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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伦理孤独3（第1页）

心理上的失踪

「我」这个中年妇人出走到巷子口，又回家了，她继续关在公寓裡，继续听每一家的钥匙怎麼打开，怎麼关门。

有一次「我」和张玉霞聊天时，提到她很讨厌住在四楼B的刘老师。张玉霞说，「他很爱孩子唉！」「有几次我和娃娃一起，遇见了他，他就放慢脚步，跟娃娃微笑。」但是这个「我」还是觉得刘老师很怪异，身上有一种「近於肉类或蔬菜在冬天慢慢萎缩变黄脱水的气味」。

这个单身的刘老师，从小学退休之后，常常在垃圾堆裡捡人家丢掉的洋娃娃，有一次在楼梯间刚好遇到第一人称的「我」，他拿着一个破损的洋娃娃头，向「我」展示，说这洋娃娃的眼睛还会眨。刘老师经常捡一些破损的洋娃娃头、手、脚回来，放在黑色的木柜裡，而这件事就和社会事件中频频发生的儿童失踪案连结在一起。

失踪不一定是具体的失踪，可能是心理上的失踪。如果你有看过法国超现实导演布纽尔（LuisBunuel）的作品《自由的幻影》（LeFantomedelaliberte），裡面有一段以超现实的手法，处理儿童失踪。那一段是老师在课堂上点名，点到了Alice，Alice也喊了「有」，可是老师却说她失踪了，马上通知家长来。她的父母到了学校，Alice说：「我在这裡。」但爸爸妈妈说：「嘘，不要讲话。」然后转头问老师：「她怎麼会失踪？」

失踪在电影裡变成了另一种现象，其实人在，你却觉得他不在。

例如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他们躺在同一张床上，对彼此而言却是失踪的状态。我们一直觉得被绑架才叫失踪，可是如果你从不在意一个人，那麼那个人对你而言，不也是失踪了。

电影啟发了我把失踪转向一个心理的状态，表示失踪的人在别人心裡消失了，没有一点具体的重量。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单亲妈妈，孩子很小的时候，她的工作正忙，晚上应酬也很多，她没有太多时间陪小孩，就让小孩掛串钥匙上下学。她也很心疼小孩，却没办法陪伴她，又很担心孩子被绑架，所以她就在每天晚上回家时，孩子己经写完功课準备要睡了，她硬拉着小孩一起练习各种被绑架的逃脱术。有一次，她就在我面前表演，戴上绑匪的帽子、口罩，让孩子练习逃脱。当时我觉得好可怕，就像军队的震撼教育一样，可是让我更震撼的是，这个城市的父母都已经被儿童绑架事件惊吓到觉得孩子都不在了，孩子明明在她面前，却觉得她已经失踪了。

朋友的故事变成小说裡，张玉霞和孩子娃娃每天晚上的「特别训练」。而住在叁楼的这个「我」，每天晚上就会听到各种乒乒乓乓的声音。

爱成了寄託，丧失了自我

这个公寓裡最大的寂寞者－－「我」，因為没办法出走，就把生命寄託在儿子身上，所以她生活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收到儿子诗承寄来的信时，拿着红笔勾出重点，她每读一次，就觉得还有重点没

昼到，再画一次。他的儿子读法律，寄来的信很少问候父母，都是摘录一些中文报纸上的新闻，有一次提到了儿童失踪案，引起了「我」的兴趣，她开始搜集报纸上的报导，準备要寄给儿子。

这裡我们可以看到，「我」这个中年妇女，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居住在遥远美国的儿子身上，他所关心的事情，就变成她关心的事情。－－当我们在伦理的网络之中，很难自觉到孤独，就是因為我们已经失去自我，而这个自我的失去，有时候我们称之為「爱」，因為没有把自己充分完成，这份爱变成丧失自我主要的原因。

有一天，娃娃失踪了。失踪不再只是新闻报导，而变成一个具体事件，而且是在「我」住处楼上发生的事情。娃娃的母亲张玉霞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而这一切是「我」所预知的，她听着下班后的张玉霞上楼、开锁、关门的声音，然后她走到房门边，「等候着张玉霞在房中大叫，然后披头散发地衝下叁楼，按我的门铃，疯狂地捶打我的房门，哭倒在我的怀中说：『娃娃失踪了。』」

