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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巨星（第1页）

1.刀锋上的女人：罗莎·卢森堡

玫瑰就在这里，我们跳舞吧！

——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我必须用双手努力攀住这牢笼的边缘，为此我需要向困居在动物园中的野兽学习。

——罗莎·卢森堡，1917年2月18日

来自伏龙克要塞监狱（WronkePrison）的通信

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

——弗兰兹·卡夫卡，出自“卡夫卡的第三本八开笔记”（ThirdOctavoNotebook），

于”K的城市：卡夫卡与布拉格”

（TheCityofK.：FranzKafkaandPrague）展览中展出

罗莎·卢森堡无疑是我们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人物。但当她意识到自己的世界正处在无从预知的混乱中，而这完全是由于人们已经惯于用“政治谎言”为自己牟利所致之后，便不再期盼自己以往的信念在此生可能成为现实。倘若不设法让自己置身于有关独裁与恐惧的旧日景象之中，我们恐怕很难真正理解罗莎·卢森堡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的意义。她的政治观点带有某种神秘主义倾向，这使她往往会让自己的盟友与批评者同时感到诧异。但这不意味着她的政治观点是语焉不详的“空中楼阁”。她的观点是带有强烈诉求的，这种诉求的出发点是保障受压迫者的利益——她希望可以建成一种良性的社会制度，从而矫正当时充满了不平等与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她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身份也是我们之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丑陋之处日渐暴露的时代追忆她的原因——但这仅仅是诸多原因中的一个。更关键之处在于，她是个女人，一个拥有卓越口才与斗争意识，同时也被多数“厌女症”患者视作眼中钉的女人。更何况她还是个犹太人，一个永远的异乡客。她一生都在波兰、瑞士和德国之间颠沛流离，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让她不受迫害、真正施展抱负的地方。她是为了一个不够理智的信念而献身的。卢森堡出生在波兰东部卢布林省的小城扎莫什奇，十九岁时为躲避因与地下组织成员接触而招致的牢狱之灾，她藏在一个老农的破旧马车里，永远地离开了家乡，从此开始了独自一人的漂泊。而当听说这个犹太女孩打算接受洗礼，与自己的基督徒恋人结婚，并且她的逃亡也完全是因为要躲避家里对这桩婚事的反对时，当地一位热心的天主教神父向她提供了帮助。

没有归属感，反倒成了卢森堡思想力量的源泉。这种感受使她可以不受束缚，即便被囚禁也依然可以借由思想力量，实现精神上的自由。同时，这份不安也是她不断深入思考和寻找自我的原因。我们不难从那些出自她手的信件、革命宣传册以及报刊文章中理清她的思想轨迹（即使是在服刑期间，她仍然笔耕不辍）。“她内心热烈的革命激情熔化了束缚她的枷锁，而她的钢铁意志必然可以让她挣脱那罪恶的牢笼。”她的挚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这样写道，“（集聚了）关于外部世界的思考与担忧，使得那囚禁她的斗室也显得无比宽阔。”作为一名革命理论家，卢森堡展示了一个被压迫的人，尤其是一个被压迫的女人，可以酝酿怎样卓越而远大的理想图景。“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向往任何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是全世界。"1938年，在面对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时，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写下了这样的名言。而对于卢森堡和伍尔芙这样两位杰出的女性，即使时空隔开了她们，但民族主义依然是她们共同的苦难根源。“英国人的法律不接纳我们，并让我们确信，他们一定会长久地拒绝我们。”伍尔芙如是说，“他们视我们女人是国家的耻辱。”尽管卢森堡并没有活到希特勒的时代，但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伍尔芙视作她的继承者，因为卢森堡所看重，并隐约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有所表现的精神诉求，在伍尔芙身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实践对女性地位的强调，并将这种对女性地位的强调与反抗民族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

