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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下起了倾盆大雨，阿尔伯特夹着鞋盒，左手包扎着绷带，缓缓地推开了通往大楼院子的栅门。院子很小，堆满了门窗侧柱、轮胎、破旧四轮车的顶棚、断了腿的椅子以及一些无用的东西，没人知道这些破烂为什么放在这里，也不知道能用它们来干什么。地上凸起一块一块的方格，到处都是泥，下过雨的地面积了水，许多地方都形成了水坑，为了不打湿鞋，阿尔伯特只能向前跳跃，一只脚跨到没有积水的方格，另一脚又跨向另一个凸起的地方，轻松地就通过了这里。时间一长，地上的沥青褪去，没了弹性，他抱着装满安瓿瓶的盒子，跳着舞者的脚步……他踮起脚尖，穿过院子，回到居住的小楼，这里的楼层改建后用于出租，一间房要收二百法郎，和巴黎正常的房租相比，简直是少得可怜。

6月，爱德华出院不久，他们就住进了这里。

那一天，阿尔伯特去医院接爱德华。尽管生活拮据，他还是想办法找了辆出租车。战争结束后，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许多残废的军人回到现实生活中，他们中有各种各样受伤的士兵，战争带来了一幅令人难以想象的画面。这个被再一次赋予生命的士兵，拖着僵硬的腿，一瘸一拐地走着，脸上还有一个大洞，这吓坏了俄罗斯司机。阿尔伯特也一样，每周去医院看望他的战友时，都要被吓出一身冷汗。出了医院，外面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好像牵着动物园的猛兽在大街上闲逛，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说一个字。

爱德华无处可去。阿尔伯特住在七楼的一间小房子里，房顶还有些漏风，屋子里有一间厕所，走廊里还有一个只有冷水供应的水龙头，平时，他就在这里随意擦擦身体，只有当需要的时候才会去公共澡堂。爱德华走了进去，似乎看也没看房间就坐到靠近窗户的椅子上，一会儿看看大街，一会儿看看天空，右边鼻孔处还插着一根烟。阿尔伯特立马就明白，爱德华哪里也不会去，于是，照顾他很快就会成为日常的主要工作。

两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间里，生活立马变得困难起来。爱德华很高，身上没有什么肉，骨瘦如柴，唯一比他瘦的只有爬过房顶的那只灰猫。光是他一个人就把房间占满了。房间本来只容得下一个人，现在两个人基本上就像挤在战壕里，压抑的感觉让人喘不过气来。爱德华睡在地上，身上只搭一床被子，白天抽着烟，僵硬的双腿放在身前，眼睛一直盯着窗外。阿尔伯特给爱德华准备了一些吃的，还有药剂、吸管、胶皮管、漏斗，在反复检查了哪些东西爱德华可以碰，哪些不可以碰以后，他才出了门。整个白天，爱德华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就像冻住了一样。似乎他就任由自己的生命匆匆流走，就和血从伤口不停流下来一样。阿尔伯特无法忍受不幸，他编造着各种理由，想快点离开房间。实际上，他只是要去迪瓦尔吃晚餐，因为同这样一个悲哀的人交谈是多么折磨人。

他感到害怕。

他不停地询问爱德华对未来的打算，想要知道他要逃避到哪里去。但是，对话常常在刚一开始的时候就结束了，当阿尔伯特看到战友那沮丧的表情时，什么也说不出来。爱德华湿润的眼是这幅绝望画面里唯一有生命的东西，那是一个万念俱灰、无能为力的眼神。

这个时候，阿尔伯特的心软了下来，他决定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要负责爱德华的全部生活，直到他身体变好，找回生活的乐趣以及开始人生新的计划。一方面，阿尔伯特认为恢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持续时间长，得以月来计算，另一方面，又避免去想以月为单位来计算不是个好的方式。

他拿来纸和彩色笔，爱德华画了一个谢谢的表情，但始终没有打开包裹。爱德华不算是白吃白住，他不过只是一个空空的外壳，没有欲望，没有期盼，似乎也没有思想。就算阿尔伯特像人们抛弃自己的宠物一样，把他丢到桥下，立马转身跑开，爱德华也不会记恨他的。

阿尔伯特很清楚“神经衰弱”这个词的意思，他打听询问后，得到的答复都是“忧郁症”“抑郁障碍”“情感性障碍”，这些都无所谓，最大的问题是爱德华现在正在等死。不管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死亡，这都是他唯一可能的出路，不过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再简单不过了，没有多大的改变，向死亡屈服的他，像是沉默寡言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不再期待什么，只关心死亡的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

阿尔伯特不断地和他说话，但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他就像一个老人，独自坐在简陋的房子里自言自语。