人在某一种寂寞的状态，会变得非常神经质，敏锐到能看到一些预兆，而使得假象变成真相。

布纽尔另一部电影《厨娘日记》（LeJournald’unefemmedechambre），叙述一个绅士在妻子死后，雇用一个厨娘，厨娘在日记裡写着这个外表行為举止都很优雅的绅士，其实是一个好色之徒，常常偷看她洗澡更衣。这部电影有一大半是在对比这个绅士的裡外不一，一直到最后才揭晓，原来偷窥是厨娘长期寂寞裡所產生的性幻想。

所以小说裡的「我」听到张玉霞的尖叫声、哭声，然后衝下来按门铃，哭倒在她怀中，这是幻想还是真实发生？我们不知道。她开始安慰张玉霞，然后报警，叁天后来了一个年轻俊美的警察，警察到她家就说，他是「為了多了解一点有关刘老师的生活」而来，他们都觉得刘老师最有嫌疑，因為刘老师非常爱娃娃，在楼梯间遇到时就会对他微笑，摸摸他的头，还会买糖给他。

在儿童失踪案经常发生的时期，一些原本爱小孩的人，看到小孩都不敢再靠近了，怕让人误会。这个刘老师原本是大家口中的好人，因為他特别爱孩子，他退休后还会到小学门口，陪孩子玩，教他们做功课。可是在儿童绑架勒索案愈来愈多时，人们开始怀疑他，甚至是怀疑这个糟老头是不是有恋童症？刘老师突然就从一个慈父的形象，变成了恋童癖。

一成不变的危机

当年轻的警察看到茶几玻璃板下压的一张诗承的照片，随即涨红了脸，「他说是诗承在某南部的市镇服役时认识的，那时他正在一所警察学校读书，他们在每个营区的休假日便相约在火车站，一起到附近的海边玩。」

作為母亲的「我」听完吓了一跳，诗承当兵时从来没有跟她说过和一个警察这麼要好，这时候他身為母亲的寂寞，以及伦理中的唯一连繫，再次面临了危机。

我其实是想一步一步解散这个「我」引以為安的伦理，因為所有伦理的线都是自己所假设的，其实它无法綑绑任何东西，也连繫不起任何东西。如果没有在完成自我的状态下，所有的线都是虚拟假设的。

在小说裡「我」是真正的主角，虽然很多朋友看小说，会觉得刘老师是主角，或张玉霞是主角，但是我自己在撰写时，主角是假设為第一人称的这个「我」，我就让她一步一步地面临伦理的崩解，而和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去做一个对比，而这个角色可能是我的母亲，可能是我的朋友，也可能是许许多多的中年女性，当她们把伦理作為一生的职责时，所面临到的困境。

这个问题不只在台湾，日本也有类似的现象。在日本，离婚率最高的年龄层是在中年以后，就是孩子长大离家后，做妻子的觉得该尽的责任已经尽了，便提出离婚，说：「我再也不要忍受了」，往往会把丈夫吓一大跳。这样的报导愈来愈多，不像我们所想像的年轻夫妻才会离婚。

有人说，这是因為婚姻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伦理的完成，当伦理完成以后，她就可以去追寻自我了。但我觉得应该是在充分地完成自我之后，再去建构伦理，伦理会更完整。

小说的最后，警员拿到了搜索令，进去刘老师的房间，发现一个好大的黑色柜子，打开柜子，裡面都是洋娃娃的头、手、脚．残破的身体。他没有绑架儿童，他只是搜集了一些破损的洋娃娃，可是这个打开柜子的画面，会给人一种很奇怪的联想。我常在垃圾堆裡看到一些人形的东西，例如洋娃娃，一个完整的洋娃娃是被宠爱的，可是当

它坏了以后－－我们很少注意到，儿童是会对玩具表现暴力，我常常看到孩子在玩洋娃娃时，是把它的手拔掉或是把头拔掉－－这些残断的肢体会引起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奇异的联想。

