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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失。当然，春节还为许多已经进入现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回归封建国度的机会，赌钱、酗酒与无所事事成为这一时间的价值主流，也让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时代嘎然而止，几乎可以令所有现代文明在短短几天之中荡然无存而至崩溃。而至于年年必上的春节联欢晚会，更是一个难以为继的传统大观园，很明显地，它的新鲜度已经在这个新世纪中发生了剧烈衰减。凡此种种，不一而尽，每逢春节来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与堕落的那一部分，很能够变得扬眉吐气，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如此来看，这样的中国春节，是可以做一个告别仪式了。

满汉文化的再融合（2）

这样的一番谈论，算是笑言。而就在1644年，中国的历史再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经濒于灭亡的中国社会在准备步入现代社会之际，被来自白山黑水之际的满清力量轻而易举地更替了，并由此而开辟出另外的一个满汉交融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并非史书上常称的中国历史的简单嬗递，而是汉文化的再一次断裂和外来文明所施与的多民族文化的再一次融合（这种融合仍然是被动而非主动与能动的）。

满清入主中国，除了这其间所应有的历代王朝更迭所有的史事之外，发生了一件颇为特别的事件，对于满清巩固其王朝地位同时也对打击中国文化传统均有着深远的影响，以致于围绕此而延漫了二十余年方才最后平息了风波。此事就是清朝顺治二年由摄政王多尔衮所颁布的“剃发令”。此令一出，激起了满清与汉人之间的剧烈冲突，而满清对于剃发令的执行也异常坚决，以致发展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极端。继而，多尔衮又颁令，所有国人着装也必须遵从满清朝廷的服制。在江苏江阴，“剃发令”导致了整座城市的集体反抗，汉人高呼“头可断，发不不可剃”，在长达81天的时间中抗击清军数万人的围攻，直到破城之后仍无一人投降，最后被清军屠城，城中仅余53人。这样的抗争与屠杀事件，在汉人集聚地屡屡发生，直至一代人之后方告平息。

我在此无意批判“剃发令”与“着满服”，也无意对由此而发生的两个民族间的悲剧作出道义上的评价。从历史的理性角度来看待，当一个拥有极端权力的势力产生时，这种单极价值的社会系统总会发生类似的悲剧，或者说，此乃一个极端模式下的必然结果，将满清换作成为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其对于明朝旧制的惩治也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满清与汉文化的殊然差别，因而要求了整个传统社会必须对这样一个极端政权作出更加巨大的牺牲。如果将这一单极社会的价值观延伸二百多年以后再看看，再度由汉人而起的辛亥革命中关于“剪辫子”的举措，也同样有着相同的伤害性。那时候，满汉早已和睦一家，留辫子与着满服已成社会风习，所以，“留头不留辫”反过来又成为新一轮的文化风俗革命。纵观中国的历史，在缺乏中心价值的单极体系中，王朝和国民，都是翻来覆去地重复着权力和这种与权力相关的日常生活约制的改变，从而整体上失去了国家的真正价值方向。

这种失去中心价值方向的文化融合也产生出它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往往也是机械主义的。我们在讨论一件事物并希求得出结论的过程中，经常都会发生因对事物采取的价值判断不同而产生出各自相去甚远的结论，将此一点放大来看，这也是一个社会与国家发展在价值取向与行动结果的决策与因果模型。但凡人类，无论东方抑或西方，古人还是今人，当代还是未来，都会面临因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引致结果不同的差别，在一些涉及重大利益和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领域等关键目标上，这种差别中往往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在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这恐怕也是人类深为苦恼的一桩大事。而在此，在选择机械主义与有机主义之间，选择有机主义则将更倾向于一个可能好的结果。

失去中心价值方向的文化同样也会产生出令后人们深感诧异的结果。这种结果在清朝的突出表现就是文字狱。如果将这种文字狱放在今天，很显然这将是触犯法律的，每一位公民都有可能因此而成为原告者，并以此捍卫自由舆论的权利，然而在三百年前，这样的事例却是中国社会文化史中由于它的单极系统而导致的专制集权所必有的一种文化反应。而从人本的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原始的、野蛮的不宽容。事实上，这种不宽容早已在二千年前的秦始皇的朝代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到了满清之际被发展到了文化专制的极致而已。

