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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魅影157（第1页）

一

在经历了二十二年的梦魇和恐惧折磨之后，我仍然坚信，脑子里的某些印象都是神话传说惹的祸，所以不敢对1935年7月17日至18日夜里我认为自己在澳大利亚西部看到过什么东西打包票。我真希望自己的那次经历完全是幻觉，或者部分是幻觉——因为，说心里话，我有充分的理由证明那就是幻觉。但，现实却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有时候我会觉得，希望总归是希望，不可能是实现。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人类就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接受对宇宙的种种看法，接受在沸腾的时间漩涡中人类自身的真实处境。不过，一提起这个时间漩涡，恐怕就会有人被吓晕了。人类还必须提防某种潜在的危险，这种危险尽管不会吞噬整个人类，却可能给有些胆大妄为的家伙带来骇人听闻而又难以想象的恐惧。正因为第二个原因，我才力劝其他人彻底放弃所有的尝试，不要再去发掘我的探险队曾经调查过的那些不为人所知的原始石造建筑遗迹。

如果我当时头脑清醒，那天夜里我的经历便是前所未有的。此外，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我曾经完全把它看成神话和噩梦。不幸中之万幸的是，此时此刻，我根本拿不出什么证据，因为在慌乱之中，我丢掉了本属于铁证的东西（如果真有这个东西，而且是从那个可怕深渊中带出来的）。我是独自一人经历这场恐惧的——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没有办法阻止别人去发掘，但也许是运气不佳，也许是风沙作怪，使得发掘者至今一无所获。现在，我必须明确说明——我之所以把它写下来，不仅是为了寻求自我心理平衡，而且也算是警告那些太把这篇文字当回事儿的人吧。

这几页文字——如果有的读者经常看科普杂志，对前面的几部分应该都很熟悉——是我乘船回家途中写的。我会把它交给我儿子，米斯卡塔尼克大学158的温盖特·皮斯利教授——在我很久以前离奇地患上失忆症后对我不离不弃的唯一家人，也是最了解我内情的人。每当我再讲起那个生死攸关的夜晚时，他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嘲笑我的人。启航前，我并没有告诉他，因为我觉得让他通过文字的方式了解事情的真相比较好。阅读与从容地反复阅读，会让他更信服，比我杂乱无章的舌头表达得要更清楚。我把东西交给他，他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没准儿还会在他认为合适的地方加上几句评论，公开示人。但考虑到有些读者对前期的情况不太了解，我还是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背景吧。

我叫纳撒尼尔·温盖特·皮斯利。如果有谁还记得报纸上刊登过的关于上一代人的故事，或者六七年前心理学杂志上刊登过的信件和文章，那他肯定会知道我是谁，是干什么的。当时的媒体上到处充斥着关于我在1908年到1913年间离奇失忆的种种细节，大部分报道讲述的都是些隐藏在我居住的那个马萨诸塞州古镇背后的恐怖、疯狂和巫术。不过，我该早点儿告诉读者的是，无论是我的遗传基因，还是早年生活，都没有任何疯狂和邪恶的记录。考虑到那团突然从天外降临到我头上的阴影，说清楚这一点真的很重要。也许是几个世纪以来的阴云，让业已崩溃、谣言满天飞的阿卡姆显得格外脆弱，这地方似乎充斥着许多魑魅魍魉。虽然从我后来了解到的其他案例来看，这似乎有点儿站不住脚。但这里要说的重点是，我的祖先和家族背景都很普通。不管我身上表现出来的特质是什么，肯定跟家族背景没有关系，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即使是现在，我也没办法说清楚。

我父亲名叫乔纳森，母亲名叫汉娜·（温盖特）·皮斯利，两人都出身于黑弗里尔159身心健康的望族。我是在黑弗里尔位于金山附近波德曼街上的老宅里出生和长大的。直到1895年，我入职米斯卡塔尼克大学，当了一名政治经济学教员，才第一次去了阿卡姆。有13年多的时间，我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快快乐乐。1896年我和黑弗里尔的爱丽丝·基泽结了婚，随后我们的三个孩子，罗伯特、温盖特和汉娜，先后于1898年、1900年、1903年出生。1898年我晋升为副教授，1903年又晋升为教授。但对神秘主义或者变态心理学，我一直没什么兴趣。

1908年5月14日，星期二，我离奇地得了失忆症。这一状况来得太突然，但后来我才意识到，几个小时前，我曾有过短暂而又朦胧的幻觉——无序的幻觉因为从未有过，所以搅得我心神不宁——这肯定是我患失忆症的先兆。我头痛得厉害，进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这都是以前没有过的），总是觉得有什么人在想方设法占领我的思想。

