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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我的遗憾（第1页）

在法兰克福

距卡来卡尔斯时相隔四年，离他死的那天相隔四十二天，我去了法兰克福，去了他在法兰克福的住处，他就是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八年。那是二月的一个雨雪天，还刮着风。我是早上坐飞机从伊斯坦布尔去的法兰克福，这座城市，比卡给我寄了十六年的明信片上的还要无趣。除了从身边疾驰而过的黑色轿车、像个幽灵似的时有时无的有轨电车、手拿雨伞快步前行的家庭主妇们之外，街上空荡荡的。天是那么的阴，是那么的暗，虽然是中午，可街上的路灯都亮着，发出黄色的光。

位于市中心的火车站周围，人行道上满是烤肉店、旅行社、卖冷饮和性用品的商店，我很高兴这儿也有这些让大都市充满活力的东西。住进旅馆后，我和一个爱好文学的土耳其裔德国青年通了电话，是他在我的请求之下邀请我来德国在“人民之家”发表演讲的。和他通完电话之后，我就去了车站的一家意大利咖啡馆，和塔尔库特·厄尔钦见了面。我是在伊斯坦布尔从卡的妹妹那儿拿到他的电话号码的。塔尔库特·厄尔钦大概六十岁左右，心肠很好却略显疲惫，他是法兰克福最熟悉卡的人了。在卡死后警方的调查过程中，他给警方提供了线索，他还打电话回伊斯坦布尔和卡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并帮着把卡的尸体运回了土耳其。卡曾经说过从卡尔斯回来四年后他才完成了诗集，那段日子，我一直在想诗集的草稿是不是在他德国的家中，我问过他的父亲和妹妹他都留下了些什么东西。那时，他们没有心情去德国，于是他们请我代为收拾卡的遗物。

塔尔库特·厄尔钦是60年代初来法兰克福的第一批移民，在土耳其人协会和慈善机构从事了多年的教师和顾问工作。他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出生在德国，他很自豪把他们都送进了大学，他还给我看了他们的照片。在法兰克福的土耳其人当中，他很受大家尊敬，可就在他的身上，我也看到了生活在德国的第一代土耳其人身上和政治流亡者身上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孤独和挫败感。

塔尔库特·厄尔钦先给我看了看卡被杀时带在身边的小旅行袋，这是警察让他签了字之后交给他的。我立刻打开旅行袋，贪婪地翻了起来。里面有卡十八年前在尼尚坦石买的睡衣、一件绿色的毛衣、刮胡刀、牙刷、一双袜子、干净的内衣，还有我从伊斯坦布尔给他寄来的文学杂志，不过没有他那本绿色的小本子。

在前面，车站拥挤的人群中，有两个上了年纪的土耳其人正在有说有笑地拖着地。我们一边看着他们，一边喝着咖啡。这时，塔尔库特·厄尔钦对我说:“奥尔罕先生，您的朋友卡先生很孤独。在法兰克福，包括我在内，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不过，他还是答应把他知道的都告诉我。

我们从车站背后那些已有百年历史的厂房和废弃的军营中间穿过，来到了贫民街（卡在这儿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八年）附近的一栋楼。这幢公寓楼面朝儿童公园和一个小广场。不过，我们没找到女房东给我们开大门和卡的房间。在卡寄给我的信里和我们为数不多的电话通话中（卡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土耳其正是休息时间，所以不喜欢打电话回国），他给我讲过这个无人照管的小公园，还有旁边的杂货店和前面卖酒和报纸的商店那昏暗的橱窗。当我们在雨雪中等着来人给我们打开这扇已经掉了漆的大门时，我看着这个小公园、杂货店和商店的橱窗，仿佛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回忆。在炎热的夏夜，卡总是和意大利、南斯拉夫的工人们一起，坐在公园里秋千旁的长凳上喝啤酒，而现在长凳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雪。

在卡的最后这几年里，他每天早上都去市图书馆。我们沿着他每天的路线朝车站广场走去。卡喜欢走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之中，我们也像他一样，走进车站大楼，穿过地下市场，从凯瑟斯特拉斯大街上的性用品商店、卖旅行用品的商店、糕饼店和药店的门前走过，沿着电车的路线，我们一直走到了警察总局广场。一路上，塔尔库特·厄尔钦和烤肉店、果蔬店里的土耳其人、库尔德人打着招呼，他告诉我说，卡每天早上都会定点经过这儿到市图书馆去，而这些人每天都会对他说“早上好，教授”。他给我指了指广场旁边的一家大商场——卡夫霍夫，因为我曾向他打听过这家商场。我告诉他，卡在卡尔斯穿的那件短大衣就是在这儿买的。他提议要带我进去看看，不过我拒绝了。

卡每天早上都去的法兰克福市图书馆是一栋很现代的建筑，不过看上去没有什么个性。经常来这儿的人都是些家庭主妇、消磨时间的老人、无业游民、一两个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一边做作业一边嬉笑的学生，当然了，还有这种地方的常客：超胖的人、残疾人、疯子和智障。有个流着口水在看图画书的年轻人抬起头来冲我伸出了舌头。塔尔库特·厄尔钦在书堆里感觉很压抑，把他安排到楼下的咖啡厅坐下以后，我来到放英文诗的书架跟前，开始在书封底上的借书卡片里找起我朋友的名字：奥登，勃朗宁，科勒里德格……每当我看到卡的签名，想起这个在图书馆里耗费生命的朋友时，我的眼圈便禁不住湿润了。

