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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前一星期左右，身体突然大见好转。新大夫开的新安眠药一夜之间产生奇效。她晚上吃两片，七点半钟便在我床上，那时已经成了她的床，和衣睡去，大约睡了二十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五点她才起床，洗澡，喝些茶，一定是又吃了一两片安眠药，因为她在七点半又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当父亲起床，刮脸，榨了两杯新鲜橙汁，将其温热时，母亲也起床了，穿上家常便服，系上围裙，梳头，给我们二人做了顿真正的早餐，就像她没生病之前，两面煎得焦黄的鸡蛋、蔬菜色拉、酸奶、面包片，妈妈切的面包片比爸爸切的薄多了，她含情脉脉地称父亲切的面包片为“木板”。

于是，我们又一次在早上七点，围坐在铺着花台布的餐桌旁的柳条凳上，妈妈给我们讲故事：在她的故乡罗夫诺，有个皮货富商，是温文尔雅的犹太人，遥远的巴黎和罗马都有买主来拜访他，因为他有一种举世罕见的银狐皮，在月夜里会像严霜一样闪闪发光。有一天，皮货商发誓不再吃肉，成了素食主义者。他把整个生意，包括所有分店，交给岳父和合伙人掌管。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森林里给自己造了一间小茅屋，住到了那里，因为他的猎人以他的名义捕杀了数千只狐狸，他为此感到抱歉。最后，这个人消失了，再也没有露面。她说，我和姐妹们想吓唬对方时，习惯于摸黑躺在地上，轮流讲述以前那个皮货富商，如今一丝不挂在森林中漫步，也许患了狂犬病，在下层灌木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狐鸣，倘若有人倒霉，在森林里碰到狐人，会立刻吓白了头发。

我父亲对此类故事嗤之以鼻，他做了一个鬼脸，说：

“对不起，那有什么意义呀！一个讽喻？一种迷信想法？还是某种不着边际的话？”但是，看到母亲好多了，他非常高兴，轻轻地挥挥手：

“没什么。”

母亲催促我们，以便父亲上班不要迟到，我不要误了上学。在门口，当父亲套上他的高筒橡皮套鞋，我穿自己的橡胶靴时，我突然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长嗥，吓得他跳起来，浑身发抖，当缓过劲儿来后，他要打我，母亲出面干预，把我的头贴在她的胸脯上，使我们二人都平静下来，说：“都是因为我，对不起。”那是她最后一次拥抱我。

我们大约七点半钟离开家，父亲和我没说一句话，他仍然因为我学狐狸大叫而生我的气。在家门口，他转身向左去往塔拉桑塔楼，我转身向右去往塔赫凯莫尼学校。

放学回到家里，看到母亲打扮停当，身穿双排扣的浅色裙子和海军蓝套衫，显得漂亮而女孩子气。她脸色也很好，仿佛几个月的疾病一下子全然消失。她让我放下书包，穿上外套，她自己也穿上外套，并给了我一个惊喜。

“我们今天不在家里吃饭。我决定带我一生中的两个男人到饭馆吃午饭。你父亲对此还一无所知呢，我们给他个惊喜好吗？我们在城里走走，然后去塔拉桑塔楼，动手把他拉出来，就像从沾满灰尘的书堆里拖出一个瞎扑腾的书虫，而后我们到什么地方吃饭去，我甚至没打算告诉你，给你也留点悬念。”

母亲在我眼里成了陌生人。她说话的声音不同寻常，庄严而高亢，宛如在学校上演的剧目中扮演角色。当她说“我们出去走走”时，声音中充满了光明与温暖，但是说“瞎扑腾的书虫”和“沾满灰尘的书”时，声音却有点颤抖，那声音让我感到一种模糊的恐惧，但即刻便被惊喜、被母亲的快乐、被她回到我们当中的喜悦所带来的欢快替代。

我父母基本上不到外面吃饭，尽管我们经常和他们的朋友在雅法路或乔治王路的咖啡馆里会面。

1950年，也许1951年，有一次我们三人在特拉维夫和姨妈们相聚，在最后一天，也就是回耶路撒冷的头天，父亲难得宣布自己那天做东，邀请大家，我母亲的两姐妹和她们令人尊敬的丈夫以及她们的独生儿子，去沙洛姆阿雷哈伊姆大街拐角、本—耶胡达大街上的哈姆泽格餐馆吃饭。他们给我们九人安排了一张桌子，父亲坐在上座，我两个姨妈的中间，又给我们排了座次，三姐妹都没挨着自己的丈夫坐，我们小孩谁也没坐在父母当中，仿佛决意彻底洗牌。茨维姨父和布玛姨父有点疑惑，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最终要干什么，他们坚决不肯和他一起喝啤酒，因为他们不习惯喝酒。他们决定不讲话，让父亲在舞台上大显身手。父亲显然觉得，最紧迫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肯定是在朱迪亚沙漠里发现的死海古卷。于是乎，他发表了一通详尽的演说，从上汤到上主食，他一直讲述在库姆兰附近的山洞里发现这些古卷意义重大，很可能在沙漠沟壑里，越来越多埋藏在地下的无价之宝在等待发掘。终于，坐在茨维和布玛姨父中间的母亲温柔地说：

“也许这次就说到这儿吧，阿里耶？”

