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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鲁迅与佛教的关系（第1页）

鲁迅与佛教的关系一直以来是个神秘的话题。他为求平安，自幼皈依，法号长庚。成年后，他也曾于寂寞中对佛经下过很深的工夫，并于1914年出钱刻《百喻经》，使其流行。他感叹“释迦牟尼真是大哲”，但他从未正面谈过他与佛教的关系。一方面，他的行文处事与佛教相去甚远，如在人生的选择上，佛教是将解脱放在第一位的，生命倒在其次。在佛教的认识里，生命随业力流转，百转千回，忽而上天，忽而入地。所谓生死如海，头出头没。佛性虽也人人本具，但被五欲遮蔽，而一旦开始修行，便有解脱的可能。是以佛教有佛陀前身为求道以身饲修罗的故事，这里面有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意味。

而鲁迅则将生命置于人生的首位，他的意见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另一方面，他在文字中透露出来的精神又与佛教的精神非常相契。他在1919年写道：“我们应当发愿为人类取得幸福。”他后来在病中写道“无数的人们，无尽的远方，都与我有关”，这与佛教同体大悲的精神何其相似。

鲁迅在行文中惦记着具体的中国人的幸福。这惦记如此之深，以致他怀疑文字的作用，也使他将这怀疑带进了他的文学。他在怀疑中成就了自己的文学，但他从没有真正迷恋过自己的文学，成为文学家也并不是他毕生的追求。鲁迅后期将自己投入了杂文的写作中。有一种意见认为他与现实太近，伤害了文学，但在更深的意义上，在人格上看，他完成了自己的追求。文学家的形象或许可以描述出鲁迅的某种本质性的东西。这个描述至少比思想家鲁迅更为准确，但显然并不是鲁迅的全部。

在对鲁迅的解读史上，鲁迅被描述为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虚无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启蒙者……但即使是这些名号的总和，也无法显现出一个真正完整的鲁迅来。在这个意义上，将佛教引入鲁迅研究，并试图讨论鲁迅从一个早期意气风发的写作者，到后来内敛深刻的文学家，佛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或许是有价值的。

一　鲁迅的绝望感与佛教

在佛教看来，人间虽属善道，却是很苦的，而且从根本上看，也是没有出路的。无常、苦、空便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再大的福报，再美好的生活，转眼就是尽头，而福气越大，也就越容易作恶，福尽后的苦难又是无穷无尽，是以佛教并不注重于物质的满足和精神的享受，相反，佛教对人世的一切寻求幸福的努力的都是悲观的。因为它们都不是解脱，也就都是徒劳。

基督教以上天堂为究竟，佛家是排斥这个的。释迦牟尼佛舍弃了王位，也舍弃了以政治教育等等方式实现平等幸福的努力。舍弃这一切，他的目的是要真正的众生出苦海。佛教对人间的透彻认识在《八大人觉经》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八大人觉经》的第一觉悟就是“世间无常，国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心是恶缘，形为罪薮；如是观察，渐离生死”。近代印光法师也说“娑婆世界，乃一大牢狱也”。

在为人们寻求正当的幸福上，鲁迅是绝不让步的，但同时他也关上了所有通向希望的门。他说自己不是导师，从他的小说到杂文，从他的工作与生活，他没有指出一条路来。他也从来没有真正认为现有的路，从文学革命到左翼的兴起，是会通向光明。相反，他总是从中看到了一些阴魂不散的东西。他的深刻中有着一种深深的绝望感。他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是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他实际在这里已经否认了一切现实的努力，而历史也回应了鲁迅的绝望。他看到的并不是幻想，而是这个世界的真实。他反复说他的思想太黑暗，以至于他不敢袒露，怕伤害青年。他问是否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他的绝望并不仅仅是由早年的家境、生活的挫折、青年时的奔波失意、辛亥革命这种种现实的因素造成的。他的绝望更内化、深化，也更有一种宗教的意味。他是对某种本质性的东西绝望。这就让鲁迅与一般世俗意义上对现实不满的作家区别开来。

二　鲁迅的自省与佛教

《地藏经》云：“南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这样的罪细说起来，无量无边。佛陀开悟后也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这妄想执著便是造作的根源。如何息妄？根本上是在心上下工夫。佛家讲，“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生慧，是名三无漏学。”在佛家看来，光在行为做一些好事，没有用心是不行的。《华严经》讲：“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佛家是唯心的。在对世界的认识上，《起信论》说“三界虚伪，唯心所造”。

