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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岁离家住进基布兹时，我写下一些决心，将其定为自己非执行不可的标准。要是我真的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就必须开始在两个星期内把自己晒得黑黝黝的，使我看上去像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必须永永远远不再做白日梦；我必须更换姓氏；我必须每天洗两三次冷水澡；我必须绝对强迫自己别在夜里做那种脏事；我必须不再写诗；我必须不再喋喋不休；我必须不再讲故事——我必须以一个沉默的人出现在新地方。

后来我把条子撕得粉碎。最初四五天，我确实设法不做脏事，不唠唠叨叨。当他们问我一条毯子是否足够，或者是否愿意坐到教室靠窗的角落里时，我动动脑袋作答。当问我，是否对政治感兴趣，是否考虑参加读报小组，我回答“呃哼”。如果问起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生活，我的回答不超过十个字，我故意迟疑几秒钟，仿佛在做深入的思考，让他们知道我属于那种矜持寡言、讳莫如深的人，具备内涵。我甚至能洗冷水澡了，尽管在男孩子浴室里迫使自己脱得精光，是一种英雄主义壮举。甚至在最初几个星期，我好像可以设法不写东西。

但不能不读东西。

每天干完活上完课后，基布兹的孩子回父母家，而外面来的寄宿者则在俱乐部里放松一下，或打打篮球。晚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跳舞，唱歌——我逃避这些活动，免得露怯。大家都离开后，我通常半裸着身子躺在宿舍前面的草地上，晒日光浴，读书读到天黑。（我十分小心，不待在空房间，不躺在空床上，因为肮脏之念，还有大量天方夜谭式的幻想在那里等待着我。）

每星期有那么一两次，我会在天黑之前对着镜子检查自己晒得怎么样，而后穿上衬衫，而后鼓起勇气，到老兵居住区，与我在基布兹的“父母”汉卡和奥伊扎尔·胡尔戴喝杯果汁，吃块蛋糕。这两位老师，都来自波兰的洛兹，年复一年主持基布兹内的文化教育生活。在小学任教的汉卡，是个漂亮丰满、精力充沛的女子，犹如发条一贯绷得紧紧的，强烈的奉献光环与香烟烟雾始终环绕在她周围。她一人肩负着诸多重任：组织犹太人过节、举行婚礼和周年纪念日、上演节目、培养质朴的无产阶级地方化传统。这一传统，按照汉卡所设想的，应融合《雅歌》风韵和新《圣经》时代土地耕作者所拥有的橄榄兼角豆荚的希伯来品位，兼济东欧的哈西德派犹太小村庄的格调，融进了东欧农民和其他自然之子粗犷豪爽的方式，后者直接从克努特·哈姆孙踩在赤脚下的“大地硕果”中撷取了天真纯洁的思想，以及神秘的生命乐趣。

至于奥扎尔或奥伊扎尔·胡尔戴，“继续教育班”或中学的负责人，则是个精干结实的男子，苦难和具有反讽意味的聪慧使他脸上布满了犹太人的皱纹。在这些痛苦的皱纹中，偶尔会悠然闪过一丝恣意顽皮的光。他身材瘦削、矮小，然而目光犀利冰冷，风度翩翩。他很有口才，擅长揶揄讽刺。他能够流露出一股脉脉温情，可以感化任何人，使之俯首帖耳，但是他也会动雷霆之怒，令周围的人产生世界末日时的恐惧。

奥伊扎尔融立陶宛《塔木德》学者的头脑敏锐与哈西德教徒充满激情唱颂的狂热于一身，突然眯起眼睛，唱起一首如醉如痴的歌，奋力冲破尘世的束缚。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奥伊扎尔·胡尔戴也许会变成一个令人敬畏的哈西德拉比，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创造奇迹者，置身于众多着了迷的崇拜者中。如果他选择从政，做个保民官，肯定大有可为，身后会紧紧追着一批狂热的崇拜者，也不乏对其深恶痛绝之人。但是奥伊扎尔·胡尔戴选择了当基布兹中学校长的生活。他是位毫不妥协的硬汉，好斗，飞扬跋扈，甚至暴虐无道。他能精熟详尽地讲述许多题目，近乎带有情欲般的激情，像犹太小村庄里一个云游四方的布道者，《圣经》、生物学、巴洛克音乐、文艺复兴艺术、拉比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理、鸟类学、分类学、雷高德（装有舌簧的八孔直笛），以及诸如“历史上的拿破仑及其在19世纪欧洲文学与艺术中的表现”等各种课程。

我忐忑不安，走进老兵居住区北边一套带有小门廊的一间半平房，房子对面是一排柏树，屋里墙上挂着莫迪里阿尼和保罗·克勒的赝品绘画，以及一幅酷似出于日本人之手的惟妙惟肖的杏花吐艳图，两把简朴的扶手椅之间有一张小型咖啡桌，桌上放着一只高高的花瓶，花瓶里几乎一向不放鲜花，而是插着格调高雅的小枝。风格朴素的浅色窗帘上绘有依稀的东方图案，令人想起德国—犹太作曲家谱写的、带有改装了的东方主义色彩的希伯来文民间歌曲，以期吸收中东那令人心醉神迷的阿拉伯或《圣经》精神。

