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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大国基石：中国精英政治的开端（2）

所以，对于历史的学习与思考可以从这两个较为科学的方面来进行：第一是理解历史是人类行为与自然之间在一定时空条件下造就的既成事实，因此，这样的历史必须是真实的，还原于人本的（这样的认识使我们拥有一个从容与客观的历史态度）。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或者军事抑或是一桩历史的小民事件（哪怕是一个神话诞生），也无论它发生在哪一朝哪一代，都与当时的诸种社会环境与人文景况以及历史事件的主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我们还原这个历史的时候，可以使用解知与想象（主观的我），但不可以否定事实（客观的存在），这样，我们或许能够通过历史而看清楚今天和自己，使之成为镜子，甚至通过历史还可以预测未来（这是观史的目的）；第二是善于提出历史问题。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辩正思想，这种辩证思想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阻塞在今天的疑惑。第二个方面与第一个方面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话题，它类似于：它存在以及它为什么存在？很快，这个辩证思想就会使我们既能深入历史，同时又能浅出于当今。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当我们看到历史轴线上所出现的东西方人类社会发展的高潮与低落时，面对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造成了一个人类时代的繁荣？又是什么使一个人类时代颓然而光荣不再？

多数情况下，许多人所回答的答案往往会不正确或者不合逻辑（这是基于真理的少数性原理，这一原理类似于一只标靶上的圆心只会有一个而非圆心的面积则会大很多）。大多数人会怎样回答呢？他们会说：人类的繁荣一定是因为物质的丰沛和生活的富足。这样的回答往往是就事实而说事实，恰恰是违背历史辩证法的。人类时代的繁荣或是历史中的上升时期（无论是物质还是文化），往往都与社会物质丰沛这一表面成果无关（甚至更多情况下是在物质匮乏的前提下发生的。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历史上的例子），社会物质繁荣只是人类时代上升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前因（有时这种结果甚至成为历史没落的诱因）。那么，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前因与原动力究竟是什么呢？历史上，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很容易形成唯物与唯心两派的争论。

如果这个问题辩论清楚了，推及至今天和我们的将来，那么，一个国家大光明的时代也就很好勾勒了，剩下的只要我们去做就行。

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可以从历史中看到：一个人类上升并带来繁荣结果的历史，往往与一位英明的君主或是统帅有关（当然还会有一群同样优秀的辅佐者），而一段颓败或黑暗的历史则将与暴君和无能之辈脱不了干系（自然也会有一伙奸党乱臣在其中）。那么，这是否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答案？这样一个明显性的历史结论是不是来得过于简单？或者说很容易演变成为历史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结论背后还有什么值得挖掘以及它的根本义理（我指的是客观存在的某种规律性）会是什么？曾经处于历史兴替交关的唐太宗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曾指出过君有道与无道的差异，这个玄机奥秘，是否就在于“道”的里面？如果是，这个“道”的准则是什么？

我在思考唐太宗以及他所主持的贞观之治时，就很想就此作一番研究。而《华文漫史》的最终目的，除了介绍中华文化的延绵历史，其最重要的工作也在于此。不然，真是让历史成为了历史了（这样的教科书实在是太多）。

中国国家历史发端的秦始皇帝的统一之大治，其居功至伟而不可没，然而这一大治很快成为一片狼籍的国家倾覆，这样的结果，是可以总结的；继而我们也看到了汉代“文景之治”，经及继此一治之下汉武帝的文治与武功，方有大汉的江山；再继之时我们还看到了曹操之于三国而愿天下归心的呕心之治，然而历史却未能遂其心愿，最后以四百年的国家分裂告终，历史到达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却仅仅只是数年功夫，这位太宗皇帝就将一个破碎河山重新收拾了起来，直至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秦皇汉武、魏帝与太宗，都不能不算是天下的统帅了，却为何天下有不治，有平平之绩也有大治呢？真是天下久分必合而久合必分的古训在冥冥中起作用？还是另有人为努力的奥秘？将这一历史之大问放之于四海，看欧洲，看古罗马，看新大陆的美利坚，看今天的中国和未来全球人类，是否都存在相通并适用的一个客观本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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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基石：中国精英政治的开端（3）

