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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者的陈映真 试论康雄的三个形象（第1页）

隐忍美学

《我的弟弟康雄》这篇小说很有意思。在小说里，写下这个题目的，是康雄的姐姐。她是这篇小说的唯一的叙事者。读者要了解康雄，必须经过她。她怎么叙述，康雄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认为她非常重要。

从小说里看，她写下康雄，是为了告别康雄。一开头她说，她要来写点关于康雄的东西，但是一看康雄的日记，她就忍不住哭。结尾的时候，她说想给康雄修墓园，修好了，她就能好好过日子了。她想借着对康雄的回忆来告别他，同时她要告别的，还有那个曾经和康雄一起追求过的自己。她不是一个静态的叙事者，她的内心也在发展。

所以这篇小说有一个奇怪的结构，就是姐姐和康雄之间的相互制约的结构。小说写的是康雄，但是康雄已经死了，姐姐带着内心的挣扎来写康雄，康雄作为主体不能说话了，他的日记也只能经由姐姐的回忆被片段性地展示。他的形象被限制在姐姐的叙述里。同样，姐姐是小说唯一的叙事者，从小说里可以看到，她是从一个与穷画家相恋的少女变化成嫁给富人的少妇。她的形象在发展，但是她的变化紧紧地受到康雄的制约，她在看自己的眼光里一直有着康雄的眼光，她的主体也没办法从康雄的生死里跳出来。在这个相互制约的结构里，姐姐和康雄这两个主体都是受到压抑和限制的。他们都没办法全面地展开，但同时，他们也没办法全面地隐藏。从姐姐的一面来看，她从前与穷画家相恋的自己、康雄的死和现在富足生活之间的张力让她不得不说话，她的过去和现在是截然不同的。康雄的死让这个不同变得更难跨越，她必须借着回忆来与康雄的死和解，以继续生活。康雄和她的形象就由此出现。

我觉得这是陈映真小说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让主体在被迫和被制约下表现自己。陈映真把这个方法运用在结构、故事、场景和人物塑造上面，形成了他的小说的一种美学风格。《面摊》也是这样。故事的最后，警察不要面摊找钱，妈妈去追，小说没有交代追上了没有，爸爸说：“他是个好人。”病孩子又咳了起来，这时候妈妈忽然就哭了，她的哭里有许多的内容，冷漠的都市、压迫性的权威体制、病重的孩子、权威体制里的好人、遥远的故乡。整篇小说的内容压下来，形成了一种复杂的、说不清的感情，最后借着妈妈的哭爆发出来。她哭的理由是被小说的叙事限制住的。她可能为某一点，也可能为这全部的生活。读者只能自己感受。而这眼泪，又连爸爸和孩子都没意识到。陈映真把这场哭限制住了，把作为主体的妈妈也限制住了。他只让读者感受到了一些冲破了压抑的东西。

在无法言说的地方言说，这是陈映真的位置。从这个位置出发，陈映真获得了一种形式，我把它看作是一种隐忍的美学。陈映真极少让人物大段大段地自白。他的人物总是处在一种被迫和压抑的状态下，隐隐约约地说出一些话来。这大概也是陈映真自己的状态。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作家，而且起步很早。他少年时就读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他把这种转变形容成“豹变”。这个形容是很有意味的，意思是你们都是人，而我已经是个豹子了，我已经和你们不同了。但这豹子，却又在人群里，他怎么表达？他怎么表达一种人群不熟悉的，而且已经被禁止的声音？这是陈映真的困难。

在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下，这个自学成才的少年左翼怎么开口？他怎么来说一些没有办法说的东西？陈映真自己对此的描述是，“他从梦想中的遍地红旗和现实中的恐惧绝望间巨大的矛盾，塑造了一些总是怀抱着暧昧的理想，却终至纷纷挫伤自戕而至崩萎的人物，避开了他自己最深的内在严重的绝望和自毁。”陈映真大概是个硬骨头的人。他直面了这个困难，并且把它内化在自己的写作里。所以我把陈映真这种隐忍的美学看成是台湾50年代的白色恐怖和他内在的左翼理想碰撞的一种结果。这不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东西，这是一种在压抑和扭曲状态下依然顽强生长的东西。

三个康雄

我把康雄的形象分成了三个阶段：反叛者——空虚者——殉道者。我想从这三个阶段来把握康雄。

《我的弟弟康雄》的第一句话是“当我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写日记，也写信。”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少女，一个是日记。对应到康雄这边，他是个“细瘦而苍白的少年”，写了“三本日记”。康雄在日记里写道：“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而姐姐受到康雄的影响，“不知不觉中，我竟也跟着毫无理由地鄙夷那些富有的人们了。”小说交代得很清楚，这一对贫穷的姐弟，在青春的时候，以日记来反抗现实。他们是两个年轻的反叛者。同时小说里还隐含了两个模糊的反叛者，他们是这对姐弟的父亲和姐姐的画家男友。父亲是个“独学而未成名的社会思想者”，画家也会说康雄那样的“奇怪但有趣的话”。小说暗示了父亲和画家都有与这社会格格不入的一面，坚持自我并在寻找发言的机会的一面。所以小说一开始呈现的是一组反叛者，而不是一个。这一组反叛者都是独自战斗的，社会没能给他们反叛的条件和基础。陈映真很快就把两个模糊的反叛者处理掉了。父亲转向了宗教，而画家因贫困休学，卖身给了广告业。接着姐姐也因康雄的死，忽然决定嫁给一个富人。这四个反叛者的结局很清楚，父亲是信教，姐姐是结婚，画家是工作，康雄是自杀。除了康雄，其他三人都回归了社会，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这里可以读出来的意思是，50年代的台湾，在冷战结构下，不存在反抗社会的空间。而在小说内部，也可以看出，康雄的死是不被理解的，也是被重重包围的。