奥伊扎尔，若不是背着双手在房前小道上快步来回行走，伸出下巴披斩眼前的空气，就会坐在角落里抽烟，口里小声哼唱，看书，要么就是一边通过放大镜观察一些植物花蕊，一边翻动植物手册。此时，汉卡甩开军人的步伐，精力充沛大踏步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拉平床垫，倒烟灰缸，并把它清洗干净。她噘起嘴唇，整理床罩，或者用彩纸剪些装饰品。多利会汪汪两声向我表示欢迎，奥伊扎尔雷鸣般的呵斥吓住了它：“你真不害臊，多利！看看你在朝谁叫唤！”或者有时：“真是的！多利！我大吃一惊！真的大吃一惊！你怎么能这样？你的声音怎么不发抖呢？这样无耻的表现只能给你自己丢脸！”

这只母狗，听到先知这一连串的愤怒，像泄了气的气球缩了回去，绝望地四处探寻地方隐藏自己的耻辱，最后钻到了床底下。

汉卡·胡尔戴向我绽开笑脸，向一个看不见的观众宣布：“瞧！看看谁来了！喝杯咖啡？蛋糕？还是一些水果？”这些选择刚一出口，仿佛魔杖一挥，咖啡、蛋糕和水果就放在了桌子上。我温顺听话，但内心里涌动着激情，我彬彬有礼地喝着咖啡，适度吃了一些水果，与汉卡和奥伊扎尔谈了一刻钟当下的一些急迫问题，如死刑，不然就是人之初确实性本善，只是被社会所毁坏，不然就是我们本来天性邪恶，只有教育能够将其改进到某种程度，或者在某种情况下改进它。“堕落”、“优雅”、“性格”、“价值”以及“改进”等词语经常充斥于放着白色书架的典雅房间，那书架与我父母耶路撒冷家里的书架如此不同，因为这里的书架分成绘画、小雕像、化石收藏、用野花压成的拼贴艺术、精心照管的盆栽植物，角落里还有一部留声机和许多唱片。

有时，在谈论优雅、堕落、价值、自由和压迫时，伴随着忧伤的小提琴曲或唱片发出的舒缓颤抖的声音，卷毛沙伊会站在那里拉琴，背对着我们。或者罗恩会对着他的小提琴嚅动着嘴唇，瘦骨嶙峋的罗恩注，他妈妈总叫他小不点儿，最好不要企图和他说话，连你好、怎么样都不要说，因为他一贯露出羞怯的微笑，鲜少和你说上一个短句，如“很好”，或者一个长句子“没问题”。差不多就像藏在床下、等待主人怒气全消的母狗多利。

有时，我到那里时，发现三个胡尔戴家的男孩，奥伊扎尔、沙伊和罗恩坐在草地上，或坐在前廊的台阶上，像来自东欧犹太村庄里的克莱兹默小组，唱片那绵长、徘徊不去的乐音在晚间的空中飘拂，令我产生一种惬意的渴望，还有一阵令人心痛的哀愁，为自己无足轻重，为自己是他者，为世界上任何暴晒也不能把我变成他们当中真正的一员。我在他们餐桌旁永远只是乞丐，一个外来人，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不安分的小人，如果不只是一个可怜的江湖骗子。（我在《沙海无澜》的阿扎赖亚这一人物身上赋予了这种情感。）

太阳落山之际，我拿着书来到赫茨尔之家，基布兹边上的文化中心。这里有间读报室，你每天晚上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基布兹的几个老光棍，他们通过阅读日报、周刊来消磨人生，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政治论争，令我有些想起在凯里姆亚伯拉罕时，斯塔施克·鲁德尼基、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克洛赫玛尔先生、巴·伊兹哈尔和伦伯格先生的争论。（我到那里时，基布兹的老光棍几乎都是四十五岁左右了。）

在读报室的后边，还有一个房间，几乎无人问津，叫作自习室，基布兹委员会的成员有时在那里开会，有时也在那里举行各种集体活动，但多数情况下那里是空的。在一个镶玻璃面的柜子里，摆放着一排排枯燥无味、令人生厌、沾满灰尘的《青年劳动者》、《劳动妇女月刊》、《田野》、《时钟》，以及《达瓦尔年鉴》。

每天晚上，我就是去这里读书读至半夜时分，直至上下眼皮打架。也是在这里，我重新开始了创作，没有人看见，我感到羞愧，感到卑微与无足轻重，充满了自我厌恶。我离开耶路撒冷到基布兹，当然不是为了写诗写小说，而是为了获得新生，抛弃一堆堆语词，里里外外晒得黑黝黝的，成为一个农业劳动者，一个耕耘土地的人。

但很快我便明白，在胡尔达，即使最为农业（地地道道）的农业劳动者夜晚也读书，终日探讨书。当他们采摘橄榄时，他们不可开交地争论托尔斯泰、普列汉诺夫、巴枯宁，争论是实行永久革命还是在一个国家进行革命，争论在古斯塔夫·兰道尔的社会民主与平等价值和自由价值之间，以及二者与追求人的兄弟关系之间存在着的永恒冲突。在养鸡房里捡鸡蛋时，他们争论如何在乡村背景里恢复庆祝古老犹太节日的仪式。修剪一架架葡萄时，他们对现代艺术拥有不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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