当然，卢森堡最终还是以其革命活动而闻名的。由于她的努力，20世纪初的十个年头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这些成就至今仍有回音，振聋发聩。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没有2011年相继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政治浪潮，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罗莎·卢森堡是处在怎样的动荡之下提出这些卓越的思想成果的。当我们看到这些在今天仍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聚集到街头，以理智或不理智的方式要求着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时，他们好像正走在卢森堡和她的同伴们当年走过的那条老路上，等待着这个女人从过去的时光中复活，来为他们指明方向。“一个月之前，一周之前，三天之前，”埃及作家阿达夫·索埃弗（AhdafSoueif）在《开罗，我的城市，我们的革命》（Cairo，MyCity，OurRevolution）之中这样写道，“我无法告诉你这里将会发生什么。”而当时同样身在开罗的谷歌高管瓦伊尔·高尼姆（WaelGhonim）则表示，“（暴动行为）完全是出自于自发自愿的。”这似乎是往昔动荡岁月的翻版——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曾体验过那段时光。对于罗莎·卢森堡而言，那段时光意味着某种脆弱但决绝的紧迫感。她深知，无论是在个人生命中还是在公共空间里面，任何变化都只有在自发的条件下才能成立。卢森堡时常用自己的私人体验来类比政治理论，这表现了她作为一个女性始终坚持的人道主义，以及这背后的坚强意志。在这一点上，性别刻板印象的荒谬之处被体现得尤为明显。无疑，卢森堡不仅有着卓越的才华，而且具有越挫越勇的顽强性格。更重要的是，她的政治远见可以穿透当时笼罩在社会上的阴霾，看清事物的本质。她把自己体验到的阴霾称作是“灵魂的擦伤”，正如我在本书最开始引用的格言，“你可以想象，”她在1898年给约吉谢斯的信里写道，“我对新生活的全部勇气，恰恰来自那些对我灵魂的伤害。”

2011年，那些在开罗或者其他地方通过激烈方式进行的请愿事实上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回应，尤其是其中日益被明确和亟待解决的女性权益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到了2013年7月，政府力量再一次掌握了权力，第二次革命的尝试最终成为这次革命的终结。而在这一次骚乱中，更是发生了无辜妇女在解放广场被当众强奸的恶性事件。这几乎会成为每次暴乱的主题。在2011年12月，海茵德·芭达维（HendBadawi）在参与对临时政府的抗议时遭到了强暴。之后，她大声斥责了到医院来探望她的陆军元帅、当时埃及政府的实际权力拥有者坦达维（Tantawi）：“我不需要您的探望，我不是那些忠诚于您的暴徒！”而现今，这个勇敢的女孩正在整个家族的“冷暴力”侵扰之下，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并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芭达维的革命之路也许就此画上了句号，但作为先行者的卢森堡，在与她相仿的年纪时，就已经将革命信念深植于内心，并通过实践，使之成为生命的核心意义：“我将通过参与有关这个社会的革命，修补我内心中需要变革的部分。”

但对于我们而言，所谓的“革命”正处于停滞之中。今天埃及方面的情况似乎变得不能更糟：由军政府把持的政权正在肆无忌惮地压迫平民。我们根本无从确定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而那镇压革命的反动势力自己同样无从知晓未来。“中东地区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动荡期，”记者、国际事务观察者帕特里克·库克伯恩（PatrickCock-burn）写道，“在此之中反动势力将会证明，想要通过联结各方势力巩固自己的力量，会同革命本身一样艰难。”而这种负面的不确定性，使得卢森堡所看重的对公平和正义的执着信念，变得更加符合当今的主题。当革命初衷得不到满足，人们便会迅速回归到之前的生存模式时，资深评论员马尔万·比沙拉（MarwanBishara）也注意到了“公平与正义”的意义。他呼吁人们，在考虑问题时一定要基于这样两个立场：事情可能会越发糟糕——而这世界又总在变化。事实上，革命的特性，在于强迫人们改变对时代的看法，使人们相信“不可发生之事正期待发生，曾经发生之事绝不会重演”。这会诱导人们进入“盲目革命乐观主义”的陷阱之中。对于观察者，尤其是当权者而言，这种盲目的愿景同样可以成为抑制革命的道具——他们只需要证明，未来并不会如想象一样被改造得更美好。在诸多恶兆之下，以预言种种可能后果的恐惧散播者们，会把无政府主义的崩盘作为例子，使人们怀疑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描述一种荒诞可怕的未来，来维持当下的荒诞，从而限制自由的声音。