康雄的姐姐在这里不仅是叙事者，也是康雄的内心的探索者。作为姐姐，她不甘心，弟弟怎么就死了呢。同为反叛者，她也试图理解弟弟内心的道路。所以小说实际上有一种把康雄的内心剖析开来的努力。姐姐在这里的每一次内心转变都意味着对康雄的剖析更加深化。康雄死后，姐姐忽然愿意嫁给一个富人。康雄的死也带走了姐姐内心的一部分。因而姐姐对自己说：“一切都应该让它从此死灭过去罢。”姐姐在这里有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表面看来是放弃了理想，回去过日子了。但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婚礼上，在神坛和神父的祝福前，姐姐感受到的不是幸福美满，而是“一种反叛的快感”。姐姐曾以思想和艺术来反叛社会，现在又以婚礼来反叛思想和艺术。反叛成为了她对看来神圣庄严的婚礼的感受，也成为了她的行动。这场婚礼是姐姐人生的一个转折，也成为了她更深地理解康雄的一个契机。婚礼给她带来的行动上的快感让她意识到，康雄从来没有过行动，从而让她理解到康雄的另一面，就是虚无者。

婚礼在小说的结构上是一个枢纽。一方面姐姐的生活变了，反叛在她那里也更加内化了。另一方面，借着这种转变，康雄的虚无者的形象也出现了。康雄的虚无是被姐姐的行动衬托出来的。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他在什么意义上是虚无的？他不是在信仰和梦想的层面上是虚无的，他是在无法行动的层面上是虚无的。他的虚无的内涵是没有行动的可能。姐姐顺着这点，看见了康雄的等待，同时也看见了康雄的一个乌托邦的梦想。在那里，他“建立了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康雄的形象在这里开始变得明确，一个贫穷的少年，以写作放抗社会，反思贫富，有一个乌托邦的梦想，一直在等待着。这是一个渴望行动而又无法行动的年轻左翼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在陈映真的早期小说里以各种面目反复出现，《家》里面的“我”、《乡村的教师》里的“吴锦翔”、《故乡》里的“哥哥”、《苹果树》里的“林武治”，这个形象阴魂不散。陈映真把这些年轻左翼的困境和精神状态作为研究对象，写出了他们在没有行动条件下的一种共同的虚无状态。理想和现实在这里产生了深刻的断裂。50年代的台湾，在白色恐怖下，没有左翼的空间。陈映真写出了这种局面，也写出了年轻左翼在其中的处境，这些人大多是自杀和沉沦了。陈映真对这些没有条件行动，或许，也缺乏能力行动的左翼抱有极大的同情和尊重。证据，就在于他写出了这些人奋斗、挣扎和终于失败的过程。陈映真把这个过程展开来，让这些独自作战又独自幻灭的年轻人获得尊严，也让人看到，无法行动的虚无感弥漫在了50年代的台湾。

陈映真细致地进入了康雄的虚无状态。他进入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康雄如何对待感情，一个是康雄身上有一个天使和魔鬼的转化。康雄爱上了一个“妈妈一般的妇人”。这样的感情不与世俗相容。而在陈映真笔下，正是这样的感情，成了这些潜在左翼的情感方式。《故乡》里的哥哥爱上了娼妓，《苹果树》里的林武治和疯妇发生了关系。陈映真没有把这些骇俗的故事当作传奇来写，他写出了里面的沉痛来。

在这里他提出来一个问题：虚无状态下的左翼怎么处理情感？这些人被逼出了正常生活，他们以50年代台湾所没有的左翼的眼睛看到了社会结构上的不合理。他们在这样的社会上活着，内心体验到的却是像活在监狱里一样。他们其实被逼进了一个自足、梦幻又脆弱的精神世界里面。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轻左翼们都有着某种艺术家气质。他们的精神和正在进行的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断裂，因此没法回到在社会结构里被视为合理的感情上。所以这些人在情感上的选择有着某种悲剧性，而且往往是精神崩溃的一种先兆。康雄恋上这个妇人后，有了深深的负罪感。《故乡》里的哥哥和娼妓在一起，放纵自己。林武治最后被警车带走了。他们那个独自坚持的精神世界在遇到情感之后就崩溃了。我想陈映真在这里想说的大概不是欲望是如何之坏，或者怎样的感情才是合理的，他大概揭示了虚无状态下的左翼的一种精神危机。这种危机最终因情感的介入而显现出来。

一旦这些年轻左翼的精神自足的状态被打破，一旦他们没法再守住自己的精神伊甸园，一个残酷的命题出现了，就是天使向魔鬼的转化。康雄在失去童贞后陷入了一种极深的负罪感和自我拷问中。他说：“我知道我属于受咒的魔鬼。”对康雄来说，这是极深的一个打击，因为他从内在否定了自己。他能够写日记，能够与众不同，是由于有一种内在的坚持把他和外界区别开来。这种坚持证明了他存在的价值。而当他自认魔鬼的时候，他的意思实际是，他已经配不上他所坚持的东西了。他的姐姐顺着他的日记读下来，认为发现了他自杀的秘密。陈映真在这里，写出了一种侦探小说般的魅力，康雄在小说的第一段就死了，而在小说进行到四分之三的时候，他的死因终于被姐姐发现，“他们都不知道这少年虚无者乃是死在一个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里。”陈映真写出了没有现实基础的左翼困境。在虚无状态里，不仅没有改变现实的可能，连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也没有办法维系，而这些人依靠的，恰恰就是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因此其崩溃的后果是精神上的反噬，他们魔性的一面会被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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