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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危情记（第1页）

2015年秋天，我在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学习时，收到了一份意外的惊喜，这份惊喜随即又为我带来了一串意外的收获。在学习班快要结业前几天的一个早上，当我一跨进大教室，全体同学突然齐刷刷站立起来，朝我鼓掌。我正在莫名其妙，临时班委会的文娱委员，一位来自西部某大市的监察局副局长涂先生，抱着一堆书，走到我面前，大声说：丁班长，我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秘密，您跟作家丁捷长得一模一样！是作家潜伏到纪检系统的吧。

同学们哈哈大笑，继续鼓掌。

这些年来，随着我的长篇小说《依偎》《亢奋》在国际、国内获奖，我的读者越来越多，但几乎没有读者会知道，也不会去想象，作家丁捷从来都不是一名专职的作家，而是一个一年到头忙于世俗工作的干部。甚至我单位的干部职工，最初都不知道他们的同事丁捷，与作家丁捷是同一个人。近几年传媒业过于发达，我的一点小“底细”逐渐被同事和部分读者扒拉了出来。正如眼前这样，他们在网上发现了跟自己一起学习的学员、临时学员班的班长、来自江苏省属某单位的纪委书记丁捷，就是“潜伏”在纪检队伍中的作家丁捷。

我在前面说过这个意思，每一个纪检工作者都有365个故事365里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我们可说的东西比一般人更多，而可说的机会比一般人更少，所以我们内心里倾诉的愿望，比一般人更强烈。唯有同行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畅所欲言的自信。好了，现在这个群体里面出现了一个作家，而且就在身边，可爱的同学们，难怪他们这般的兴奋，如同见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面对突如其来的抬爱，我当即有些小晕乎，也有些羞愧。同学们不知道从哪里搜罗来我的几十本书，由涂先生一起抱过来，让我签名。然后，在接下来的两天，他们纷纷对我说：

“写一本书吧，与纪检有关的，我们都可以提供精彩的素材。”

我承诺他们，一定，一定。

学习班结束后回到江苏，在我着手搜集案例和认真思考反腐题材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我的学习班的同学们给我发来大量鲜活的一手材料。我决意放在这本书第一部的故事，就是这份惊喜后的收获：今年6月的一天，去年在学员班掌声中抱着书走向我的那位涂副局长，学完回去后升任市纪委副书记了，他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如果写书，他这里有个很好的案例可以提供。接着，他在电话里简单说了这个故事几个细节。我立即对他说，我马上飞过去，请老同学务必让我见到故事的那位主角——这位因“错情乱爱”落马的赵姓副市长。

他在电话的那头说：我马上来安排，他现在已经刑满“出来”了。告诉你啊，年轻时我跟他是战友，他非常愿意说自己的过去，他说，每说一次，心里会降压一分。

凭我的直觉，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落马官员，他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往事。

我的经验是，大部分被处理的官员，都希望自己和别人，尽快忘记自己的过去，往事最好如烟，消散、流失得越快、越干净越好。他们中一旦有人表态，愿意说自己的故事，那最好倾听者马上出现在他面前，事不宜迟，因为他们随时会反悔。因此，第二天，我就在成都机场降落了，又乘坐涂同学的车子，翻山越岭，一共折腾了七个多小时，才到了目的地——这位赵姓原副市长，如今隐居在老家山区的一个小镇边，住在亲戚家，帮助他亲戚料理一片鱼塘。这里山清水秀，环境很美，二层小楼，一个小院，一片鱼塘，恍若桃花源。赵50多岁，头发花白，但脸上气色不错，看得出来，他在这里生活得还好。见到我们，他非常高兴，一边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欢迎大作家；一边拍打着涂副书记的背，说老战友啊老战友，要不是陪作家，您也不肯来看看我啊。

“老赵你躲得太偏远了。”涂副书记也拍拍他的背。不难看出，他们的青春战友情还是很深的。

陪同我们的镇党委书记介绍说，赵市长——他依然一口一个“赵市长”地叫着——如今是这里的名人，他有文化，懂一些饲养方面的农牧业技术，帮助亲戚和养殖户们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乡亲们都很尊重他。

晚上，我们吃到了老赵亲自饲养又亲自下厨做的“五道鱼”——老赵称自己最拿手的鱼的五种做法，如今在小镇上已经是名菜。涂副书记还从自己的车上拿来一箱当地产的白酒，53度，有些呛人，但味道醇正。我们都喝得有些飘飘然。不难看出，老赵毕竟是曾经的副市长，一开始举手投足还是有板有眼，有点端着。说话也是拿腔拿调，尽是符合场面上的规矩。个把小时后，涂副书记在我耳边轻声嘀咕了两句，意思是说，他在这里老赵还是有些放不开，他就先撤，到小镇上的宾馆“醒酒”去。我说好。涂副书记就先托词太累了，酒也喝多了，和镇上的书记先告辞。他们前脚离开，老赵就端起杯子，自顾干了一大杯，对我挤挤眼睛，说：