满清之所以将文字狱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其原因也很简单：一个少数民族成为中国君临天下的皇帝，其自身权重自然不如传统来得更大，从这一点来判断，自然会得出强力推行满清服制和剃发臣服的举措以及在文化上予以严密的防范。这种防范稍事过头，都会产生出过激的行为。文字狱就是这种过激的结果。满清在入主中国之后的整个心态是复杂的，尤其是最初的半年世纪中，它既充当了中国明朝与大顺农民政权的双重征服者，也同时不能立即去除外族侵略者的这一身份，同时更在文化中扮演着一个异类的奇特角色。为了尽快达成名正言顺的政权稳固，满清王朝一方面大力提倡尊孔和推崇理学，重用儒理饱学之士作为清朝辅臣，更是在文化教育上承袭明制推行科举。而同时，对于天下文章和话语则以远密过前朝的文网予以监视，使天下之民（几乎是对汉人）不得对清廷的些许怨言和斥责之词，更不许出现胡、夷、狄这类鄙薄满清的字眼，一旦发现则予以屠戳，执以重法。文字狱在满清之兴，不下七八十起，以致天下不敢轻易为文章，而文化典籍亦由此而被惨重破坏，文化与学术几乎中止。而这一现象，居然在20世纪的六十年代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再度上演，仅仅十年之间，便令中国刚刚复苏的现代文化精英们痛遭挞伐与流放，使现代中国一夜之间痛失一个时代。因此，由此可以看到，一个单极系统的极端价值观所形成的传统持续力对于中国的深远影响，而同时，这种单极的极端价值观所形成的巨大摧毁力。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仍然不能放松这种开放进程中对于封建极端价值观的高度警惕。

满汉文化的再融合（3）

前天我还在央视的一档节目中看到周思远教授在讨论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有多远的问题，将这一问题进一步延伸，便自然而然到达了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巨大国家怎么样也要有一位诺奖获得的推理结果。然而我认为这样的推理结果不应当是由周教授得出来。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与否，我们更应当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发展的水准作一个基本比照之后更有可能得出。周教授在谈话中还举出了东方文化的表现与西方文化表现的差异作为一种解释，这样的解释就显得更无必要了，因为一旦如此我们将无法看到川端康成以及大江健三郎在诺奖上的身影，也无法真正理解《我的名字叫做红》的获奖原因。很可能，我们的解读将使我们离真正的诺奖更远。

或许诺贝尔本人对于文学奖的设立的愿景就是最好的答案，而中国文化的机会，则在于对这一愿景的持续理解。或许，当我们再回到刘思勰的《文心雕龙》中再诵读一遍“言为文也，天地之心哉”的话，能够看得到那个充满着未来憧憬和怀抱着人类理想的冒险家所树立的旗帜一角。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整体价值失去，很可能这才是最根本的因由吧。

在清朝时代形成的文化成果中，有两个方向的例子可以讲一讲。第一例是明末清初所产生的民主进步思想群。其实这一“群”也是一个极少数派，我在此之前已略微谈到过，即是后来文史学家们所评价的“新民本思潮”。它的代表主要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其思想体系主要是对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国体的反思和批判，延而伸之也涉及到了对程朱理学的质疑，客观上，这些民主进步思想中也发萌了唯物辩证法的端倪，同时也带来了“工商为本”的准现代观点。然而，所有诞生在这样一个单极封闭系统中的新兴思想都无疾而终，而在文字狱大兴的时代，能够作出这样的思考就已经很有勇气了。事实上，我个人更感佩的是这种个人的学术勇气。而在与此同时的西方，英国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革命，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工业产业革命已经使它成为了新世界的火车头，而近在咫尺的日本，明治维新将它以一种自我变革的方式完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型，仅仅只是一百年的时间，世界的变化和发展远远超出了中国王朝能够想像的范畴，这使她不得不在后来的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为这种落后而付出巨大代价。即使在今天我们来讨论这种代价，也会为此而感到份外沉重。

另一则例子则是一本《红楼梦》的小说。此书在中国近二百年来一直都居奇高之位，里面的人物故事几乎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近几个月间，又有风传再拍《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热讯，各地海选剧中人物，从刘姥姥到林妹妹及金陵十二钗（皆是书中人物），让中国老老少少都很沸腾。这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殊有不同。当一部二百年时间的小说还能在今天如此热闹，其中的泡沫早已大于真实的价值。有好事的媒体也随之作了一些相关调查，发现小说中讴歌的宝玉与林妹妹之恋并无什么激情，而那位曾经绝色感人的林妹妹也很难获得今天的中国青年们的喜爱，事实上，如果将演艺界的功利炒作撇开不谈，《红楼梦》之于今天的热度更可以视作为中国传统将尽的一种回光返照，而同时，也可以折射出中国之于传统价值的迷恋和在现代社会中中国饮食男女们的集体迷惘。而我们面向未来时的最大可怕，也恰在这里…从另一角度上讲，这也是中国文学为什么难以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深刻因由所在。

在这里，除了曹雪芹这位故去的伟大小说家之外，我个人对《红楼梦》中的人物一个也不觉得喜爱。如果从史学与中国满清社会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待的话，这部小说所体现的价值会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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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之盲（1）

