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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洛妮克（第1页）

最近的一两个月，在报纸的头条上总能看到奥利弗·瑞恩的名字。我现在已经拒绝再接受任何的媒体采访。对于他袭击他妻子的事，我总感觉自己多少也有一定的责任。虽然很可悲，但每当听到他的名字，我总会立刻不自觉地想起1973年的收获季，四十年前的伤疤便又一次被揭开，那彻骨的伤痛丝毫没有一点减轻。

无论你多么努力，人对于自己人生中最黯淡的时刻是永远无法忘怀的。这么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希望能改变曾经发生的事。假如当时这样做了，假如当时那样做了……可是时间终究无法使伤口愈合，伤痛始终还在。只是人会渐渐习惯那个伤疤的存在，仅此而已。

但是，在事情被渐渐淡忘之前，我必须要弄清楚事情的所有头绪。要解释这一切就必须要追溯到我父亲生活的时代，要理清所有的因果关联。

因为饱受战争的摧残，父亲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很多。战争时期我还是个年幼的孩子，只知道有段时间总会有一拨一拨的访客来到家里。现在我知道他们是受到父亲庇护的犹太人家庭，到我家是为了躲避维希政权下的波尔多州长对他们的迫害。据后来披露，这位公仆曾下令将包括二百二十三名儿童在内的共一千六百九十名犹太人从波尔多境内驱逐至巴黎附近的德朗西临时难民营，随后再移送到东部的死亡集中营。

如此多的同胞没有任何过错却要经受这样的残害，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我想，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每天都仍有种族屠杀在发生，只是对我们而言，关掉电视机或略过报纸上的相关新闻，假装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要更容易些罢了。

我父亲是个英雄，既有智慧又有高尚的品德。在我们的家园被敌军占领不久后，我母亲就去世了，这令父亲伤心欲绝，但母亲在临终前就预料到了即将发生的惨剧，并要父亲向她保证，一定会竭尽所能保护我们的朋友，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我们住在我父亲家族历经七代传下来的城堡里，生活十分安逸。我们生产的美酒佳酿销往欧洲各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我父亲不像母亲那般具有生意头脑，母亲去世之后他只能艰难地支撑着。维希政府的暴行让他震惊不已、心烦意乱。

他邀请了几个犹太裔家庭在露台台阶下的酒窖里安家，尤其是在1942到1944年期间，是法国当权者全力推行种族集中隔离的时期。父亲拒绝沉默，曾经多次向地方行政区的秘书长陈情，最终都徒劳无功。于是他只得凭借自己的力量，依靠当地线人提供的信息，在政府的集中行动开始前，就抢先一步把人都集中起来。我的塞西尔姨妈积极活跃在城市里的抵抗运动前沿，通过朋友们的关系网，她成功地配合营救了许多被盖世太保盯上的家庭。这些家庭必须要避人耳目，虽然城堡里有足够的空间供他们容身，父亲还是觉得这样风险太大。我们的城堡所处的山谷被两山夹抱，很容易被监视，所以白天他们全都不能出来。如果有突击检查，也不能留下他们的任何踪迹。所以父亲着手把地窖改造得更适宜居住些。他明白这样做是在拿家族生意冒险，毕竟这期间家里的酿酒工作不得不暂停下来。他通过一些朋友从瓦朗斯订购了一些油灯、毯子、书籍和衣物，以免在本地订购引起怀疑。他都是在夜间收货，他和一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一起，为那些无处藏身的家庭创建了一个临时的避难所，直到能有机会送他们北上穿越国界去瑞士，到了那里，他们就能够免遭迫害。作为一个孩子，家里时常有新的面孔进进出出，对我来说很是激动。但那时的我太年幼，看不出他们脸上的悲伤和绝望。那个时候，我还一直接受着家庭教学，又是独生女，但父亲让我懂得了在紧要时刻保守秘密的重要性。

在开展这些行动的同时，父亲也会一如既往地腾出时间来陪伴我，他教我懂得这世间的道义所在，也让我知道在他的生命中我永远排在第一位。

1944年5月，就在解放前夕的几个月，在盖世太保的一次午夜突袭中，栖身在我家地窖中的犹太家庭被发现了，其中还包括我最好的朋友萨拉和玛丽安妮。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们，后来才得知她们和她们的家人都死了，有的是在试图逃离德朗西集中营时被射杀而亡，有的则死在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

盖世太保查封了我们的家，我父亲也被本地警方逮捕了，我则被送到了城里的塞西尔姨妈家。我有六个月的时间没有见到父亲，但每个夜晚都会祈祷他能平安归来。这些事情大都已被我淡忘，这让我多少有些羞愧，但当那些曾经经历过那场噩梦的老人给我讲起当年发生的事时，所有的一切又都历历在目。

解放后我们一家回到戴格斯城堡共度圣诞节，但我们曾经美好的家园已经面目全非。房子里的地毯、油画、家具和寝具全都已经被洗劫一空。地板也被拆来做了柴火。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他在狱中遭遇的一切已经将他击垮。那时的他仅仅四十八岁。

