聘了20名很优秀的大学生时，比尔？盖茨又表示关心说：“那他们的户口都解决了吗？”

李开复或许只是想表示比尔？盖茨熟悉中国，然而，却透漏了一个信息：即使微软这样的公司，即使比尔？盖茨和李开复这样的高管，都会因政府的政策而受到影响。甚至看上去与国家重视人才无关的户籍问题，因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属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不利于人才流动，可能影响到企业的人才招聘。

鼓励人才环流的必要性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也确实需要一批人才留在最发达或技术最领先的国家，掌握最新技术与经验，将其传递回国内。也需要一批族裔人才滞留在海外，引导原籍国的企业出口与外包，推动文化传播。当然，也还需要一批本土人才充当“企业走出去”、“文化走出去”的开拓者。

对于留学生来说，人才环流的直接影响就是产生了一大批“海鸥”。2008年10月11日，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参加了怀雅迅大学商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次海鸥创业论坛，在论坛上我还特意做了“海鸥回国创业现状与展望”的演讲，就特意举例指出：中国*在2000年某项调查中就发现，551位在13个工业园区设立企业的海归当中，只有44％的人基本居住在国内；而在国外的华裔移民也是如此，多伦多大学2007年发布的华裔移民企业家研究报告就统计，加拿大在中国出生的华裔企业家当中，有42％会开展跨国经营业务，这当中四分之三的人曾协助过加拿大企业到中国拓展市场，或协助中国企业来加拿大拓展市场。人才环流的趋势正在日益增强。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留在国外可能起的作用更大。”现任德国一家大学副校长的丁先春博士就曾经说：“我在学校主管科研，学校里的100多个科研项目都由我管理，这是一个群体优势。我可以做中德技术交流的桥梁。我所在的这个位置比我单枪匹马回国来，再去与国外交流要容易得多，也比我一个人回国做出的贡献大。国外先进的不只是技术，管理更为突出。我在德国可以为中国引入先进的技术，帮助联系交流合作，起到一个窗口和桥梁的作用，比我回国成为一个单方面的技术人才对中国的作用其实更大。”

经常在国内、国外飞来飞去的卢伟博士则对媒体表示：“电信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产业，在这一行中，一个星期知识就会更新。如果我放弃了在硅谷的工作回国来，就等于放弃了信息源。可是没有更新的知识，很快就会落后、死亡。所以我不能放弃硅谷。但是这也并不等于就不回来创业了，政府现在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和重视我们都能感受到，北京的环境也很成熟，现在不少学子都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经常来回，把先进的知识技术带回来，让国内和国际之间密切沟通。这不仅能让我国仍不先进的技术有较快的提高，又能保留自己现有的研究条件不至于落伍。而且这样生活、子女、家庭等一系列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一般来说，当两个国家经济、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甚至能够互补的情况下，人才“环流”的共赢效益会很明显：人才环流成为互通有无的桥梁，帮助缺乏资金和技术、却拥有劳动力和能源的国家获得产业转移的机会；帮助拥有资金和技术、却缺乏劳动力和能源的先进国家进行产业转移；最后，也帮助人才自身获得了良好的事业发展。因此，人才环流的“共赢”效应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与落后发展中国家、能源缺乏国与能源富裕国之间。

人才环流的门槛

联合国定义的人才环流中不包含海外人才短期回国访问，而基本上在海外定居。时间比例是个关键词，人才环流的群体必然经常性地往返于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一般拥有多国的国籍、永久居留权、长期签证。因此，简化国籍、绿卡、签证等移民与入境制度，是“人才环流”必不可少的保障。

“人才环流”与人才的“回归”或“归化”相比，区别在于这种人才流入不但不一定是永久性，而且从现状来看就充满了不固定的因素。因此，人才往往会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政治体制、人文环境、经济发展不那么挑剔，甚至不介意政府*、社会动荡、科技落后，而这些往往是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即使最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都能通过放宽对国籍、绿卡、签证的限制，而有效地推动“人才环流”的发生。英国公众政策研究协会（IPPR）的研究也指出：“人口流动的门槛越低，永久移民的人就越少。”

国籍和签证无疑是人才环流的最基本门槛。为不使这些移民入境制度成为人才环流的障碍，欧盟就致力于使27个成员国的人才能够在整个欧盟区域内自由流动与工作，不受国籍限制。与此同时，还针对非欧洲国家的人才推出了“蓝卡计划”。只要有欧盟成员国认可的大学文凭或至少五年的工作经验、在欧盟成员国境内找到固定工作、薪金是该国同等职种平均薪酬倍就可以申请。

“蓝卡计划”不同于工作签证，获得者不但如当地公民一样在家属团聚上不受限制，可以自由更换工作。而且在一个欧盟成员国工作满18个月后，就可以申请去任何另外一个成员国工作。当然，也不等同于绿卡，因为这一计划只是为了推动“人才环流”，签证有效期一般为四年。欧洲议会也声称：“（蓝卡计划）既不会造成其他国家的人才流失，也不会使蓝卡持有人享受到比欧盟成员国公民更高的待遇”。

如果发展中国家推动人才回归，过于设置高门槛，例如要求在国籍必须“二选一”，放弃外国籍申请本国籍才能不受限制地发展。结果就必然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大多数人才都只会选择发达国家。即使那些本土出生、事业有所建树、深怀民族情结的海外族裔人才，让他们放弃一切回到更为落后的祖（籍）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是艰难的选择。这并不仅仅是“爱国”所能简单解释的问题，人才回归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使用，或者祖（籍）国不具备发挥其才能的基础，回归将成为输出国、接纳国、个人“三不赢”的局面。

如果发展中国家对于非核心、机密领域的海外人才放弃这种想法，从强调“人的回归”过渡到“才的回归”，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散居在海外的族裔人才，会很愿意与祖（籍）国进行项目合作、技术交流、回国投资创业、在海外为祖（籍）国的企业效力。如果不具备回国的条件，这些人才虽然会继续滞留在先进的发达国家，但保持处在技术潮流前沿，等到祖（籍）国具备产业基础时再回归，那么在海外的经验积累也会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

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人才顶尖来说则更是如此，如果不以放弃本国籍为前提，尽管目的国落后贫穷，只要有利于他们的事业发展，排斥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如果设置投资几十万美元、创造就业岗位、具备高技能等门槛，这种放宽绿卡和入籍的限制，则必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极大的贡献。因此，简化入境签证，提供人才获得绿卡和入籍的渠道，也是吸引外国投资以及跨国企业进入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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