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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1页）

亚娜特喜欢马里奥?贝。他戴着一副镜片略带颜色的眼镜，但他这么做绝对不是他喜欢戴眼镜。是他的眼睛怕光，见光就痛。他的手很纤细。一开始的时候，亚娜特还以为他是个钢琴家，在加沃或者普雷耶举办音乐会的钢琴家中的一员，她对我这么说过。他大约三十岁上下，像阿加德和戈丁热一样。但是，他不是钢琴家，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他跟阿加德和墨塞里尼关系非常密切。按照亚娜特的说法，墨塞里尼做律师的时候，他们俩跟他一起干过。从此，他们俩就一直为他做事。做什么呢？开公司，她对我说道。可是，“开公司”是什么意思呢？在康特尔，他们常邀我们过去他们那一桌，亚娜特说阿加德对我一见钟情。打一开始，我就感觉到她希望我和他一起出去，也巴黎的一个古典音乐厅，位于巴黎八区，1908年建成，可同时容纳一千名观众。巴黎交响乐音乐厅，位于巴黎八区，1927年建成。

许是为了巩固她和马里奥?贝的关系。但我感觉对我感兴趣的是戈丁热。他和阿加德一样也是棕发，但个头要高一些。亚娜特跟他没有另外两个那么熟。从表面上看，他很有钱，他有一辆汽车总停在康特尔的门前。他一直住在宾馆里面，常去比利时。

有时出现的是记忆的黑洞。之后，又有一些细节陡地浮现在脑海里，这些细节非常清晰，清晰得都没有什么意义了。他住的是宾馆，常去比利时。有一天晚上，我重复着这个荒唐的句子，就像人们在黑暗中为安抚自己而哼唱的一首摇篮曲结尾的叠句。可墨塞里尼叫亚娜特“死人头”究竟是为什么呢？一些细节把另外一些细节给掩盖了，那些细节更难回忆起来。我想起几年之后的一天下午，亚娜特到诺伊利来看我。那是在我和让-皮埃尔?舒罗结婚半个月之后的事情。我一直都叫他让-皮埃尔?舒罗，没有叫过别的，可能是因为他比我年龄大，因为他对我一直以“您”相称。她按了三下门铃，这是我事先要求她这么做的。有一刻，我不想答理她，但那么做很蠢，她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和住址。她从门缝里钻了进来，就好像是偷偷溜进屋子里来偷东西的。她在客厅里环顾着，看着白色的墙壁、茶几、那一堆杂志、那盏红灯罩落地灯和挂在沙发上的让-皮埃尔?舒罗母亲的照片。她什么也不说。她摇了摇头。她想参观一下房间。见我和让-皮埃尔?舒罗分房睡时，她显得好吃惊。在我的卧室里，我们俩平躺在床上。

“那么，他是正派人家的孩子吗？”亚娜特问道。问完她就格格大笑起来。

从阿玛依埃街的那家宾馆出来之后，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她。她的大笑让我很不舒服。我担心她会让我走回头路，回到康特尔的那个时代。可是，前一年她去阿玛依埃街看我时，就告诉过我她已经与其他人分道扬镳了。

“一间名副其实的闺房啊……”衣柜上摆放着让-皮埃尔?舒罗的一帧照片，照片放在石榴红色的皮制相框里。她站起来，朝相框俯下身子。“他长得还蛮帅气的……可你为什么要和他分房睡呢？”

她重新躺回到床上，睡在我身边。于是，我对她说我更愿意在别的地方而不是这里见到她。我担心她见到让-皮埃尔?舒罗时会局促不安。因为他在场的话，我们就不能无拘无束地聊天了。

“你担心我带其他人来看你吗？”

她笑了一下，但笑得没有刚才那么爽朗。是真的，我很害怕，即使是在诺伊利，害怕撞见阿加德。我很奇怪，我住在阿玛依埃街的那家宾馆时，他并没有发现我的行踪。

“放心好了……他们离开巴黎已经很久了……他们现在在摩洛哥……”她抚摸着我的前额，仿佛想安抚我一样。“我猜想你没跟你丈夫说起过卡巴素的派对……”

她刚才说的这句话里没有丝毫嘲讽的意味。恰恰相反，她那伤感的语调让我震惊。“派对”是她的男友马里奥?贝使用的词藻，就是那个戴着有色眼镜、长着一双钢琴家的手的家伙，他和阿加德带我们去巴黎附近的一家名叫卡巴素的酒店过夜时，就是这么说的。

“这里，真安静……跟卡巴素不一样……你还记得吗？”

对于这些细节，我很想把眼睛闭起来，就像一束强光射过来的时候一样。然而，那一次，当我们离开居伊?德?威尔的那些朋友，当我和罗兰一起从蒙马特回来的时候，我却把眼睛睁得非常大。一切都更加更加清晰，更加犀利，强烈的光线令我目眩，但我最后还是适应了。在康特尔的一天夜里，我和亚娜特一起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旁，发现同样强烈的灯光。除了墨塞里尼和其他几个在栅栏后面的小厅里打牌的顾客外，那里没有一个人了。当时我母亲一定回到家里很久了。我心里寻思着我不在家她会不会担心。那天晚上，她到大采石场警察分局来接我，我是有些懊悔的。从现在开始，我已经预感到她永远也不会再来接我了。我跑得太远了。我感到一阵恐惧，我想把它掩饰起来，但它不让我呼吸。亚娜特把她的脸靠近我的脸。“你脸色煞白……不舒服吗？”我想朝她笑笑，让她放心，但我觉得像是做了一个鬼脸似的。“没事……不要紧的……”