许多年过去后，我提出让他买一台打印机，并把我们过时的文档系统进行一下现代化升级，这样用起来也比我们从前管理农场所使用的分类账要容易些。父亲毅然决然地拒绝了，那时他才告诉我他在入狱期间曾经被迫用打印机打出驱逐令。这件事他从未告诉任何人，虽然他曾经有如此多的英雄事迹，但因为这件事，他心中剩下的只有耻辱。他不愿让自己所爱的人为他背负罪责，在我眼里非常崇高，然而独自承担这样的痛苦定会啃噬一个人的灵魂。正如世人所知，盖世太保的凶残程度，在其濒临溃败之际尤为甚之。

我还记得当时我和父亲相拥在仅剩断壁残垣的藏书室里，曾经摆放着诸多珍贵典籍的书架已被洗劫殆尽，我们只能从废墟之中挑选出残存的一些书籍，我甚至还记得当时父亲怀抱中的温度。父亲是位藏书家，我记得当时他就发誓一定要最先修复这个房间。

由于在藏匿那些犹太家庭期间我们的酿酒厂停止了生产（酒厂的运作必须要使用酒窖），而后来父亲的精神也变得极度脆弱，根本无法重新管理酒厂，所以我们没了收入，只能依靠他仅剩的一点祖产度日。我们封闭了房子的一侧翼楼，将自己的生活空间缩小到仅有的几个房间里。我养尊处优的童年生活就此结束了，但那时的我对生活水准并没有什么概念，自然也就谈不上留恋。当时我太过年幼，根本不懂得贫富的差异。我很高兴能够去本地的公立中学上学，而父亲则绞尽脑汁地想让那些疏于照料的葡萄树恢复生机。父亲恳求塞西尔姨妈搬来与我们同住。他坚持认为我的人生中必须要有个母亲般的角色存在。塞西尔姨妈是我妈妈的姐姐，一直未婚。从我妈妈仅剩的一些照片里还能看出她们有些许相像，但塞西尔姨妈却不像妈妈那样是个美人。她不知道要怎么跟小孩相处，我们总是为了一些荒唐的小事发生争执。我父亲也渐渐厌倦了当我们之间的调停人，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如果父亲信任她，那我也应该信任她。我现在突然想起，他们似乎曾经是情人。我脑袋里还有一些片段，好像曾经很尴尬地撞见他们在一起过，但这些都不要紧。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没有真正认识到，为了要当好我的监护人，她做出了多少牺牲。

是塞西尔姨妈告诉我要怎样做一个女人，并在我初潮来临时给我递上了卫生巾。对此我感激不尽，因为我的父亲一向古板，这样的谈话绝不可能在我们之间发生，不过后来他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个男女平等主义者。

我在学校成绩平平，但最后却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父亲觉得是时候让我去波尔多或者巴黎上大学了，可我是个小镇姑娘，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离开朋友、父亲和塞西尔姨妈去适应新的生活圈子。村里的女孩们都没有上过大学，我觉得自己跟她们也没什么不同。她们充其量只能在我家地里找份活儿干，我也不想让自己与众不同。她们都是善良、诚实的人。除此之外，我家的条件也无法供我在巴黎大学读三年书，而且我觉得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都能在克洛尚学到。我并没有什么野心，并不像我父亲想的那样，想成为一名医生或是律师，但又不敢告诉他。当我最终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想法时，竟然明显地感觉到他松了一口气。父亲和我变得非常亲密，随着年岁渐长，身体逐渐衰退，他也越来越依赖我。

我被安排给市长当秘书，这是份象征性的工作，一星期只需要上五个半天的班，然而在那里工作的十年里，真正让我觉得吃力的却是要如何躲避市长不规矩的手，我时常得指出他已经年纪一大把了，还得大声地提醒他要对自己的妻儿负责。

市长对我动手动脚的事我对父亲只字未提。他如果知道了一定会很震惊，不过我已经足够坚强，并且有能力对付那个老家伙。

我们已经开始了家里的修复工程，这个过程漫长而费力，每天下班后的下午，我都会回到家，帮着父亲和塞西尔姨妈一起养护土地、修理房屋。

我和村里的年轻人们保持着社交往来，也会参加本地的各种狂欢节和舞会，但我并不想交男朋友。有好些本地的男孩子追求我，我也会跟他们打情骂俏，互相亲吻什么的，甚至还算得上调情高手，但我却无法爱上谁。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我大多数朋友在结婚前都会有好几次恋爱经历，可我的内心里却总是会想：“父亲会愿意让这个男孩进入他家吗？父亲会愿意让我嫁给这个男孩吗？父亲能接受这个男孩吗？”对这些问题，我脑中能想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我想，我的女性朋友们都很同情我，我参加了一个又一个婚礼，她们总会安慰我说，下一个结婚的一定会是我，还会给我介绍她们的表兄弟和朋友，可我却宁愿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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