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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岁月（第1页）

米歇尔是孤独的。说真的，他一直是孤独的。他在孩提时期可能并不孤独。小时候，他有个姐姐叫加布里埃尔，就是在一些旧照片中站在他身边的那个女孩儿，但是她早年夭亡。他后来又有一个妹妹，当他与家庭一刀两断的时候，妹妹还只是个孩子。除了同父亲在一起，他总是孤独的。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是美好的，但十分难得。他父亲好像被一个既不爱丈夫也不爱儿子的母亲藏在了什么地方。不久以前，他同两个妻子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孤独的，他同元配有欢乐也有争吵，与第二任夫人生活在一起虽然充满温情，但也有酸甜苦辣（他为人太忠厚，分不清两个妻子有什么不同，甚至在悲痛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同元配生的儿子在一起时也是孤独的。他很少见到这个愁眉苦脸的儿子。他或许不应该把儿子寄养在远离家乡的古里古怪的祖父母家里。他与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在一起也是孤独的。他只在早晚各去看她一次，看着她洗澡、吃奶、拉屎、撒尿。他女儿只是在世事风云的变幻过程中被送到他手上的一只小动物，他没有理由爱她。他从前与年轻的英国情妇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孤独的。他为了追逐情妇当了逃兵，去了英国，但却不知道亲吻多么有欺骗性。他与几个少有的男友在一起也是孤独的。他经常觉得被朋友操纵，有时候被欺骗，甚至不知不觉地被出卖。他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是孤独的。家里人坚持送他到学校学习，他在学校里第一次发现富贵人家的子弟是多么庸庸碌碌，因为培养他们的神甫虽然谙熟拉丁文，道貌岸然但实际虚伪，就连世俗教授也是不学无术。他当兵也是孤独的，尽管人民是和蔼可亲的，即使穿上军装也是如此，但与他同屋而居的战友算不上他的朋友。他在利物浦或阿姆斯特丹的海员酒吧也是孤独的，尽管酒吧里充满粗野的乐趣，有时能撩拨起他对女人一时的恩爱和欲望。一九〇三年八月，米歇尔躲在黑山城堡三楼的房间里，孑然一身，感到不能再孤独了。他是在四年中两次丧妻之后搬进这个房间的。

当然，那个老太婆一人独占了二楼“华丽的套间”，和公证人在里面商议事情。套间里摆放着巴罗克式的家具，墙上装饰着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钉着耶稣，还有一个圣水缸和一条圣枝。在信仰基督教的布尔乔亚式的家庭里，这些装饰是必不可缺少的，尽管他们并不会祈祷。虽然这座大房屋里只有两个“主人”，却有好几个奴仆。奴仆只是机器人，主人只知道他们的名字，最多也只能从外貌辨认他们是何许人，但尤其还是通过他们是干什么的，或者猜测他们是干什么的来分辨。然而，主人离开他们是无法生活的，只有他们在犯了大的过错的时候才被辞退。他们是终身奴仆，有的甚至祖祖辈辈都是奴仆。

城堡里等级分明，老太婆的女管家梅拉妮属于上面的人，掌管着老太婆的钥匙，是老太婆的耳目，因此，每个人都躲着她，就像躲避瘟疫一样。阿扎莉是米歇尔雇的育婴专家。当他年轻的妻子决定回布鲁塞尔姐姐家附近生孩子的时候，阿扎莉同意夏天来黑山城堡，指导巴尔贝抚养孩子。巴尔贝原来是米歇尔亡妻的女仆，现在已经晋升为婴儿保姆。这两个女人由家里其他人服侍。她们同孩子住在塔楼的椭圆形大房间里，与老太婆的房间在同一楼层。这是一座路易-菲力普时代建造的哥特式城堡，但是，老太婆从来不去看她们，也不叫她们把孩子抱到她房间里去。至于其他奴仆，等小女孩能认识她们以后，我再一一作介绍。

村子里的本堂神甫为人正直，但嘴馋，每个星期天都有人请他吃饭。他每周只做三四次布道，但基督教徒讨厌他，因为他只讲神学，除非当本堂神甫先生为了给大家提神，有时掺杂着一些讽刺共和国的话，才能引起听者的兴趣。本堂神甫是个老好人，但他不是圣人，米歇尔不信仰任何宗教，而他要求的恰恰是每个教士都应该是圣人。有一天（我当时年纪还很小，记不得发生了什么事，是米歇尔事后告诉我的）做大弥撒的时候，刚刚举行完举扬圣体仪式，一道雷电劈在教堂上。由于怕发生火灾，教徒都跑了出去。而本堂神甫一下子瘫倒在专为接待主教用的扶手椅上，还要了一杯弥撒酒压惊。

“本堂神甫先生，”米歇尔神态严肃地说，“要是就这样死去，可能是很美好的。”

本堂神甫看着他，样子很狼狈。手上托着圣体显供台死去，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然而，在那个黑沉沉的夏天，米歇尔正是在一位教士那里发现了人世间的一丝温暖。他成了卡特山修道院院长的密友。他们俩经常在院长的办公室里一起吸烟。这位苦修会会士长期生活在被教会称之为世俗生活的环境里。他作为军官参加过一八七〇年战争。他兴致盎然地回忆说，他当时在色当，一会儿接到命令，一会儿命令又被撤销，一片混乱；米歇尔比他年轻几岁，只记得当听到巴黎公社社员被集体枪杀、路易丝·米歇尔和罗什福尔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的消息之后，他像反叛的学生那样很气愤。毫无疑问，修道院院长也同意他的说法。但是，他对三十年前的一些愚蠢的罪行却持有不同看法，不过，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政治事件像大海中的波涛，一个接一个地拍打着岸边的沙滩，然后就消失了。我们差一点儿被激浪卷走，仍感到可怕。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要适应事物的节奏。

