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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1935年的暑假期间，他们在未名湖畔举行了婚礼。新婚的第四天，费孝通应广西省政府的邀请，到大瑶山考察。此时的王同惠在读三年级，也申请参加了这次考察。因此他们将这次考察也赋予了蜜月旅行的意义，归来后，费孝通就准备到英国深造了。

对于学习社会学的这对新婚伉俪来说，此行是极为难得的。他们饱览了沿途风光和社会风情，一直处于兴奋、幸福的情境之中。到达南宁后，他们与广西国民普及基础教育研究院的人员一起，制定了社会调查方案。同年10月18日，费孝通夫妇在翻译和向导的陪同下，到大瑶山腹地调查。这时的王同惠发现自己怀了孕，但是为了丈夫的事业，她坚持留下来，协助丈夫的社会调查。然而乐极生悲，不幸的厄运却降临在她的头上。

12月26日这一天，他们一行人翻山越岭到罗运乡考察。山路崎岖陡峭，十分难走。怀孕的王同惠走起来十分吃力，费孝通就扶着她坐在一块大青石板上休息一下。不料翻译和向导不知他们掉队，继续前行。这时，夕阳下沉得很快，小夫妻俩着慌了，四处寻找也找不见向导和翻译，心里更是恐慌。费孝通见到远处有个柴门和篱笆，以为是一户人家，就前去求救。不料他刚踏进柴门就听哗啦一声落进深坑。原来这是山民们为捕捉野兽设置的陷阱！王同惠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将压在丈夫身上的木棒、石块逐个搬开，使尽全身力气将丈夫拉出了陷阱。她见丈夫身上多处受伤，不能行走，就安顿他躺在平地上，自己去寻求救援。

费孝通等着妻子，一个小时过去了，不见踪影，两个小时过去了，仍是如此。他痛苦地熬过了一夜，到东方泛白时，他心急火燎地匍匐着去找爱妻。到傍晚时分，一位瑶族妇女上山寻牛，发现了费孝通。她急忙跑回寨子，喊来两位青年将费孝通抬回寨子。通过寨子的一个小商贩的翻译，他们才知道了费孝通夫妇的遭遇。他们将这个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立即组织附近寨子的男青年，四处搜山，寻找王同惠。经过六天的寻找，搜遍了周围的山峦、沟谷，都不见王同惠的踪影。

费孝通思念王同惠，心神不宁。一天夜里他梦见爱妻掉进水塘里。他就将这个梦告诉给寨子的头领。当地村民随即到一处悬崖下的水塘寻找，果然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估计是她寻人救夫心切，失足落下悬崖，掉进水塘，因无人救助而罹难的。当时她只有24岁，与费孝通结婚仅仅108天。

当时，费孝通准备将爱妻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但因气温炎热，送葬船行到梧州时，爱妻的遗体已不便继续运输，费孝通就在梧州白鹤山将爱妻安葬了。费孝通为爱妻竖了座石碑，并亲自撰写了碑文：

“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日，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本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

费孝通回到北平后，将他与爱妻在大瑶山调查的资料整理成书《花篮瑶社会组织》，署名王同惠，在上海出版。1939年费孝通与孟吟女士结婚后，他们生的女儿取名费宗惠，乳名小惠，就是为了纪念前妻王同惠的。后来费孝通的代表作《江村经济》出版时，在扉页特地注明：“将此书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可见生死之情永铭心间。

苦命鸳鸯成眷属：鲁藜与刘西颖

著名的“七月诗派诗人”鲁藜，生于1914年，福建同安县人。1937年胡风主编的《七月》创刊后，鲁藜经常在《七月》上发表诗歌，成为“七月诗派”的成员之一。虽然他和胡风仅仅在1949年有过一面之交，但在1955年的胡风事件中，仍不免受株连，被抄家、隔离审查和劳改。

他的妻子王曼恬是毛泽东的表兄王星臣的女儿，但这样的“皇亲国戚”也并没有使他免受胡风事件的牵连。鲁藜被隔离审查后，王曼恬为了划清界线，与他离了婚。

而与此同时，一位比他小24岁的女子却时时挂念着他。她就是刘西颖，出身于天津一个普通的电工家庭。12岁时，她父亲去给当时在天津市文联工作的鲁藜家修理电灯，她跟了一块去，见鲁藜家有很多书，就很欢喜地张望着。鲁藜随手拿了本《安徒生童话》给了她。从此，刘西颖经常到鲁藜家借书看，鲁藜也很喜欢这个爱读书的小朋友，对她呵护有加，指导她读书，他们建立了忘年的友谊。