但卢森堡所扮演的角色，既不是乐观的革命者，也不是危言耸听的当权派。在1917年11月24日于布雷斯劳监狱寄给露易莎·考茨基（LuiseKautsky）的信里，她希望自己的朋友可以继续“摸索、探寻、保持”着自己内心那个“年轻女孩”的存在，尽管露易莎此时已经63岁了。而当次年5月露易莎前去探望卢森堡时，她内心的煎熬、“焦躁不安、欲求不满的自我搜查”，全部都通过眼神清楚地传递给了卢森堡。于是，卢森堡隔着监狱的铁窗鼓励自己的同伴，“我欣赏的恰恰是你内心的不确定性。”对于卢森堡而言，这种通常表现为焦躁不安的不确定性，恰恰是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中的重要美德。在她同样写于布雷斯劳监狱之中的文章《论俄国革命》中，她强调要“避免利用一些现成的处方来处理人们在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对于卢森堡而言，那些根本性的未知始终占据着她的政治理念的核心部分。在处理敌我矛盾问题上，她会尽可能保持爱憎分明，但她十分厌恶自己的行为会被某种既定的情绪规则所操控。而当她面对对手与批评者的指责和挑衅时，她往往会提高自己有关革命信条“不确定性”的标准，来判断自己应当怎样处理这些来自反对者的声音。在我看来，这正是她可以在民主自由与社会主义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的原因。这同样也使我们可以把握她两个身份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结，一个是她个人做为女性本身，另一个是做为男权统治世界中的公众。她是我在这本书里列举的第一位放下有关男权成见的女性，并且由此为这个世界贡献了自己的信条与引导。她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对抗世界的不公，并以自己的宽厚和敏感，度量世界的粗鲁和野蛮。

1870年，卢森堡出生时，她的故乡扎莫什奇已被俄国人占领。四岁那年，她全家搬到了华沙——也许她最早的政治经验，便是在这里经历的有关1881年大屠杀的记忆。作为非正统犹太人，卢森堡一家既不属于不肯接纳他们的犹太社会，同样也不属于反俄罗斯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社群。在年纪尚轻时，卢森堡便已经参与到女性无产阶级运动之中。十五岁时，她参与了由当时华沙无产阶级领袖玛利亚·波芙斯泽维奇（MariaBohuszewicz）和她的合作者罗莎莉亚·费尔森哈尔德（RosaliaFelsenhard）一同组织的一次工人暴动（这两位领袖随后双双因这次事件被捕，惨死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途中）。由于她“非正统犹太人”的身份，她时常扮演局外人的角色。1898年，她以一个年轻女犹太积极分子的身份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她从不把自己看作个犹太人，但她的犹太身份却总会成为外人眼中的标签。正像她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艾廷格（Elz·bietaEttinger）所说，“她所拥有的身份，在德国眼中始终被看作下等人，经常遭受一种情感上的挑衅。”而在卢森堡身上，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随着她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断让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得到提升时，这种敌意也进一步被加剧了。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此时的她“正保留着自己的波兰犹太人身份，生活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国家，以及一个自己即将鄙夷的政党之中”。而男权主义世界对女性，尤其是那些所谓“出风头”的女性的厌恶已经达到了气急败坏的程度。这一点在卢森堡身上的表现简直堪称范例：维克多·阿德勒管她叫“恶毒的婊子”，奥古斯特·倍倍尔则称她的言论是“卑鄙女人喷出的毒物”（这两人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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