还是让我们来讲一讲米歇尔的私事吧。米歇尔坐在桌边忏悔，嘴上仍然叼着香烟。其实，与其说他在忏悔，毋宁说他在自言自语地讲述他的过去。他对自己的过去也是糊里糊涂，别人反而比他本人更清楚。这个别人就是一位教士。修道院院长对他很宽容，并不强迫他做那些他根本不喜欢的赎罪苦修。而且，这些拉丁语句与这个充满活力、感觉和欲望的世俗生活有什么关系呢？米歇尔经过一番推敲，把这个世俗生活的欲望简单地归结为满足或不满足。他觉得，在天主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堵悬崖，使他们无法靠拢。这个天主教徒就是教士。而非教徒即使不信仰天主教，但由于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徒的家庭，或者由于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起了一个天主教的名字，因而也就与天主教挂上了钩。但是，他从来不信奉天主教，甚至没有必要去考虑他是否要信奉天主教。在通常情况下，天主教徒把非教徒想象成老是感到惶悚不安，不知所措，或徒劳无益地想从自身以外去寻找一个支点，这是误解。相反的看法可能还是对的，修道院院长对他的错误并不在乎。他想把这个惶惶不可终日的鳏夫（说他惶惶不可终日，是言过其实）引荐到他想象中的上帝面前。在法国，说服的方法经常具有帕斯卡赌注式的近乎庸俗的形式：“您有什么可损失的呢？如果说我们做的是对的，我们就更有理由从好的方面去看待信仰的问题。”米歇尔从心眼里讨厌这种说法，更对一天到晚劝告他多抽出几分钟时间搞宗教活动的做法感到不快。

“那么，我的神甫，要是这样，人们变成教徒，就像变成醉鬼一样吗？”

“的确是这样。”修道院院长回答说。这个比喻并不使他感到可怕。

米歇尔拉开了去卡特山的间隔。但他仍喜欢这种有点艰苦的攀登。卡特山是用黏土夯成的，周围种着作物和树木，旁边有一座小咖啡馆，俯瞰着原野。这里经常有人光顾。苦修会会士，从他们穿的长袍和带风帽的无袖僧衣来看，他们都是一个模样，在田地里干活，挤牛奶，慢悠悠地赶着棕毛梳理得整齐的大肥马。米歇尔怀着羡慕的心情欣赏着他们默默劳作的教规。单是这种教规，就足以消除人与人之间（尤其男女之间）的大部分是是非非。当生活似乎变得毫无意义并且荒谬到难以理解的时候，米歇尔心想，甚至即使在人们所说的“宗教”在他身上没有一点位置的时候，在他丝毫没有信仰宗教的愿望的时候，一个失去一切的人也能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生活和安安静静地死去。他从一个正在用铁叉翻厩肥的会士身上明白了印度教苦行僧和弃绝者的所作所为。奇怪的是，我最喜欢的男人之一竟然多次在同一个地方对我说同样的事情。如果我没有弄错，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呆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个礼拜，就连曾经到过那里的年轻的蒙泰朗也是如此，有一个修士正赶着两匹耕地的马往回走，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被他的甜美的微笑吸引住了，差一点儿跨入正大开着的专供马车出入的大门，走进修道院的内院。

当修道院受到孔布激进主义的威迫，正准备向国外搬迁的时候，或者起码可以说在国外购置产业，找到避难所的时候，苦修会会士决定到国界的另一侧避难，只留下有限的几个修士看护修道院。他们走还是不走？甚至这个只需回答是与否的简单问题，也不是总能得到直截了当的答复。我阅读了几本有关论述法国修会危机的著作；这些著作字里行间都多少流露出一些偏见，不是闭口不谈共和国与教会之间的纠纷，就是对纠纷的结果言过其实。修会的一些资料本身也是含糊其词；在经历了五十年的岁月和两次战争之后，现在的修士好像对已经发生或未发生的事情也不能给予太肯定的答复。在我经常试图搞清楚某些大大小小的历史事实的过程中，我坚信过去流传的或者已经写成书面的材料，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不完整的，而且是被重新整理过的，所以我没有兴趣在这件事上耗费更多时间。我只是抄录了一些有关米歇尔的活生生的回忆，当然其中有的也是错误的，但这一直在激励着他这个总是充当反对派角色的人物。

他站在德雷福斯这边，但是对他的似乎肮脏的历史不感兴趣；他支持现在受到侮辱的神甫们，尽管他们对生命永恒和此世的看法不尽相同，或者完全不同。一小队修士决定“自愿”离开的那一天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日子。当地许多农民反对他们离开：这些为人正直的神甫虽然喂养了一些品种优良的奶牛，但还不能满足他们生产优质奶酪的需要，因此，修道院成了向周围农场收购牛奶的大户。农民们看着这个大户人家走了，心里不是感到气愤，就是感到难过。一小部分死硬的激进分子所关心的是讨好当局，因此支持这部分教士离开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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