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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第1页）

我是罗纳德·库波德拉，但那只是我在学术期刊上的名字，大家都叫我罗恩。没错，如果你曾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罗纳德·库波德拉医生这个名字，那肯定就是我。但新闻报道的内容并非全都属实——当然，属实的向来很少。

就我的例子而言，最重要的是那些报道都是真的，而且我为那些事感到自豪。例如，我与诺顿有所关联（别忘了，若是在十八个月前，我根本不用提这件事），事实上我们相识已久，从1970年起，我就在他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隶属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工作了。当时，诺顿还没拿到诺贝尔奖，但是他的研究早已在医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从此改变了学者对病毒学、免疫学，还有医学人类学的看法。让我自豪的另一点是，与他成为同事之后，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事实上，我觉得我俩建立了一种最有意义的关系。不过最重要的是，历经了过去两年的风风雨雨，我很自豪我们两人仍是朋友。

当然，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机会就能与诺顿讲话或沟通，毫无疑问，他也不行。他不在身边，让我有一种奇怪而寂寞的感觉。大概十六个月前，我才迁居此地（1）（也就是诺顿被判刑一个月后），但在那之前，我未曾想过在自然状况下，我们居然会分开超过两天以上。也许连一天都没有想过。（当然，所谓的自然状况是排除某些特例的，比如偶尔和当时还是我妻子的前妻去度假，或者我们各自去参加葬礼、婚礼等活动。即便不在一起，我还是设法每天与他保持联络，不管是通过电话还是传真。）重点是，与诺顿谈话、工作或只是在一起，已经变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有人每天都得看电视、看报纸一样：尽管是琐事，却不会忘记去做，借此确保生活按照常轨运作。但是，当这种节奏突然被打断，给人的感觉比不安更糟糕，简直是不知所措。过去一年半，我就有这种感觉。早上醒来后，我跟往常一样把白天的时间过完，但到了晚上总是晚睡，在公寓里闲晃，瞪着夜空发呆，心想自己是否遗漏了什么事。茫然的我把完成的十几件平日琐事核对一番，心里想着信件是否打开看过而且也回了？截稿期到的文章交了没？门锁了吗？直到最后，我才带着后悔的心情上床睡觉。每逢快要睡着，我才想起我这辈子的所有模式都改变了，接着感到一阵短暂的忧郁。你也许会觉得此刻我已经能接受诺顿骤变的人生，而我的人生也随之改变，但我心里的某个角落就是抗拒着。毕竟，近三十年来，他已然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我觉得寂寞，诺顿的生活一定远比我寂寞。想到他必须待在那种地方，我真是愤怒不已：诺顿已经不是年轻人了，身体也欠安，用囚禁的方式惩罚他，既不适当也不合理。

我知道只有少数人跟我的想法相同。我常常试着向朋友、同事与记者（还有法官、陪审团与律师）解释，诺顿是个有同情心、聪明而且了不起的人，次数多到我自己都忘了。事实上，过去十六个月来，我屡屡会想起许多曾宣称爱诺顿也尊敬他的朋友，最后却选择了背叛，而且这么快就忘记并遗弃了他。有些朋友，诺顿认识且共事了几十年，在他被起诉后便立刻消失了，当然，更坏的是那些在他被判有罪后同样离开他的人。当时我才发现，一般的人有多么不忠不义、满嘴谎言。

不过，我离题了。牢狱生活让诺顿感到最难过的一件事，应该是他必须勉强自己去适应单调的生活。我必须承认我有点讶异，他入狱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抱怨生活无聊到令人难过。过去，诺顿跟许多累过头的能人志士一样，满心梦想着在一个温暖的地方住上一个月或一年，完全不用投入任何事情。不用演讲，不用编辑或撰写文章，不用教学，不用顾小孩，不用做研究——只有用不完的空闲时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过去，诺顿总是说时间就像一片大海，一面无边无际的空白镜子，而这个他称为“大海时间”的美梦，已经变成一则笑话，短短几个字，代表着他目前没时间做，但有朝一日希望投入的事。所以，他总是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有大海时间，他会用来种植热带蕨类植物；如果有大海时间，他会读一些传记；如果有大海时间，他会写自己的回忆录。不过，从未有人认为诺顿真会拥有所谓的大海时间，他自己尤其如此。但是如今，他有的是时间，却没有温暖的地方，没有那种努力一辈子后应得的安逸感，让人觉得快乐而慵懒。不幸的是，诺顿有可能天生就是劳碌命。这阵子以来，他深受折磨（虽然如此，我得承认他会这么想，很大一部分必须归因于他是在不幸的情况下获得的这种悠闲时光）。在最近的一封信里面，他写道：