“老涂这狗东西一向聪明，挪窝给我们留说话的空间呢！”

一句粗口竟然让我忍不住笑了。那个端着的“副市长”尊容立即散了架。

我要的故事便从酒精里挥发了出来:

1

我这个人，不是什么大贪污分子，也没有收受巨额贿赂。所以，你看，我就蹲两年，出来了，经济上就那点事，鸡零狗碎的，一点小钱吧。不像现在有些人，坐到我这个位置，一旦出事，就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赃款。听说你们江苏那边，一个跟我一样位置的，好像姓姜还是什么的，苏州还是无锡的副市长吧，早些年犯事的，被判了死刑，搞了一个多亿，其中一笔，就8000万元。天哪，一个多亿，多少老百姓的血汗价值啊，真是罪大恶极，毙得不冤枉。我呢，谈不上罪大恶极，但也算令人发指，我犯的不是罪恶，是罪孽。在我看来，比罪恶更恶。罪恶可以现报，罪孽就不一样了，它会源源不断产生负面影响，它可能会长时间渗透、扩散、流传，贻害无穷啊。

可能老涂告诉你了，我犯事的基本情况，道德败坏，生活腐化，严重违纪，被双开；我犯有重婚罪，被判了两年，去年才出来。我记得当庭宣判的时候，法官问我，服从不服从，要不要申诉。我说，非常感谢法院的宽大处理，如果有什么申诉的话，就是，判得太轻了。当时，法庭上旁听的记者就笑了。后来有些小记者写文章，说我被从轻发落，掩抑不住心中的狂喜，竟然嫌法庭判得轻，庭上调侃起法官来。其实我不是耍那油腔滑调，更不是调侃法官，我是发自内心地希望判得重一点，当时死的心都有，只是缺少一根绳子罢了。判我无期、判我死刑，才符合我当时的心愿。当时我的结发妻子，我一直叫她小李，她就坐在庭下，我看到她一直绷着脸，端坐在那里，我说那句判轻了的话时，其他人笑了，她却流眼泪了。只有她懂我当时的心情，懂我这句话的心理缘由。您听我慢慢说完，就一定会像她那样，理解我说这话，不是矫情。也许你会发现，恨与理解，有时候也许是可以共存的。

我啊，就出生在这一带，您进来的时候可能也看到了，山水不错，但是交通不方便，经济状况在西部这一带算中不溜，一般吧，跟你们江苏那边的小镇，就差远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更不一样了，相当的闭塞。我18岁出去当兵，在此之前只出去过一次，是到县城去找我的一个女同学。她是当年在我们这里插队的知青的女儿，后来跟她爹回城了。我那次进城，去的时候搭乘了一辆拖拉机，回来的时候靠两腿，走了一天一夜，不知道迷了几次路，跌了多少个跟头，差点累死在路上，摔死在山里。但是，那一天一夜，我春风得意马蹄疾，我是吹着口哨迷路、唱着歌摔跟头的。

我回到家鼻青脸肿，但是我心花怒放。您一定奇怪了，进城灌了什么迷魂汤了，吃了什么脑残药了？我恋爱了，真的，就那次进城，18岁的我，和她确定恋爱关系，对象就是我去看的那位女同学，知青的女儿，姓吴。她见到我，很高兴，领我到县城的一个国营饭店，吃了两个肉包，告诉我说，我喜欢你，心想你如果进城来找我，我将来就嫁给你。但是你要努力，要走出那个山旮旯儿，否则我的爹妈不会同意，他们好容易才回城，不可能再让女儿回到那里去。你不会当高加林，但也不能成为刘巧珍。

这个你能听懂吗？呵呵，我懂她的意思，她那是说作家路遥写的一本叫《人生》的小说，讲一个乡村青年高加林跟村主任的女儿刘巧珍恋爱的故事，高加林本来是个穷小子，跟刘巧珍谈恋爱是高攀，可高加林后来出息了，进城当了记者，为了前途就不要刘巧珍了。这个故事当时很流行，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的年轻人中，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小吴的意思其实就是要我有点出息，别成为男版的刘巧珍。从小吴这里开始，我大概就进入了与女人的纠葛人生。

那是1983年，我的18岁的初恋，事实上非常美好，特别是我们两个吃着肉包，谈着高加林、刘巧珍的爱情命运，憧憬着未来，此时此景，如果拍成电影，应该是很能拉高票房的故事情节吧。当然这份感情没有什么结果，我当年没有考取大学，就出去参军了，跟她通了两年的信后，某一天她突然就不回信了。我不服气，请假回去找她，她已经跟别人定亲了。她成了女版的高加林，哈哈。

她当时在县百货大楼当营业员。找到她时，我站在柜台外面，她站在里面，两个人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就窘在那里，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她说，来不及了，这事只能这样了，你要原谅我，是我爹妈做的主，而且我们也没有那么确定，那个什么关系，是吧。我说好吧，那我走了，回部队了。她说好的，有空经常回来玩啊。我头也没有回，心里羞耻而愤懑，大步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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