最后的结尾，我并没有给一个固定的答案，只是觉得这个画面诉说一股沉重的忧伤，好像是拼接不起来的形态。

基督教的故事裡，有一则屠杀婴儿的故事。在耶穌诞生时，民间传说「万王之王」（TheKingofKings）诞生了，当时的国王很害怕，就下令把当年出生的婴儿都杀死。所以我们在西方的画作裡，会看到一幅哭嚎的母亲在一堆婴儿尸体旁，士兵正持刀杀害婴儿。我想，这是一种潜意识，因為杀害婴儿是一种最难以忍受的暴力，称之為「无辜的屠杀」，因為婴儿是最无辜的，他什麼都没有做就被杀死了。我以木柜裡残破的洋娃娃这样一个画面，试图唤起这种潜意识，勾引起对生命本能的恐惧，进一步去探讨在台湾社会裡一些与伦理纠缠不清的个案，藉由它去碰撞一些固定的伦理形态－－所谓「固定」就是一成不变的，凡是一成不变的伦理都是最危险的。

当埃及「血缘内婚」是一成不变的伦理时，所有不与家族血缘通婚的人，都会被当成乱伦。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所坚持的伦理，会不会在另一个时代被当成乱伦？人类的新伦理又将面对什麼样的状况？

先个体后伦理

比较容易解答的是，在清朝一夫多妻是社会认同的伦理，而且是好伦理，是社会地位高、经济条件富裕的人，才有可能娶妾，而且会被传為佳话、传為美谈。可是现在，婚姻的伦理己经转换了。而同一个时代，在台湾和在阿拉伯的婚姻伦理也不一样。

我相信，伦理本身是有弹性的，如何坚持伦理，又能保持伦理在递变过程中的弹性，是我认為的两难。大概对於伦理的思维，还是要回到绝对的个体，回到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个体，当个体完成了，伦理才有可能架构起来。

西方在文艺復兴之后，他们的伦理经歷了一次颠覆，比较回到了个体。当然，西方人对「个体」的观念，是早於东方，在希腊时代就以个体作為主要的单元。而以个体為主体的伦理，所发展出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不会变成一种固定的约制、倚赖，而是彼此配合和尊重。

许多华人移民到欧美国家，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就是伦理的困境。我妹妹移民美国后，有一次她很困扰地告诉我，她有一天对七岁的小孩说：「你不听话，我打死你。」这个小孩跑出去打电话给社会局，社会局的人就来了，质问她是不是有家庭暴力？我妹妹无法了解，她说：「我是他的母亲，我这麼爱他。」她完全是从东方的伦理角度来看这件事。

对我们而言，哪吒之所以割肉还父，割骨还母，是因為身体是我们对於父母的原罪，父母打小孩也是理所当然。可是西方人不这麼认為，他们觉得孩子不属於父母，孩子是公民，国家要保护公民，即使是父亲、母亲也不能伤害他。

现在在台湾，社会局也在做同样的事，保护孩子不受家庭暴力的威胁，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家庭仍在抗拒，认為「这是我们家的事」，最后就私了－－伦理就是私了，而不是提到公眾的部分去讨论。

伦理构成中私的部分，「父為子隐，子為父隐」的这个部分，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被掩盖了。例如家庭性暴力，有时候女儿被父亲性侵害，母亲明明知道，却不讲的，她觉得这是「家丑」，而家丑是不能外扬的。她没有孩子是独立个体、是公民的概念，所以会去掩盖事实，构成了伦理徇私的状况。

你如果注意的话，这种现象在台湾还是存在，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我没有下结论说我们一定要学习西方人的法治观，也没有说一定要遵守传统的伦理道德，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在这个两难的问题裡，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做父亲的拿掉父亲的身分后，是一个男子；做女儿的去掉「女儿」的身分，是一个女性，而古埃及「血缘内婚」的文化基因可能至今仍有影响力，所以父亲与女儿之间的曖昧关系还在发生，只是我们会认為这是败德的事情、不可以谈论的事。而这些案例的持续发生，正是说明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人是在道德的艰难裡，才有道德的坚持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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