“不过，算我运气好。你虽然闷不吭声，可是要是一个难相处的人，专门跟我唱反调，那还要更烦呢。”他一边对爱德华说，一边搅拌着鸡蛋和肉汁。

他尝试了各种方法来宽慰战友，希望可以改变他的精神状态，挖掘出那个从第一天就存在的谜团：爱德华要怎样才能笑起来呢？在最好的状态下，他的喉咙不过也只是发出一些尖锐的声音，让你感到不自在，忍不住想要去做些什么，那就像是口吃的人为了摆脱结结巴巴说话的方式，努力地发出一个音来，这真是令人恼火。不过爱德华很少这样，也许是疲倦造成的。阿尔伯特没有成功地让爱德华笑过一次。另外，自从被活埋这件事情发生以来，这并不是唯一萦绕在脑际里纠缠不清的想法。除了紧张以外，还有持续不断的焦虑和对未来突发事件的担忧，反反复复地烦恼着各种事情，直到累得筋疲力尽。最近他脑子里又一次出现了那匹死马的头。他把爱德华的画裱了起来，花了不少钱。这也是房间里唯一的装饰，也可以鼓励好友重新开始工作，充实过每一天。阿尔伯特常常站在他面前，手放在口袋里，不加掩饰地赞美着他的天赋和才能，说着，真的，真的，如果爱德华想要……而这些话都没有用，爱德华只是吸着烟，有时用右鼻孔，有时用左鼻孔，目不转睛地盯着锌制屋顶和烟囱看，沉溺在这样的画面里。他失去了所有的乐趣，在医院的几个月里，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做，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和医师或者外科医生唱反调，不仅仅是因为他拒绝自己新的样子，也是因为无法幻想未来的生活。时间已经停在了炸弹爆炸的那一刻，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家里的时钟出了问题，每天只会播报两次，这让爱德华十分难受。从受伤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爱德华也二十四岁了，看似原本属于他的一些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无论怎样都应该恢复正常。

他长时间保持一种封闭的状态，闭着眼睛抗拒着一切，不与外界交流，和其他士兵一样，保持一种静止的状态。这场战争创造了一个疯狂的世界，有的人身体变得蜷曲，有的折叠，还有的歪七扭八。爱德华的画，尤其是他画的莫代，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对外界的抗拒。爱德华认为莫代是一个下流胚，只关心医学和外科手术的发展，对病人没有耐心。不管是不是真的，爱德华也不在乎了，他脸上有了一个大窟窿，早就没有心情去区别好坏。他抓住吗啡这根救命稻草，弄虚作假、装病哀求医生，甚至可耻地偷窃，也一定要拿到医生开具的吗啡处方。他可能会想：“即使我最后死于吗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总是在乞求更多的吗啡。在爱德华无数次拒绝移植手术、装假体和假牙之后，莫代教授也放弃了劝告，向士兵推荐最新的外科手术是替他们着想，但是他们不想改变，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们，就好像炸弹是我们扔的（士兵拉里维埃经常去见精神病科的专家，但是，他从来不回答他们任何问题，十分封闭和固执）。因此，那些专家便总结了一套士兵受到创伤后变得顽固的理论。莫代教授对这些解释从来不过问，也不在乎，他把时间和知识都花在了他认为值得的人身上。他甚至看都没看爱德华一眼，就签了出院证明。

爱德华带着医生的处方、几瓶小剂量的吗啡和一叠欧仁·拉里维埃的材料离开了医院。几个小时后，他来到战友那间小得可怜的公寓里，坐到了窗前的椅子上，似乎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到了肩膀上，像是判了无期徒刑后，被扔进专属的小牢房里。

尽管无法理清思绪，爱德华仍然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到日常生活上。“是的，他需要考虑钱的问题，他现在能做什么？自己这么大个人怎么办才好？”爱德华对此没有想法，大脑就像过滤器一样，思绪一下就飘远了。阿尔伯特干完活有时是深夜，有时是大中午，早就累得挺不住了。爱德华也捏紧拳头默默忍受，想象着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他总是去想母亲，但记忆里母亲的画面却很少，那些跑出来的一点儿回忆，他总是固执地抓住，牢牢不放。在模糊的画面和情感的汇聚中，他闻到母亲芬芳的香水，看到粉红色的梳妆台上的绒球头绳、护肤品和化妆用的毛刷，想到某一天夜晚，还是孩子的自己抓住母亲衬裙的边缘，感受到那柔滑的缎面。母亲弯下身体，靠近自己，金色的圆形颈饰垂下来，她缓缓打开，像是要说一个秘密。只不过，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一个字也没有，连一个眼神也没有。母亲在他记忆里消失，所有他认识的、还活着的人的记忆也变得模糊，那些脸也一并地从记忆里消失了，母亲的、父亲的、战友的、情人的、老师的、玛德莱娜的等等。当然，他常常想起玛德莱娜。爱德华想要回想起她的笑容，可是那张脸上再也没有了光芒。他疯狂地想要聆听那个笑声，画几幅夸张的表情就能轻易地让仆人们哈哈大笑，因为他们知道爱德华没有任何恶意。爱德华还对变装的恶趣味乐此不疲，而且他十分有天赋。玛德莱娜看着他的装扮，笑得有些尴尬，她总是说：“要是爸爸看到这个的话，你就完了！”她警惕着周围，以防父亲突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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