自从我在夜里离开那套房间之后，我经常有这种短暂的心慌意乱的感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血压下降”，有一天晚上当我跟布朗西药店的药剂师解释我的感受时，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可是，我每次说一句话，我都觉得那是错的或者词不达意。最好还是保持沉默。在大街上，一阵空虚的感觉突然向我袭来。第一次，是在过了西拉诺之后的那家烟店前面。街上人来人往，但我并不放心。我就要晕厥了，那些人却会继续笔直地往前走，根本就不会在意我。血压下降。断电。我必须费很大的劲才能恢复线路。那天晚上，我走进那家烟店，要了几张邮票、几张明信片、一支圆珠笔和一包香烟。我坐在吧台那里。我拿了一张明信片，开始写起来。“再耐心一点，我相信都会好起来的。”我点燃一支香烟，在那张明信片上贴了一张邮票。可是，把它寄给谁呢？我本想在每张明信片上都写一些安慰人的话：“天气晴朗，我的假期过得非常愉快，我希望您也一切都好。再见。亲您。”我一大清早就坐在海边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我在给朋友们写明信片。

“你觉得怎么样？好些了吗？”亚娜特问我。她的脸离我更近了。

“你想出去吸点新鲜空气吗？”

大街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寂静无人。另一个时代的路灯照耀着它。据说只要上了那个斜坡，就能在几百米远的地方找到星期六晚上的人群，还有那些显示有“世界上最美丽的裸体画”几个字的灯光招牌和停在红磨坊前面的旅游大巴……我害怕这一切喧嚷。我对亚娜特说道：

“我们也许可以呆在半坡那里……”

我们一直走到灯光开始明亮的地方，罗莱特圣母街尽头的那个十字路口。但是我们向后转身，在斜坡上逆行。当我从那边的黑魆魆的人行道往下走时，我慢慢地觉得放松了。只要顺着这条坡道往下走就行了。亚娜特挽着我的胳膊。我们几乎走到了坡道的最下面，女士塔街的十字路口。这时，她问我：

“你想不想来点雪呢？”

我没有听明白这句话的确切意思，但那个“雪”字让我大吃一惊。我以为雪花随时都有可能飘落下来，使我们周围的静谧世界变得更加沉寂。一下雪，也许就只能听见我们的脚步走在雪地上的沙沙声了。某处的钟声敲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敲钟，心想那是午夜弥撒的时间到了。亚娜特领着我。我任凭她带着我走。我们沿着奥马尔街往前走着，这条街上所有的楼房都是黑漆漆的。就好像它们的每一面都统一成黑漆漆的墙面，在那条街上从头到尾都一样。

“去我的房间……我们来点雪……”

待会儿，等我们一进她的房间，我就会问她“来点雪”是什么意思。由于这些黑漆漆的建筑物的外墙，天气显得更冷了。我是不是在梦中呢，不然怎么能听见我们的脚步发出如此清晰的回声？

后来，我常常走这条路，有时独自一人，有时是和她一起。我常在大白天到她的房间里去找她，或者当我们在康特尔呆得太晚的时候就去她那里过夜。她的房间在拉费里埃街的一家宾馆里，那是一条呈肘子形状的街道，在刚上坡的区域，好像与世隔绝。一架安装了铁栅栏的电梯。上去的速度很慢。她住在最顶层，或者说最后一层。也许，电梯将不会停下来。她凑到我的耳边说道：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感觉蛮爽的……我们来点雪……”她的双手在打哆嗦。在昏暗的楼道里，她紧张得无法把钥匙插进锁孔里。

“你来试试……我，我弄不了……”

她的说话声时断时续，越来越不连贯。钥匙从她手中掉了。我俯下身子摸索着把它捡起来。我终于成功地把钥匙插进了锁孔。电灯是开着的。昏黄的灯光从天花板上的一盏灯那里泻下来。床上凌乱不堪，窗帘拉上了。她坐在床边，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搜寻着。她拿出一个小巧的金属盒子。她叫我吸那种被她称为“雪”的白色粉末。过了片刻，那东西就让我产生一种神清气爽和轻松自如的感觉。我坚信在大街上侵袭我的恐惧和迷茫的感觉可能永远也不会在我身上再现。布朗西广场的那个药剂师说我血压降低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必须坚强地挺住，同我自己做斗争，努力地把自己控制住。我对此毫无办法。我在严酷的环境中长大。要么往前走，要么一命呜呼。假如我倒下了，其他人还会一如既往地走在克里希大道上。我不应该对自己心存幻想。但是，从今往后，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此外，这个街区的街道和边界突然让我觉得极其狭窄。

克里希大道上的一家文具书店一直营业到凌晨一点钟。马德。橱窗上很简单的一个名字。是老板的名字吗？我一直都不敢向那个棕发男子打听，他留着小胡子，穿着一件浅色细方格花呢外套，自始至终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读书。每每有顾客购买明信片或者一本信笺的时候，总会打断他的阅读。我去那里的时间段，几乎没有顾客，只是时不时地有几个人从旁边的“夜半歌声”中走出来。常常是，书店里只有我们，他和我。橱窗里陈列的总是原来的那些书，我很快就发现那是些科幻小说。他建议我阅读这些书。我还记得其中几本书的名字：《天上的一颗石头》、《秘密通道》、《海盗船》。我只留下了一本，书名叫《会做梦的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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