关于国家兴亡、历史兴替，一直都是人类之大命。近来热播中国的《大国崛起》似乎就是想揭示这一相同命题的答案。无论是日本的维新还是西班牙的女王，或是葡萄牙的海上梦想或是美利坚的独立国家主张，都会有一条长绵不断的人类谋求发展与改善的理想贯穿在这些曾经兴起的国家历史之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同时又极其容易被人们日常所忽略的东西，虚无而且柔软，也因为它至柔所以也至刚。这让我又想起柏拉图在人类最初时所建立起的那个理想之梦和那个《理想国》（它只是表明国家与人类的大命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也应当去想像的）。罗素认为，在柏拉图所有哲学思想中最为重要东西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他的“理念论”，另一个就是基于这一理论的理想国（罗素将柏拉图的这个理想国称之为乌托邦Utopia）。这位生于公元前428年的雅典贵族的思想者，其自身的所处是十分优裕的，他所提出的“理念论”很形而上，他指出：理念属于自然宇宙所造就的事物客观的“本”（即真理），而人的感观则往往只能看到它的摹本（柏拉图的洞窟理论…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被事物的影像所欺骗）。然而人类由于与自然的同体性而拥有着理智与知觉的两种，知觉是由感官造就的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因为人和动物乃至植物都有），而理智则不然，它有着与自然相感应的部分。理智又分为理性和悟性两类，这两类之间，理性为最高级，因为只有它才能够去涉及纯粹的事物的“本”（即理念或真理），这个“本”的核心是“善”，而且，这种达成理性认知的方法就是辩证法；而悟性，它之所以相对低是因为它类似于人类经常在思考中所使用的种种假设和怀疑（这种假设和怀疑往往不能加以自身证明，即我不能证明我的假设或怀疑…它呈现出思维的单向式而非辩证式）。作为人类哲学的祖师爷，柏拉图的一大堆的怪诞而绕舌的思考我们在此就不多谈，然而对于他的“理念论”，我们可以看到，当他提出一个理想国家的国君必须是一个哲学王时，就会豁然明白他为什么要如此坚持让一个哲学王来充作这样一个理想之国的最高领导者，其原因便是基于他的“理念论”。因为，柏拉图认为在人类的所有智慧中，唯有哲学家才是那个能够发现虚影洞窟并洞见真理（即理念）的那个人，同时也会是一个对人类伦理有着最大“善”意的人。读柏拉图的书会很累，但是懂得了他的“理念论”之后就会很轻松，同时，我们也就能够明白这样一个老头为什么一直主导欧洲的思想直到十三世纪，我们还就能够理解，他的这一思想直到今天仍在起着巨大的人类思考的背景作用。

而进一步，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进一步设想了“理念”之于国家的落实之举。他将理想的国家公民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普通人（大众）、兵士（军人）、卫国者。而他认为只有最后一种公民才能拥有政治权力（请注意他对于国家政治事务与其它事务的刻意区分），这批人比其他两种人要少得多。柏拉图在2300多年前即对这样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阶层思考了很多：他们一开始是被立法者选定的，此后通常会是世袭的，但也可以从其它阶层中选拔出来。如果卫国者中有不能令国家满意时，则国家可以将他们降级。卫国者的主要职责，就是通过其所拥有的政治参与权力而能够实现立法者的意图（或是这个国家的理想），他们的工作涉及国家保护、经济、教育和文化，还有宗教和生物等方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对于一个理想国家设计的两个要素：为理想而立法的人（洞见真理的至善者或是理想本身），一群拥有参政权并能够实现立法者意图的卫国者（国家辅佐者）。这是一个很清晰的国家结构和思路，如果我们将之对照一下人类发生的真实历史，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兴起和衰变，似乎都能够印证柏拉图所曾精心设计过的这条理想国家的准绳。

人类到了公元626年的时候，这条理想国的准绳开始靠近并牵动了这个东方刚刚兴起的唐都帝国了。我在上一章节中较为详细地描述过这位称之为唐太宗的李世民与他的谋臣和自己的太子所谈过的一些话，也特别记载他亲自观览新科进士们鱼贯而行时所发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感叹，这些迹象中可以揭示出，一个历史盛史的真正起因就在于一个至善的国家理想和一个卓越的领袖以及一群能够去实现国家理想的政治精英。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省悟历史中提炼出一个国家和时代昌盛的关键要素来，这些要素由历史和哲学家开出，十分简单，其分别是：理念（至善）、洞察理念的领导者（时代领袖）、政治精英。这三位要素，缺一不可。而三要素之中，理念则成为最大且最为客观的前提（它应当就是太宗所说的“道”），失去这一前提，再卓越的领导者都只会功倍而事半甚至无功而返。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下，一位明道的君王和领导者将成为国家兴盛的关键，而另一方面，失去政治精英们的积极参予，一个明确的理念加一个卓越领导者也将难有成就。

