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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1972（第1页）

1973年2月3日，西蒙娜·莫里尼来蒙特勒采访我。我们的谈话登在1972年4月15日纽约的《时尚》杂志上。有三段文字借用了《说吧，记忆》（纽约普特南出版社1966年版），但作了修改。

这个世界已经并一直为您敞开。以您的普鲁斯特式的地点感，蒙特勒为什么如此吸引您？

我的地点感是纳博科夫式而不是普鲁斯特式的。说到蒙特勒，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人友善、靠山近、邮件通畅、总部就在一家舒适的旅馆中。我们住在皇宫旅店的旧建筑里，房子还保持着原来的面貌，那儿的一切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已存在（你从1840年前后的旧印刷品中，仍然可以看到最早的小酒店和我们的窗户）。我们的住房由几个小间构成，有两个半浴室，因为两个套间不久前合在一起了。一套住房分别是：厨房、客厅、我妻子的卧室、我的卧室、原先的一间小厨房堆满了我的文稿、儿子的房间（现在成了书房）。房子里到处堆放着书籍、文件夹和各种材料。可以称为书房的倒是后面一间储藏室，里面摆放着我的著作，阁楼上额外地放了一些架子，天窗常飞来鸽子和阿尔卑斯山红嘴山鸦。我作这样详细的描述，是要驳斥最近在纽约一家杂志上发表的访谈中的歪曲——长篇文字中有许多令人尴尬的错误引用、不正确的语气、不真实的对话，说我对一个好朋友的学问不屑一顾，称其为“迂腐”，还莫名其妙地取笑一个有男子气的作家的悲剧命运。

有传言说您考虑永远离开蒙特勒，是真的吗？

哦，传言说现在住在蒙特勒的人迟早会永远离开这儿。

《洛丽塔》是一本特殊的美国旅行指南。是什么让您对美国汽车旅馆如此着迷？

这种着迷纯粹是功利性的。我妻子过去在好几个假期常开车（普利茅斯、奥兹莫比尔、别克、专款别克、英帕拉——按汽车品牌序列）带我外出，每个假期会开车几千英里，就是为了捉蝴蝶——这些蝴蝶现在由三家博物馆收藏（纽约市自然史博物馆、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康奈尔大学康斯托克大礼堂博物馆）。我们通常在一家汽车旅馆住上一两天，但有时，如果捉蝴蝶的环境理想，我们就会在一个地方待上几个星期。一家汽车旅馆的主要存在理由是：出门就能走进一片开满了花的果树林，或通向一道山坡。我们在去汽车旅馆的路上也常常下车捉蝴蝶。所有这些，我会在下一部回忆录《继续说吧，记忆》中进行描述，这本书将会涉及许多有趣的事情（除了蝴蝶知识）——在康奈尔和哈佛大学的趣闻逸事、和出版商的较劲、与埃德蒙·威尔逊的友谊，等等。

您曾在怀俄明和科罗拉多寻找蝴蝶，在您看来，这些地方有什么特色？

我妻子和我不仅在怀俄明和科罗拉多收集蝴蝶，还在美国的大部分州及加拿大捉蝴蝶。把1940年至1960年间到过的地方罗列出来会写满好几张纸。每只蝴蝶被熟练地掐住胸部而死，随之被放入一只小号的釉面信封内，大约三十只信封正好放进一只随身带的创可贴盒子里，随身带的还有网兜，这是我到野外所带的唯一装备。捉住的蝴蝶在它们被摊开和定位之前，如果存放得当，能够在这种信封中保存好几年。除了在记事本上随手作些记录，还会在每只信封上写下确切的时间和地点。虽然我收集的蝴蝶现在在美国博物馆内，但我保留着几百份标签和笔记。这儿只是随意举出的一些例子：

在从85号公路去特里峰的路上，靠近里德，6500—7000英尺，位于南达科他的黑山山脉，1958年7月20日。

汤保伊路，位于社会隧道和金银矿之间，约10500英尺，靠近特鲁莱德，圣米格尔县，西科罗拉多，1951年7月3日。

靠近卡内尔，位于奥尔巴尼和斯克内克塔迪之间，纽约，1950年6月2日。

靠近科隆比纳旅馆，埃斯特帕克，东科罗拉多，约9000英尺，1947年6月5日。

苏打山脉，俄勒冈，约5500英尺，1953年8月2日。

在波特尔，去鲁斯特勒公园的路上，5500至8000英尺之间，奇里卡瓦山脉，亚利桑那，1953年4月30日。

弗尼，埃尔科以东3英里，不列颠哥伦比亚，1958年7月10日。

花岗岩关口，大角山脉，8950英尺，东怀俄明，1958年7月17日。

靠近克劳利湖，毕晓普，加利福尼亚，约7000英尺，1953年6月3日。

靠近盖特林堡，田纳西，1959年4月21日。

等等。

现在您去哪儿捉蝴蝶？

去瑞士瓦莱、泰辛、格里松的好几个地方，去意大利山里，去地中海岛屿，去法国南部山区等。我主要收集欧洲和北美高纬度地区的蝴蝶，从来没有去过热带地区。

山区小火车把我们带往高山草地，它穿过阳光和树荫，沿着岩石表面，或针叶林行驶。旅途兴致盎然，目的地让人神往，小火车最后又把人们带回一日游的起点。虽然我更喜欢缆车，尤其是缆椅。坐在那种神奇的椅子上，从山谷沿着林木线，在早晨的阳光中向上滑行，如同进入迷人的仙境。俯视自己投下的阴影——鬼怪似的手中握着鬼怪似的捕蝶网——缆椅徐徐上升，脚下是开着鲜花的山坡，身边飞舞着小环蝶和豹纹蝶。有朝一日，捕蝶者背上缚着小型火箭，翩然直上山巅，那更是恍如梦幻的情景了。