这种向内求索的气质，在鲁迅身上也非常明显，这也是鲁迅与一般的文人最大的不同。鲁迅从没把自己置于一个精神领袖的位置，他甚至也没把自己与他所批评的对象对立起来。他的尖锐深刻里有着一种向内回旋的力量，他说“我更在无情地解剖自己”。鲁迅在这一纬度的精神探索和对内在黑暗的承担上，与佛家是非常的相似。鲁迅一生都在战斗，他的对手在不断变化，他称他们为“无物之阵”。同时他的战斗也针对着自己，他并没有放过自己。而从他对自我的剖析的深度上看，他对外部的批判也许是对内部批判上外化而来的。《狂人日记》最后的矛头指向了狂人自己。魏连殳背叛了自己，死去了。鲁迅对许广平说，魏连殳就是他自己。他更说“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鲁迅都不认为自己会赢得这场战斗。他更有一种与之周旋到底和同归于尽的态度。

那么在这场没有胜利可言的一生的战斗中，鲁迅真正的敌人究竟是谁？他要反抗的究竟是什么？他说要掮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但他又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他所谓的光明是什么意思？在鲁迅面前是否有某种抽象的、本质性的对手？

在鲁迅的自省承担和他斗争的深度上看，他与佛教是有着一种隐秘的联系的。面对现实世界的苦难，佛教并不从现实层面上寻求解答。佛教从人心上看，佛教称贪嗔痴为三毒。修行人要面对的并不是外在的丑恶，而是内心的贪嗔痴。鲁迅所面对的内部的困难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他称其为黑暗，他也不认为有谁可以超脱于这份黑暗。鲁迅与佛教的不同在于，佛教是有路可走的，而鲁迅没有，他没有给自己任何的希望。《野草》里抉心自食的惨烈意象便印证了这种无路可走的心境。

三　鲁迅的悲悯与佛教

鲁迅在《呐喊》与《彷徨》里，固然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他的省视与批判，更写下了他笔下人物受苦的情状。无论对孔乙己还是阿Q，华老栓还是魏连殳，他都没有嘲讽，没有冷眼旁观。他写下了他们如何挣扎，如何毁灭。从孔乙己中读出对科举的反省，从阿Q中读出对国民性的批评、对辛亥革命的洞察，从华老栓中读出民众与革命者的隔膜，从魏连殳中读出知识分子的挣扎与失败，固然是没有错的，但在这些命题背后，更蕴藏着鲁迅对这些人物的情感。鲁迅是和他们在一起的。他们的痛苦由鲁迅的叙述传递了出来。他们并不是作为观念的表达工具而存在的，他们是作为生命而存在于鲁迅的小说中的。而他们的生命都有着一个展开的过程，他们的形象也因此具体而丰富。

从一种文学性的感受，而不是思想性的分析进入，我们可以体会到鲁迅的叙述里的情感，可以体会到鲁迅的悲悯。这是一种真切具体的悲悯。鲁迅在此没有高高在上的意味。他在《兔与猫》中为一只小狗生命的消逝而悲哀，甚至进而追问造物。他在《祥林嫂》中表现了一种深刻的内疚感。他与阿Q们祥林嫂们是平等的。这与佛教同体大悲的精神是相通的。《华严经》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密宗的《昆庐遮那经》说：“大悲为根。”佛家是将六道众生山河大地视为一体来看待的。众生的苦难并不是佛教的身外之物，而是与自我的生命息息相通的。

鲁迅对人世痛苦的承担流露出了佛教对他的影响。他是真正把自己投入了创作中。这不仅是时间和精力的，更是一种生命的投入。鲁迅的投入之深，使有论者认为尽管他不是殉教者，他的表达方式却是殉教者式的。许多人把鲁迅看作战士，而在这场孤独的战斗中，是什么支撑着他？黄念祖老居士在《佛教的大光明与大安乐》中写道：“有人看见密宗金刚像很厉害，令人生畏，而不知这是极度的慈悲，就跟父母要管小孩子一样，他要生气要教导甚至责打孩子，都是为了要教导他们，而不是要伤害孩子。就是这样，都是大悲为根。”悲悯也许可以成为理解鲁迅的一个角度。

2009年

小记：

这篇东西是我为考博准备的。当时还打算写这样一篇博士论文，研究鲁迅和佛教。

后来因缘聚合，写了另外的题目。这篇论文，就放下来了。

鲁迅在写《狂人日记》前，有一个“十年沉默”的时期。这十年，他读了很多佛经。

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鲁迅在战斗之前，已经有了一个深邃的个人世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文学有那么强的穿透力。他的文学穿透了他的对手，而不是停留在对手身上。这是鲁迅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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