大国基石：中国精英政治的开端（4）

当唐朝之初，太宗确立了“先存百姓”以民为本的理念时，一个国家与社会复兴的核心基准点也就找到了；以“有道”而推天下，益百姓而治国，则确立了一个“哲学王”的理想国君和至善治国的领袖方针，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成为了一个盛世时代的关键动因；而“任人唯贤”，选拔“天下英雄”为治国济世之才，并将他们的姓名写在自己屋内屏风上朝夕省览，可以看到太宗是如何精心构建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群体，这样一来，一个理想国家和兴盛时代的三要素就获得了确立，由是，一个盛唐时代的到来，也就自然而然循乎自然之道了。所以，历史看似偶然，其实为必然，所讲求的，就是这样一个客观原理和它的三要素。柏拉图的辩证之法与理念之要，之于今天思想日见浅薄的中国，应是需要推崇和认真研讨的（我们不能仅仅只知道回归儒家学说），而太宗之绩，贞观之治，不得不让我们倾心学习，千古一帝这笔治国富民的国家政治财富，更值得21世纪中国和全球国家领导人都认真吸取。

从秦统一中国而焚书坑儒，到汉高祖“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人才之叹，再到魏武帝“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的思贤之忧，延续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精英集体奢靡丧志，唐朝的发端，则以一个国家共同复兴的理想而作为新历史的开启，以一群积极参政的精英而作为国家建设之栋梁，以一国之民的生活富裕而为社会发展的共同基石，故而可以论证，唐朝是中国精英政治的一个非凡历史开端，她的这一成功模式，不仅仅影响了中国后续一千多年连绵不尽的仁人志士之于中华的理想，更将再影响中国与人类未来的两千年！

时代，总是属于精英的。倘若不是如此，我们又是如何会如此热爱竞争和超级选秀呢？物尽天择的根本义理之下，今天的中国，是需要呼唤出一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精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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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盛世的现代与世界要义（1）

一则破产消息

几分钟前，听到了一个关于湘潭供销大厦宣布破产的消息。这个消息听到时，正好是中国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年会在上海金茂凯悦音乐厅举行颁奖典礼晚会的时刻，亦辉此际也在现场，准备采访熊晓鸽，他告诉我软银亚洲总裁薛村禾正在现场充当颁奖嘉宾，而江南春没有接受《软实力》采访就匆匆走了，看来他的确是因为纳斯达克的那些股东们让他忙得够呛。我想，这是中国刚刚接受资本主义熏陶的一个现象吧（我们的确没有对此作好太多的准备）。

这种没有为变化而作好准备的事例在中国层出不穷。2006年底的金融开放、中国房地产投资高热的撤离、过度竞争导致的利润率急剧下滑，当然还有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种种从未碰到过的问题等等，都在中国的今天出现了（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挑战和很有意思的新课题）。那座湘潭供销大厦，就是这样的一个。我在十八年开始供职于它的时候，正是它刚刚建成之际，也是全国供销系统向城市商业经济升级转型的当口，当时中国的整体商业还处于半计划状态，因此供销大厦在当时还作为一支新兴商业力量形成了对传统百货业的冲击，曾经红透半边天。从历史上讲，供销大厦是中国商业变革过程中发挥了一定力量的，至少在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初期成为了一条由乡镇泥鳅而进入城市的鲶鱼。我记得当时的竞争对手就是商业局下的百货公司。然而，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护多久，当时我还是这座大厦的团支部书记，带领一批团员和青年经常做一些柜台亲民服务，我在后来离开了，这在当时称为下海。再之后，关于它的消息就越来越少直至空白。尽管它曾经有过这样的辉煌，但是非市场化的体制在最后成为了它的发展掣肘，也成为了权柄与私利的温床，后来它所发生的危机就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都遇到了同样的挑战）。现在忽然听到有关它的消息，仿佛是听到一个极遥远的名字。湘潭，我的故乡，然而我在那里什么都没有留下了，只留下了少年时一个人在湘江边上独行的回忆，那些柳树和桑树，以及辽远的湘楚天空（这座城市今天仍然是一个成长性很小的城市缺乏经济活动更缺乏理想）。事实上，供销大厦这种由计划经济所产出是一个时代转型期的怪胎，在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前它早就离开了这个纷乱多变的历史舞台，而今天的破产似乎是某种程序所必须给出的一个指令或名份。有些名份，以历史观来看，是完全多余的啊。

在描述唐朝的兴盛时，我就在思考这么一个盛世朝代之外的问题。我在想，唐朝的盛世，是否也会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湘潭供销大厦的历史呢？在一定的时候兴起并繁荣，又在一定的时候消亡和破产？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在论宇宙之元时就使用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宇宙的元动力是一团永恒的活火，这团活火对于人类和万物而言，都会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也会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这是宇宙所行使的特权）。湘潭供销大厦与中国的唐朝，是否就是赫氏所描述的这样一种事物？

当唐朝在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中兴起时，当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将创造出令东方与世界如何惊诧的辉煌历史。这样一个辉煌，恐怕就连唐太宗自己也没有这么奢想过。倒是后来的人们，面对盛唐的繁荣以及由这个帝国所建立起来的皇廷威仪，还有自唐而兴起的无数大国诗人们，都心存敬仰和羡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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