记忆崩溃大概发生在上午10点20分。当时，我正在给大三和大二的学生上“政治经济学（六）：经济学的历史与走向”。我看到一些奇怪的影子在眼前晃来晃去，而且感觉到自己好像不是在教室里，而是置身于一个诡异的房间之中。我的思维和讲话偏离了授课内容，学生们也发现我很不对劲。紧接着，我重重地跌倒在椅子上，不省人事了，任由别人怎么呼唤，也无法唤醒我。当我苏醒过来，再次看到这个光天化日的平凡世界时，时间已经过了5年4个月零13天。

当然，别人告诉了我昏迷之后发生的事情。昏迷后，我被送回位于克雷恩大街27号的家中，并接受了最好的医护，但在长达16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仍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5月15日凌晨3点，我睁开眼，开口说话了，可是我说话的方式和语言把家人彻底吓蒙了。很显然，我已经不记得自己的身份，但不知什么原因，我似乎又很想知道自己的身份。我怪异地盯着周围的人，面部肌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扭曲状态。

就连说话，我都变得像外国人一样笨嘴笨舌。我的发音器官变得既笨拙又不稳定，措词也表现得异常呆板，就好像我是费尽周折从书本上学的英语一样。我的发音变成了芜杂鄙俗的外国腔，说出的成语似乎掺杂了怪异的古语和完全令人费解的表达法。说到这一点，20年后，当时最年轻的那个医生回想起最具说服力的一个例子。因为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样的词语居然开始流行起来，先是在英国，后来又传到美国。尽管这样的词语既错综复杂又无可争辩的新颖，但在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却与1908年从阿卡姆镇上那个奇怪病人口中说出的神秘词语完全吻合。

与此同时，我的体力也马上恢复了，不过，很奇怪，我需要通过大量的训练，重新学习使用双手、双腿和其他器官。因为失忆症造成了这样或那样的身心障碍，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我仍被施以最严格的医疗。当我发现掩盖自己失忆的企图失败后，我只好坦然接受现实，变得急于了解各种各样的信息。事实上，在医生看来，我一旦接受了失忆症的现实，便马上对自己原来的身份失去了兴趣。医生注意到，我的精力主要用在研究历史、科学、艺术、语言和民俗的某些问题上——有些问题深奥得出奇，有些问题又简单得幼稚。我研究的许多问题都非常奇特，而且完全不在我的意识范围之内。

同时，医生还注意到，我莫名其妙地知晓许多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各种知识，而我似乎不愿意拿这种能力示人，反而更希望把这种能力隐藏起来。有时，我会无意中非常自信地提及已知历史范围之外、黑暗时代的一些具体事件——当我看到他们脸上流露出惊讶的表情时，我便赶紧打圆场，说这些事不过是说笑而已。有两三次，我还不经意地谈到了未来，着实把他们吓了一跳。不过，这种不可思议的举动很快消失了，但有的医生认为，这种举动之所以消失，不是因为这种举动背后的奇怪知识渐渐消失，而是因为我比以往更加小心了。其实，我就像从其他遥远国度来的勤奋游学者，仍在贪婪地学习我身边这个时代的说话、习惯和观点。

一经允许，我便经常去大学图书馆，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没多久，我又开始临时制定了一些旅行计划，到欧洲和美国各大学去听一些专业课程，但这样的举动在此后几年里也招来不少非议。我从来没有与学术界切断联系，因为我当时的情况许多心理学家基本上都知道。在课堂上，我被当作继发性人格异常160的典型案例，但有时候我会表现出令人匪夷所思的症状，流露出某种精心掩盖的嘲讽神情，这让站在讲台上的人困惑不解。

但说到知根知底的朋友，我真没有交几个。不论见到谁，我的一言一行总会让对方产生一种朦胧的厌恶感和恐惧感，就好像我的精神根本不健康一样。这种隐约而又可恶的恐惧感，在我和对方之间产生了挥之不去而又难以逾越的鸿沟。我自己的家人也不例外。自从我莫名其妙地醒来的那一刻起，我妻子就一直用极端厌恶和恐惧的眼神看着我，而且还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我简直就是附在她丈夫身上的外星人。1910年，经法院判决，我们离了婚，即便在1913年我回归常态之后，她还是不愿意见我。我的大儿子和小女儿也是如此，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们。

只有我的小儿子温盖特似乎能克服我的变化所造成的恐惧感和排斥感。他确实感觉到我已经形同陌路，虽然当时只有8岁，但他坚信我会康复的。当我真的康复后，他找到了我，法庭也恢复了我对他的监护权。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协助我进行相关的研究，而现在，35岁的他，已经是米斯卡塔尼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了。但我对自己造成的恐惧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毫无疑问，1908年5月15日醒来的那个生命，他的思想、声音以及面部表情根本不属于纳撒尼尔·温盖特·皮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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