过去您捉蝴蝶时通常怎样旅行呢？在外露宿？

作为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在俄国革命前夕，我曾认真筹划（我成了一份财产的独立继承人）去中亚作一次鳞翅目昆虫学研究性质的探险，那自然会包括很多次野外露营。更早些，我八九岁的时候，除了靠近圣彼得堡我们田庄的田野和树林，很少去更远的地方游逛。十二岁时，想要去六英里或距离更远的一个地点，我会骑自行车去，将网兜绑在车的横杠上，但树林中有许多路并不适合骑车，当然可以骑马去，但因为我们的俄罗斯虻很凶猛，片刻也不能将马拴在树林中而离开，有一次，我那匹性子很烈的栗色马为了躲避它们，几乎爬到了拴它的那棵树上。有的虻个头大，水绸似的眼睛、肥硕的躯体，而灰色的小虻甚至有更锐利的针状嘴巴，但动作缓慢得多：它们叮在我的坐骑的脖子上，有时一巴掌拍下去能拍死好几只，这让我为马感到一阵解困的快感（而一个昆虫学家未必会为此感谢）。不管怎么说，相对于其他方式，捉蝴蝶我还是喜欢徒步旅行（当然，除了坐在缆椅上，悠闲地滑行在毯子般的植被和未经探险的山岭上，或盘旋在一片繁花似锦的雨林上方），因为当你行走，尤其是在你已经有了很好研究的地区时，从你按旅行路线出发的时候起，就会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愉悦。你这儿走走，那边看看，这儿有块林中空地，那边是一道河谷，土壤和植物的不同组合——好像顺便拜访你熟识的一种蝴蝶的栖息地，以看看它是否出现，如果出现，又是如何出现在那儿的。

您理想中的出色的大旅馆是什么样的？

要绝对安静，隔墙没有收音机的声音、电梯没有噪音、楼上没有脚步声、楼下没有打鼾声、小巷里没有贡多拉船夫的喧哗声、走廊上没有酒鬼的胡闹声。我还记得一幕可怕的小场景（这家旅馆位于有五座塔楼的宫殿内，导游手册上的标志是一只红色鸣鸟，意为豪华和清静）：我听到房间门外一阵喧闹声，正要伸头斥责——但一看到过道上发生的事立马住了口。一个旅行中的官员模样的美国人，抓着酒瓶子，身体摇晃，他的儿子，一个约莫十二岁的男孩想要制止他，不停地说：“爸爸，求你了，去睡觉吧！”这使我想起契诃夫小说中相似的情景。

您认为过去的六十年旅行方式有什么变化？您喜欢卧铺车厢吗？

我喜欢的。在本世纪初期，涅瓦大街的一家旅行社展示了一种3英尺长的橡褐色国际卧铺车厢的模型。模型做得细腻逼真，比我那个锡制发条火车好多了。可惜它不卖。人们可以看到车厢内蓝色的坐垫、分隔间墙壁的印花皮革、抛光面板、镶嵌镜子、郁金香形台灯，及其他细巧的玩意。窗户有大有小，有单层，有双层，有些还配了磨砂玻璃。有些包间还设有铺位。

这就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北方快车（一战后当它优雅的棕色换成新贵的蓝色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它只有国际包厢，一周两次往返于圣彼得堡和巴黎。这是到巴黎的直达车，旅客不必在俄德边境从一列列车换乘到另一列相似的车上，在边境，60.5英寸的铁轨要换成56.5英寸的欧洲标准铁轨，煤代替了桦树原木。

在记忆中，我能想起来的至少有五次这样的巴黎之行，最终的目的地是里维埃拉或比亚里茨。单说1909年，我们一起旅行的有十一个人和一条达克斯猎犬。戴着手套和旅行帽，我父亲在包间内坐着看书，他和我们的家庭教师合住。我弟弟和我合住，和他们隔着一个洗手间。我母亲和女仆娜塔莎合用我们隔壁的一个包间。再过去是我的两个妹妹、她们的英语教师拉文顿小姐（后来成为沙皇孩子的家庭教师）和一个俄国保姆。最后一个便是我父亲的仆从奥西普（十年后，迂腐的布尔什维克要枪毙他，因为他占用了我们家的自行车而没有上缴国家），他和一个陌生人（费劳迪，一个著名的法国演员）做伴。

那神气活现的蒸汽、雷声般的汽笛，还有那火焰，以及铁路的浪漫传奇都一去不复返了。大众化的“红色列车”只是一种马力增强了的电车。至于欧洲的卧铺列车，现在也简陋并俗气了。我通常坐的列车“单间”很狭小，墙角的一张小桌隐藏着简单的卫生设施（这情景就像可笑的美国“卧车小房间”，为了取一些用品，得直起身、肩膀顶着床，像从坟墓中复活的拉撒路（1））。还有，对怀念过去的人来说，那些国际卧铺列车（从洛桑直达罗马、从西西里直达皮埃蒙特）虽然风光不再但魅力犹存。确实，提到餐车似乎无话可说，三明治和红酒是沿途的小贩供应的，华而不实的早餐是疲劳过度、衣衫不整的工作人员，在紧挨着臭烘烘的厕所的肮脏小房间里准备的，然而，半夜停车时那神秘的叹息或清晨一睁眼看见的山岭和大海，仍然会把我带回到童年的兴奋和惊奇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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