Those　who　have　never　been　told　of　him　shall　see；

And　those　who　have　never　heard　of　him　shall　understand。

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说过的，将要明白。

…《圣经。以赛亚书》

有许多次，我在检省和考量中国历史并希望得出的某一个结论时，都想到了“盲人之钟”的概念。这是一个奇特而确实存在着的概念。它意示着钟与时间以及与那位盲主人的三角关系。也许那个盲主人永远看不到准确的钟点指向，然而他却能通过唯一的耳朵与听力来辨别时间。这座钟是需要上发条的，而且还会发生机件的磨损，它在每一个时段后都需要与实际发生的时间进行校对。这种时候，盲人与钟之间的关系将会与真实时间的关系产生错异。在一个相对封闭条件下（我指的是缺乏其它外来干涉或正确指导的因素），盲人的时间与直实时间的错异会通过时间的不断延长而变得越来越大。

之所以会想到以这样一种结果来作为对中国历史的评价，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过往发生的历史与“盲人之钟”有十分相似之处，而在现代中国社会，这种“盲人之钟”仍然可以在许多中国人以及中国事件上得到表现（我不能不对这一事实感到沮丧和悲哀）。在此，我还可以强调并解释，这个盲人最先是并不盲的，只是在后来的某个时间开始，他的视力消失了（这与他的学习和进取以及梦想有关）。即便他的梦想消失，然而他仍有生命并必须活在时间中（他的客观存在价值），所以他便只好采取了与真实时间产生错异的存在方式。我在想，这种盲人与真实时间之间的错异需要达到何种值时才会让盲人惊醒？或许，这种错异会任由它越来越大？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全球化进程以一种渐行式来到中国时，中国的满清王朝还是有所知觉的。甚至，就连英明的康熙皇帝都颇为喜爱那些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将他们收纳在身边，听取他们讲解自然科学的知识。很可惜，这种科学的简易知识并没有一个社会性的承接，而康熙皇帝也只是停驻于纯属自己的个人爱好之中。他还要忙于这个国家很多的事务，譬于立太子、譬于削藩、譬如收复台湾以及平定中俄边疆还有提防文字上出现的反清之逆等等。总之，这个大帝国的事务繁多，而危机总是四伏。这种态势下，往往是一个国家开始重新审定自己的未来道路之际，然而，康熙皇帝们都停留了下来，他们所思考的，是如何保持住他们祖先打下的江山。关于变革，在崇尚祖制的中国单极社会中，是任何人一个念头都没有闪现过的。

我和李一道长在缙云山绍龙观中坐而论道时，也谈到了国运的话题。道长也感叹这个时代的过于浮躁喧哗，而国运中兴，他也有同感。他还谈到了国运与道教之兴衰的辩证之理，国运兴则国教亦兴。我认为，将道与国相统，应是道教与国学、国教与国运亨通的原理。道长表示了赞同。我想起日本德川时代兴起的神道，也是开启国家政教一体的发端。当然，现代社会的中国，将更加注重科学与经济的发展，然而，作为一国之学以及国家的信仰之本，国教的兴起亦是一件甚为伟大的事情。2007年的春节，阳光明媚，几乎是一种初夏的感觉了。在缙云山上，也颇有一些游众，道观里也是香火旺盛。道长谈到国学时，也指出，自宋以来，中华国学就已近乎停顿了，而至明则几几乎消亡。这一点，与我考察中国华文史的结论几乎相同。若以此计算，中国之文脉断裂，则有千年之久。这一裂隙，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巨大空虚。

在读到满清皇帝们严令海禁以及仅仅将广州作为对西洋的唯一通商口岸时，就很是无奈地笑了。我试曾想，假若我是当朝的皇帝，又将如何面对那个来自世界之端的消息？将广州辟为口岸，绝不是因为通商的便利，而是需要虑及帝京的安全。这一动机，与明成祖派出郑和下到西洋应是相同的心理。无论怎么说，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皇帝们在世界化进程面前的无奈和权宜的心态，稍微推理并论证一下，后来发生的鸦片之战以及圆明园被焚也就可以预见得到了。换句话说，中国在十八、十九甚至二十世纪这接连的三百年中几乎对全球贸易均处于丝毫无知的状态，它除了搜刮国民和维护自己独尊的统治之外，几乎不能再做其它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是一千年以来的一位罕见的盲人，处在世界的亚洲大陆东岸，拥有巨大的幅员和人口，在真实的时间中过着纯属于自己的自得自乐的时间，直到被这个世界更为强大的种族和文明所发现。

这只旷世的盲人之钟，渐渐停止在了它自己的尽头。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无力来为它上发条了。世界给中国换了一只钟，世界时，也没有再管中国人是否适应这就如同满清入主之后的“剃头令”一样，没有管中国的汉人是否适应。

就在中国衰落的同时，远隔太平洋的彼岸，一颗未来大国的种子也在这个时候被一只叫作五月花号的帆船抛撒到了北美洲的大地上。这是继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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