胡风事件发生后，刘西颖因为与鲁藜有过联系，也受到派出所的审查。这种际遇使得刘西颖对鲁藜的命运更为关切，更为同情他的遭遇。她到处打听鲁藜的下落，却如石沉大海，一直杳无音信。到1980年，鲁藜恢复发表作品的权利。有一天，刘西颖从《天津日报》上读到鲁藜的作品，她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嘴里不住地自语道：“他还活着，他还活着！”在一旁的丈夫不知何故，凑近一看，才知道她说的是鲁藜。以前刘西颖不止一次与丈夫说起过她与鲁藜交往的事，也说过自己因为与鲁藜的联系，受到过派出所民警的审查，对他们的这段友情丈夫是十分理解的。

刘西颖到鞍山路找到天津日报社文艺部，问清了鲁藜的住址在军粮城。她就不顾一切地来找鲁藜。刘西颖见到被苦难岁月磨砺得苍老的鲁藜，立时就涌出了泪花。鲁藜向她述说了25年来自己的遭遇，刘西颖也将这二十多年来一直挂念着鲁藜的心事说给他听。他们都觉得彼此的感情距离原来是那么的近。刘西颖回到家，心事重重。几天后，刘西颖对丈夫说：“鲁藜这个孤老头子，生活得很孤单，我想过去照顾他。”丈夫很理解妻子的感情，主动提出分手，以便成全她与鲁藜的感情。这样在1981年11月，刘西颖与鲁藜终于成了眷属。他们相伴走过了18年的婚姻旅程，在1999年，刘西颖送走了85岁的鲁藜。

伴山伴海的情谊：冯亦代与黄宗英

冯亦代黄宗英伉俪情深　　著名表演艺术家兼作家黄宗英与著名出版家冯亦代结婚后，曾说过几句十分动情的话：“赵丹是高山，冯亦代是大海。嫁完了高山的人，我只能嫁大海。”赵丹这座表演艺术的高山，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冯亦代这个大海，或许还不为人们所熟知。

冯亦代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和黄宗英一样，都是浙江人。1941年冯亦代在重庆担任中央信托局重庆造币厂副厂长期间，曾牵头组建中国业余剧团，开展进步的戏剧活动。与赵丹等从上海撤退到重庆的演艺界朋友交往很多。因为他性格随和，仗义疏财，在家他又排行老二，所以人们都亲昵地称他“二哥”。当年还只有十六七岁的黄宗英，也跟随大伙管他叫“二哥”。在她的心目中，“二哥”知识渊博，犹如浩瀚的大海一般。她十分尊重这位“二哥”。抗战胜利后，他们都回到上海，特别是黄宗英与赵丹结婚后，赵丹与冯亦代这个老朋友经常联系，黄宗英自然也对冯亦代更加熟悉起来。

1949年冬天，冯亦代调北京工作后，每次赵丹和黄宗英到北京来，都要去看望这位“二哥”。在赵丹逝世后15年的1992年秋天，在一次文化界的聚餐会上，黄宗英又与“二哥”相遇了。他们互相陈述自家的遭遇。当黄宗英得知冯亦代的夫人郑安娜已经过世多年时，她的心为之一动。过了段时间，黄宗英给她的大哥写了封信，表示她要与冯亦代结婚，要是不同意就算她没有说这件事。大哥对小妹再婚并没有意见，只是担心冯亦代比小妹年长12岁，是否合适？对这个问题，黄宗英回答得很干脆：“正是因为他年纪大，身边没有人照顾，我才想到与他结婚的。”既然如此，大哥也就对她的选择给予了支持。

就在这个时候，黄宗英收到了冯亦代的问候来信，从此他们开始了通信联系。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互通了近500封信。1993年10月底，黄宗英给冯亦代的信说：她要来北京。11月6日这一天，80岁的冯亦代要了辆面包车到机场去接黄宗英。当时，他心里喜洋洋、美滋滋的，但不知见面的第一句话该怎么说？黄宗英推着行李车走出闸门时，冯亦代的女儿给她献上一束红色的月季花。冯亦代笑嘻嘻地呆望着黄宗英，不知说什么好，踌躇了片刻，说了句不着边际的话：“今天早上又写了篇文章。”实际上他们心神互通，彼此了解，朴实真挚的内心情感，都包含其中了。

在他们举行婚礼仪式时，很多文化界的亲朋好友都来祝贺。著名作家袁鹰当场口占一首打油诗：

白发映红颜，

小妹成二嫂；

静静港湾里，

归隐书林好。

袁鹰刚朗诵完这首打油诗，黄宗英就高兴地说：“明年我们就给大家看个胖娃娃！”一句话语惊四座，大家有点瞠目结舌，此时，黄宗英卖了个关子，又补充说：“我们的胖娃娃就是合作的一本文集，叫做《归隐书林》。”

他们结婚后，冯亦代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一路散步一路思忖，我的脚步比以前轻盈多了，我自己感到我的心情比之于前完全不一样”，“我做人重新有了一个目标，我感谢你给我的爱，滋润了我衰老的心田，是你用爱情给我的复苏。我真感谢你，你重新给了我青春和生命。”这是冯亦代的真实心声，也是这对老年夫妇心声的真实写照。。　最好的txt下载网

