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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军乱”以后，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可分为两大派。

一派是曾经当过驻日公使馆参赞，后来转为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的诗人、外交官黄遵宪的“联日政策”。他认为，在列强之中有可能对朝鲜大肆入侵的只有沙皇俄国，为了抑制沙俄南下寻求不冻港，清政府应当联合日本。

另一派是吴长庆的幕僚长张謇主张的积极政策。他认为，忽视日本是错误的，日本同沙皇俄国一样，有侵略朝鲜的可能性，所以不要依靠日本。清政府自身应当尽一切力量，采取保护朝鲜的政策。

然而，除了政策论点之外，还有政治力学从中左右。

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立于国政之巅，但他觉得地位并不牢固，时刻提防着出现打倒自己的势力。他以淮军的武力为政治背景，被公认为淮军总帅，但他却最防备淮军系统中的实力人物，如代行其职务的张树声、开赴朝鲜的吴长庆等。

张謇对朝鲜的积极策略，一般称为“朝鲜善后六策”。他对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抱有希望，认为他会把“朝鲜善后六策”上奏朝廷。当时朝廷的最高权力者是西太后。

然而，当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报到天津时，正值李鸿章的百日守制结束，北洋大臣的大权又回到他手中。“政治、外交是现实，这种进言不过是无视现实的书生饶舌而已。”于是，李鸿章把它扣压了。对于下级的献策，是否上奏西太后，他有权裁夺。然而，不知何时，出现了“李鸿章扣压有关朝鲜的极佳献策”的流言，并且，“朝鲜善后六策”的具体内容也传开了。

本已扣压的奏章，为什么能流传？

“去调查一下那个书生的呓语是从哪里泄露的，谁泄露的！”李鸿章命令左右。为维护手中的权力，他惯于使用谍报人员。果然，伸向四处的情报网很快就查到了出处。

代行北洋大臣职务的张树声有个儿子，名叫张华奎，他出于青年人的忧国心和好奇心，把从朝鲜呈报给父亲的表章抄录下来。这是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三人联名呈报的。张謇是吴长庆的幕僚，他的“朝鲜善后六策”，自然要以吴长庆的名义呈报。呈文报来不久，张树声便交卸了代理北洋大臣的职务，所有奏章都移交给李鸿章。在此之前，张华奎已经抄录了“六策”。

这样重要的表章，当然要按绝密件处理，一旦外泄，关系重大。可是，张华奎悄悄地把它给几个抱有同感的青年看了。这些青年都是朝廷高官的子弟，关心国事，同当局要人也很亲密。他们不知道表章被扣压，以为像“六策”这样出色的策论，当然会被朝廷所采纳。

“那篇‘朝鲜善后六策’，朝廷怎么研究的？有什么结论？”某个青年向军机处的军机章京询问此事，军机章京相当于军机大臣的秘书，由于工作关系，知道许多朝廷最高机密。

“什么？‘朝鲜善后六策’？从未见过，连听也没听过，当然军机处也没讨论过。到底是个什么策论？”军机章京反问起询问者来。

青年这才发觉它被扣压了，心里愤愤不平，暗暗骂了一句。但是，他得知“朝鲜善后六策”的途径并不是合法的，所以不敢声张。一旦声张出去，盗抄朝廷机密文书的张华奎必将遭杀身之祸。他只能悄悄地告诉靠得住的密友，而被告知的人不可能存在心里默不作声，又向信得过的好友偷偷耳语。

就这样传来传去，李鸿章把“名论”扣压不报的事几乎半公开了。后来，有个硬骨头索性向西太后写了密奏：“有关外交事，李鸿章不可信任。朝鲜诸事，请皇上亲自裁夺。”

这封密奏也被李鸿章截下。

“原来是想把我整下台……”李鸿章这样认为，于是把张树声和吴长庆两人当作政敌，耿耿于怀。

马建忠是李鸿章阵营里的人，他与黄遵宪交往密切，受其影响，也倾向于“联日政策”。

书生之论！这是李鸿章下的简单结论。他也知道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是比较理想的。正因为采取了积极出兵的策略，才使日本收回了割让领土和矿山权的要求。可能的话，他倒也想采纳积极政策，但是，这必须用武力做后盾。

李鸿章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最了解清军的现状。他可说是现今这支清军的创始者，比谁都清楚这支军队不具备国际的作战水平。

太平天国兴起之前，清军的腐败已达到顶点，让装备不全的太平军追得团团转，是一支只知道败退的军队。社会对清军的评价是：兵即流氓。这样的军队，在团练的基础上得以复苏，成为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经过手术，确把最恶化的患处割掉了，然而，体质依然没有改变，仍在腐败。这一点，堪称清军之父的李鸿章知道得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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