我马上结束了这次让我无限感伤的调查活动，和我的向导一起沿着来时的路线静静地往回走。凯瑟斯特拉斯大街上有一个叫“世界性中心”的商店，我们在它的门前朝左拐去，往下走了一条街，来到了慕尼黑大街。在这儿，我看到了土耳其果蔬商店、烤肉店和一个空荡荡的理发店。我早就知道他要给我看什么了，我的心怦怦地跳着，可眼睛却在注视着果蔬店里的橙子和韭葱、单腿的乞丐、照在艾登旅馆橱窗上的车灯和夜幕下闪闪发光的“K”字形粉红色霓虹灯。

“就是这儿，”塔尔库特·厄尔钦说，“他们就是在这儿发现卡的尸体的，对，就是这儿。”

我呆呆地望着潮湿的人行道。这时，两个孩子从果蔬店里推推搡搡地冲了出来，其中一个踩在卡身中三枪之后倒下的地方，从我们面前走了过去。前面不远处停着一辆卡车，红色的车灯映在沥青路面上。卡就是在这块地上痛苦地挣扎了几分钟以后，在救护车还没有赶来时就死去的。我抬起头，看了看卡死去时看到的这片天空：在底层是土耳其转烤肉店、旅行社、理发店和啤酒屋的这些灰暗的老楼房和路灯电线之间，只能看到一片狭窄的天空。卡是晚上将近十二点时被杀的。塔尔库特·厄尔钦告诉我说，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人了，就算有一两个，也是妓女在这儿来回溜达。实际上妓女们都在上面的凯瑟斯特拉斯大街接客，只不过在热闹的夜晚、周末和开展览会的时候，妓女们也会到这儿来。他见我左顾右盼，就像是在找残留的痕迹时，便说道:“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德国警察和土耳其警察不一样，他们做事很认真的。”

不过，当我开始在附近的那些商店进进出出的时候，他很热心地给我提供了帮助。理发店的女孩们认识塔尔库特·厄尔钦，她们和他打着招呼。案发的时候，她们当然不在店里，实际上她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回事。“土耳其人只让女孩学理发，”从店里出来后他对我说，“法兰克福有好几百个土耳其女理发师。”

果蔬店里的几个库尔德人则对凶杀案和警方的调查知道的更多一些，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并不是特别欢迎我们。“节日烤肉店”里有个好心的服务员手拿一块脏抹布正在擦塑料桌布，案发当晚他拿着同一块抹布一直工作到十二点，他听到了枪声，等了一会儿之后他才冲出去，成了卡活着时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从烤肉店出来之后，我进了第一个地下通道快步走到了一幢大楼的后院。在塔尔库特·厄尔钦的指引下，我们下了两层楼，穿过一扇门，来到了一个车库般大小、看起来曾做过储藏室的地方。这个地下世界还挺吓人的，从楼底一直通到街对面的人行道。从当中间的地毯和聚集在一起做晚祷告的五六十个人可以看出，他们把这儿当清真寺来用。周围则和伊斯坦布尔的地下通道一样，是一些脏兮兮、黑黢黢的小店，其中我看到了一个连橱窗都不亮的首饰店、一个侏儒果蔬商和他旁边忙碌的屠夫，还有就是一个卖香肠的杂货店，它的伙计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咖啡馆里的电视机。顶头处，有一个卖土耳其果汁、土耳其面条和罐头以及宗教报纸的小摊和一个比清真寺还要拥挤的咖啡馆。一群疲惫的男人聚集在烟雾弥漫的咖啡馆里看着电视里放的土耳其电影，偶尔会有一两个人出来，径直朝门口塑料桶上的水龙头走去，他们这是要去净身。“节日和周五做礼拜的时候，这儿能有两千人，”塔尔库特先生说，“从楼梯那儿到后院都挤满了人。”为了不白来一趟，我在书报摊上买了本《公报》杂志。

随后我们在清真寺正上方的一家老式慕尼黑风格的啤酒屋里坐了下来。“这个清真寺里的人都是苏莱曼的追随者，”塔尔库特·厄尔钦指着下面说道，“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但他们不参与恐怖活动。和民族主义者、杰玛莱亭·卡普朗的追随者们不一样，他们从不和土耳其政府发生矛盾。”不过，肯定是我眼中的疑惑以及乱翻杂志的动作让他心生不安，于是他把自己知道的、从警察和媒体那儿了解到的有关卡被杀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四十二天前，也就是新年第一个星期六的十一点半，卡参加完一个“诗歌之夜”活动从汉堡回来。六个小时的火车旅途之后，他出了车站的南门，但他并没有直接回自己贫民街附近的住处，而是来到了相反方向的凯瑟斯特拉斯大街。他足足花了二十五分钟才从单身男人、游客和醉鬼丛中，从还在营业的性用品商店和招揽客人的妓女堆里挤了出来。半个小时后他在“世界性中心”门口朝右拐，在慕尼黑人大街上刚到马路对面时就被打死了。他很可能是想在回家前到前面隔两家商店的那家名叫“美丽的安塔利亚”的水果店去买桔子。这是附近惟一一家营业到半夜的水果店，它的伙计还记得卡经常在夜里到这儿来买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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