父亲懂了，就此打住，大家开始各谈各的，直到吃完晚饭。表哥伊戈尔问他能否带表弟埃弗莱姆去附近的海滩。几分钟以后，我也不想再待在大人堆里了，便离开哈姆泽格餐馆，找海滩去了。

但是，谁想得到母亲竟突然决定带我们出去吃午饭？我们已经习惯看她夜以继日地坐在窗前，一动也不动。就在几天前，我把床让给她，逃避她的默默无语，和父亲睡到双人床上。她身穿海军蓝套头衫和浅色裙子，后带接缝的尼龙长袜，高跟鞋，显得既漂亮，又文雅，陌生男人转过身来直看她。走路时，她一只胳膊挎着雨衣，另一只胳膊挎着我。

“你今天做我的卡瓦莱尔。”

她好像继承了父亲平时所承担的角色，补充说：

“卡瓦莱尔就是骑士，卡瓦在法文中是马的意思，卡瓦莱尔指骑马人或者骑士。”

接着又说：

“有许多女人对专横跋扈的男人感兴趣，犹如飞蛾扑火；也有一些女人，她们需要的不是英雄，甚至不需要性格暴躁的恋人，而是需要一个朋友。你长大后要记住：远离酷爱暴戾人士的女人，努力寻找把男人当作朋友的人，她们需要朋友不是因为自己觉得空虚，而是愿意让你充实。记住，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友谊比爱情更为宝贵珍奇，与友情相比，爱情确实相当粗俗，甚至拙劣。友情也包括适度的感受、关心体贴、慷慨大方，以及精心调适出的适度。”

“好。”我说，因为我不想让她再说与我无关的东西，想让她说点别的。我们几个星期没说话了，浪费了只有我俩一起的走路时间岂不可惜。当我们快到城市中心时，她再次挽住我的胳膊，笑了一下，突然问道：

“你会对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说什么？”

没等我回答，她又伤心地调侃，或者说不是调侃，而是把伤心隐藏在微笑里，我虽然看不到，但从她说的话音里可以听出来：

“有朝一日，当你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后，我非常希望你不要以我和你父亲作为婚姻生活的榜样。”

这些话，不是我根据记忆而进行的再创造，如同我前面写她讲爱情与友情那样（十二个句子之前），因为，不要以我父母的婚姻为榜样这一请求，我确实记得清清楚楚，字字句句。我还清楚记得她微笑说话时的声音。我们在乔治王大街，母亲和我，手挽着手经过塔里塔库米楼，在去往塔拉桑塔楼的路上，要把上班的父亲叫走。时间是下午一点半，一阵冷风夹杂着抽人的雨点从西面袭来。它非常强劲，行人收起雨伞，免得把伞吹得翻转过来。我们甚至都没有打开雨伞。我和妈妈手挽着手在雨中行走，走过当时是议会临时办公场所的塔里塔库米楼，而后经过哈马阿洛特大楼。那是1952年1月的第一周。在她去世前五天，或者四天。

雨越下越大，妈妈的声音里仍旧带着近乎调侃的口气：

“我们到咖啡馆喝点咖啡吗？我们的爸爸又跑不了。”

我们在一家德裔犹太人开的咖啡馆里坐了约莫半个小时，等雨停下来。咖啡馆坐落在热哈维亚入口，在JNF大街，对面是犹太代办处大楼，总理办公室那时也在那里。与此同时，妈妈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粉饼盒、一把梳子，梳头补妆。我的感情颇为复杂：为她的容颜自豪，为她身体好转快乐，并且有责任保护她免遭某种阴影的伤害，我只是通过猜测知道存在着阴影。实际上，我不是猜测，而只是似是而非，在我皮肤上感受到些微莫名其妙的不安。孩子有时就是这样，捕捉到，又没有真正捕捉到他无法理解的东西，意识到这种东西，莫名其妙地感到惊恐：

“你没事吧，妈妈？”

她自己点了味道浓烈的清咖啡，给我点了牛奶咖啡，纵然从来也不允许我喝咖啡，说是少儿不宜喝咖啡，还给我点了巧克力冰激凌，纵然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冰激凌会让你嗓子疼，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而且就要吃午饭了。责任感驱使我只吃了两三勺冰激凌，便问妈妈她坐在这里冷不冷，她觉不觉得累，或者是头晕。毕竟，她大病初愈。妈妈，你上厕所时小心点，那里黑，有两级台阶。骄傲、热诚与理解充盈了我的心房，仿佛只要我们二人坐在罗什热哈维亚咖啡馆，她的角色就是一个无助的小姑娘，需要一位慷慨帮助的朋友，而我则是她的骑士，或者也许是她的父亲：

“你没事吧，妈妈？”

我们来到塔拉桑塔楼，“独立战争”时期，通往守望山校园的公路遭到封锁，希伯来大学的几个系重新搬到这里，我们打听报刊部在什么地方，顺着楼梯走上二楼。（也就是在类似的一个冬日，《我的米海尔》中的汉娜就在这些台阶上跌倒，大概扭伤了脚踝，学生米海尔·戈嫩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肘，冷不丁地说他喜欢“脚脖子”一词。妈妈和我也许与米海尔和汉娜擦肩而过，没有在意他们。我和母亲在塔拉桑塔楼的冬日，与我开始撰写《我的米海尔》那个冬日，中间相隔了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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