这里能做的事不多，而且在某个时间点过后，能够思考的事情甚至更少。我不曾想过自己会落到这一步田地，筋疲力尽，而且被放空了，不是放血，而是脑袋一片空洞。穷极无聊——事实上，过去我总以为如果有一段长时间的闲暇，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很容易把时间排满。但此刻我已经了解，时间不是由一段段长时间的空当组成：我们常说时间管理，其实刚好相反——我们只能用一件件忙碌的小事来填满生活，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2）

这似乎是充满智慧的洞见。

尽管诺顿明显看出了自己的处境十分严峻，但还是有些鲁莽的人表示，他应该感激自己受到的宽大处置。这种说法不但愚钝，也很残忍。其中之一是赫伯特·威斯特（虽不情愿，但我在这里还是用了化名）。20世纪80年代初，他曾是诺顿手下的研究员，在前往伦敦参加会议的路上，他去贝塞斯达镇拜访了诺顿。当时还没进行审判，不过诺顿已经被起诉，等于被软禁在家里，他收养的所有小孩也都被重新安置。过去，我曾认为威斯特不会像诺顿先前的许多研究员那样令人不耐，他在诺顿家待了大约一小时，问我想不想去餐厅与他共进晚餐。我不是特别想去（在我看来，他在诺顿面前邀请我非常不礼貌，毕竟诺顿不得离家），但诺顿说我应该去，他还有一些想完成的工作，自己一个人也不错。

于是，我与威斯特共进了晚餐。尽管脑中一再浮现诺顿独自待在屋里的模样，但我们依然聊得非常尽兴，提到了威斯特的工作和他准备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也谈到了诺顿被捕前与我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共同发表的一篇文章，还聊起了我们都认识的一些熟人。直到吃点心的时候，威斯特说：“诺顿老了很多。”

我说：“他的情况很糟。”

“是啊，很糟。”威斯特低声附和。

“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我说。

威斯特一语不发。

“太不公平了！”我又说了一遍，再给他一个机会。

威斯特叹了一口气，用餐巾的一角擦了擦嘴角，姿势做作而且很娘，像在卖弄他的英国气质，令人厌恶。（几十年前，威斯特曾经拿“马歇尔奖学金”到牛津大学读书，虽然只有两年，但不管是社交还是公事场合，他总是能够很有技巧地提到那件事。）他正在吃脆皮蓝莓馅饼，牙齿上沾着一片蓝莓。

“罗恩。”他开口说。

“嗯。”我说。

“你觉得他真的做了吗？”威斯特问道。

当时我已经习惯被问及这个问题，也知道该怎样响应。“你觉得呢？”

威斯特面带微笑，看了看我，又看了一下天花板，接着又让目光回到了我身上。“我觉得有。”他说。

我一语不发。

“你觉得没有？”威斯特说，口气有点惊讶。

对于这种话，我也学会了如何回答。“他有没有做无所谓。”我说，“诺顿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只在意这一点，而且也是我会对后人说的话。”

我们陷入了一阵沉默。

最后，威斯特胆怯地说：“我想我该回去了，明天上飞机前还要读一点东西。”

“好吧。”我说。我们默默地吃完了甜点。

当晚是我开车载他到餐厅的，所以付了晚餐钱之后（威斯特说要请我，被我挡掉了），我又载威斯特回饭店。在车上，他数度想跟我闲聊，结果让我更愤怒了。

到了饭店停车场，我们杵在车上，沉默了好几分钟，威斯特欲言又止，我则非常生气，最后他伸出手后，我握了一下。

“呃……”威斯特说。

“谢谢你来看他。”我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诺顿很感谢。”

“呃……”威斯特又说了一遍。我看不出他能否察觉我的言辞暗含嘲讽，我想他应该没察觉。“我会想起他的。”

我们又陷入了一阵沉寂。

“如果他被判有罪——”威斯特开口往下说。

“他不会的。”我跟他说。

“但如果真的被判有罪，”威斯特接着说，“他会去坐牢吗？”

“我不能想象他去坐牢。”我回答道。

“呃，如果真的被判有罪。”威斯特坚持往下说——我突然想起过去威斯特当研究员时的吃相有多难看、有多贪婪，还有他是多么迫不及待地离开诺顿的实验室，另立门户——“至少他会有很多大海时间，不是吗，罗恩？”这句话轻率无比，让我惊诧到无法响应。我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威斯特对我微笑着，又说了一句再见，下车走了。我看见他穿过饭店的双扇门，走进灯光明亮的大厅后，便重新发动车子，开回诺顿家，在那里过了一夜。之后几个月，审判程序开始又结束，最后判刑结果也出炉了，但毋庸赘言的是，威斯特再也没去看过诺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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