及时救助落难才女：萧军与萧红

萧军与萧红是一对危难中相救扶的恋人。萧军，本名刘鸿森，辽宁义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与友人筹组抗日义勇军失败而逃亡哈尔滨。为了维持生计，他用“三郎”的笔名投稿，初展文学才华，受到《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的重视。后应裴馨园的邀请，协助编辑副刊。

1932年夏天，《国际协报》副刊收到一封署名张迺莹的女读者的求救信。信中倾诉了她的艰难处境：她是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幼年丧母，父亲是个官僚士绅，逼他嫁给一个旧军官的儿子。她逃婚到北京。这个“未婚夫”追到北京，骗她回到哈尔滨与他同居。后来因欠下东兴顺旅店600多元房费，那个男人回家取钱，一去不归。旅店老板要将她卖到妓院抵债。这个写信求助的女人张迺莹，就是未来的著名女作家萧红。

裴馨园读了这封求助信，很同情这位素昧生平的女读者，就让萧军前去旅馆探望。萧军到旅店找到萧红。他所见到的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面容憔悴，精神疲惫，穿着破旧，同情与怜悯的情怀便油然而生了。

当萧红得知来探望她的青年是经常发表诗文的三郎时，便从心底滋生了敬佩之情。他们谈得很投缘，萧红将郁积心底的悲惨身世，不幸遭遇，一股脑儿倾吐给萧军。萧军见她将自己难言的屈辱，痛苦的经历都坦然陈述，则更加同情这位女士。特别是萧军偶然间从萧红的床上，发现了她画的画和写的诗文，萧军更加同情这位落难才女。此后，萧军经常到旅店去探望萧红，并警告旅店老板不要逼良为娼。

1932年秋天，松花江江水泛滥，淹没了哈尔滨的大部分街道，萧军趁机将萧红接出东兴顺旅店，将她安排在自己的住处。他们同居了，开始了患难与共的生活。萧军为了养活产后的萧红，不辞辛劳，或写稿，或兼职授课，想方设法地赚钱，结果还是经济拮据，只好将新生的女孩送给他人。萧军很器重萧红的才华，鼓励萧红写稿。她就以“悄吟”为笔名在《国际协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槛。

遗憾的是，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坚持多久，1938年他们到延安后，终因感情破裂而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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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沛流离中的伴侣：萧红与端木蕻良

1938年1月，应李公朴先生之邀，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等人到达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在临汾这段时间，萧红与端木蕻良接触较多，她对端木蕻良产生了“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感情。特别是端木蕻良曾当众说萧军在文学上不及萧红的话，更满足了萧红的虚荣心。不久临汾告急，萧军准备跟随“民族革命大学”一起撤退；而萧红和端木蕻良则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西安。这意味着萧红和萧军同居六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半个月后萧军与萧红在西安相遇时，萧红已与端木蕻良“定情”，他们只得选择分手。萧红与端木蕻良旋即去了武汉。同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在婚礼上胡风提议他们谈谈恋爱经过，萧红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

1938年8月，日军轰炸武汉，人们纷纷逃亡。他们决定撤离到重庆。当时，罗烽和白朗夫妇与他们的母亲都在武汉，端木蕻良托罗烽买船票时，只买到四张。这样五个人只能有四个人乘船。端木蕻良让萧红与罗烽一家一起走，而萧红则坚持自己在武汉的朋友多，过几天可以弄到船票，让端木先走了。当时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得到朋友们的同情，不久就帮助她买到了船票，来到重庆的罗烽家，生下了一个死婴。

1939年年底，日军飞机几乎天天在北碚上空侦察、轰炸。肺病日渐加重的萧红，与端木蕻良商议前往香港避难。当时端木蕻良举棋不定，就去找华岗征求意见。华岗鼓励端木夫妇前往香港，因为那里有许多文化工作可做。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到达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在这里萧红完成了小说《呼兰河传》，端木蕻良创作了《科尔沁前史》。这时的萧红身体很虚弱，精神上也感到很郁闷和烦恼。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和九龙。当时萧红的肺病越来越重，端木蕻良委托文友骆宾基代为看护萧红，他外出筹集医疗费用和寻找尚未被日军接管的医院。几经转移，萧红被送入了一所女校的红十字会临时救护站。1942年1月22日上午，萧红以31岁的英年离开人世。萧红的遗体火化后，端木蕻良将骨灰分装在两个瓷瓶里，与骆宾基一起，设法越过日军的封锁线，按萧红遗愿，将一骨灰瓶葬于滨海的浅水湾，把一块事先写上了“萧红之墓”字样的木牌竖立于墓前。另一瓶骨灰则在一位大学生的帮助下埋在萧红逝世的女校后山山坡的一棵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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