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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比天现在（第1页）

我宛如思春少女恍恍惚惚的，开车回家的路上想的全是班恩。打从我七岁开始，一想起他，脑海里总是恐怖片的片段：班恩，头发墨黑、皮肤光滑，手里握着斧头，在走廊上紧追着黛比不放，紧闭的嘴唇闷闷地哼着；班恩的脸满是血迹，大声咆哮，肩上背着猎枪，枪口朝上。

我都忘了曾经的班恩：严肃、害羞，还有那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幽默。班恩，我的亲哥哥，他怎么可能做出他们说的那种事——我说的那种事。

红灯。我把手伸到座位后面，从旧皮夹里抽出信封，在窗口上方写下嫌犯。接着写下路尼。接着停住，然后又写下：路尼的仇家？路尼的债主？路尼路尼路尼路尼路尼路尼。一切又回到路尼身上。那天晚上在我家大吼大叫的人，光听声音，可能是路尼，可能是路尼的仇家，但也很有可能是班恩。我要知道真相，有证据的真相。我惊慌失措：现在真相未明，班恩正在坐牢，我无法这样继续过活。我必须了结这一切。我非弄个清楚不可。又是我我我的，我果然还是和以往一样自私。

经过通往农场的公路时，我在堪萨斯城郊区的一家7-11便利店停下来，加满油，买了一包维菲塔芝士、几罐可乐、几片白吐司，还买了猫粮给我家那只瘦巴巴的猫。接着我开回我那位于“那边再过去”的家，停在斜坡上，下了车，瞪着对街那两位从来没有看过我一眼的老太太。她们一如往常，不畏风寒地坐在门廊的摇椅上，头僵直着，除非我挡住她们的视线。

我手叉腰站在斜坡上，看谁先投降；最后我高贵地挥了挥手，像赶牛的牛仔那样，那两只老母鸡也朝着我点点头，我这才回家喂可怜的美元，心中感到一丝丝胜利。

趁着还有体力，我用奶油刀把芥末酱涂到白吐司上，然后铺上厚厚一层软塌塌的维菲塔芝士，接着一边将芥末芝士吞下肚，一边依次跟三个无聊程度有得一拼的接线员交涉，请他们帮我转接“伯特·诺兰”收容所。这又是另一项因吉姆·杰弗里的建议而被我加入清单里的职业：接线员。小时候女孩子长大都想当接线员，但我不记得原因是什么。

一小块吐司黏到我的上颚，此时刚好接通伯特·诺兰收容所的电话，而且接电话的竟然是伯特·诺兰本人。我理所当然地以为既然收容所以他命名，他应该已经死了。我告诉他我想找路尼·天，他愣了一下。

“这个嘛，他进进出出的，上个月几乎都不在，但我很乐意帮你转达信息给他。”伯特·诺兰的声音像陈旧的汽车喇叭。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他似乎完全没认出我是谁。

“哦，告诉你吧，他没办法打长途电话。住在这里的老家伙大多喜欢写信，是真的手写信哦。一张邮票花不了五十美分，而且还不用为了打电话排队。你想留个地址吗？”

绝对不想。一想到路尼穿着短靴、脚步沉重地走上我家台阶，肮脏的手叉着腰，笑得像是他在游戏中打败了我一样，就让我打个冷战。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转达信息，地址你私下给我即可。”伯特·诺兰明理地说，“路尼一回信，我马上帮他寄，保证他连你的邮政编码都不知道。很多家属都这么做，虽然残忍，但实在是逼不得已。”电话那头传来汽水从自动贩卖机掉到取出口的声音，有人问诺兰要不要来一罐，他客气地回答：谢谢，不用了，我正试着少喝点。他说话的口气宛如镇上的医生。“你要不要也这样办呢，小姐？否则可能很难联络得到他。就像我说的，他可不会守在电话旁边，痴痴地等你回电。”

“你们没有电子邮箱吗？”

伯特·诺兰嘟哝了几声：“没有，恐怕我们没有电子邮箱。”

虽然我不认为我爸是个常常写信的人，但是他写信的频率的确比打电话还高，所以我想除非我直接杀去伯特·诺兰收容所的床上堵人，不然这是最好的办法了。“能不能麻烦你转告他：我要跟他谈一谈班恩和那天晚上的事？如果他肯给我一天的时间，我可以亲自过去找他。”

“你是说班恩和那天晚上，对吗？”

“对。”

如果莱尔知道我对班恩改变看法，一定会沾沾自喜；我可以想象他穿着搞怪的紧身夹克，对着杀手俱乐部的成员大发议论，说他是怎样说服我去探望班恩的。“一开始她打死也不肯去，我想她是害怕发现班恩不为人知的一面，或是发现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台下的人仰望着他，为他的所作所为感到高兴。想到这里我就一肚子火。

我真正想找的其实是黛安阿姨。我自七岁起的十一年孤儿生涯中，有七年多由她照顾。案发后，她是第一个收留我的人，我提着一箱行李住进她的房车。我的东西就只有这么多：几件衣服和几本爱看的书，没有一件玩具。蜜雪每晚睡觉时总爱把娃娃围在身边，说是睡衣派对；她被勒死的时候还尿失禁在娃娃身上。我还记得凶杀案当天黛安阿姨送了我们一本贴纸本，有花朵、猫咪和独角兽，后来是不是埋在废墟里了？

黛安阿姨买不起新房子。我妈的寿险理赔全都拿去替班恩请像样的律师了。黛安阿姨说我妈一定也会这么做，但是说的时候却垮下脸，好像在教训我妈似的。总之我们一分钱也没拿到。因为我长得矮，所以可以睡在储藏室，这里本来应该是放烘干机的地方，黛安阿姨甚至还帮我油漆了一下。她时常加班，还要抽空带我去托皮卡市看心理医生，还要努力疼我爱我，我知道她拥抱我的时候有多痛苦；我这个讨厌鬼在提醒她亲妹妹遇害的惨案。她的手像呼啦圈那样圈着我，好像在玩圈住我、但又不能碰到我的游戏。尽管如此，她每天早上都还是会对我说，她爱我。

接下来十年，我毁了她的车两次，打断她的鼻梁两次，偷她的信用卡去卖，还害死了她的狗。狗死了之后，她终于彻底死心。格拉西亚是黛安阿姨在案发之后买的杂种狗，毛发蓬松，没事就喜欢乱叫，身长不过黛安阿姨的手臂；比起我，黛安阿姨更宠格拉西亚，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我嫉妒那只狗嫉妒了好几年，看着黛安阿姨帮它梳毛，看她那强而有力的大手握着粉红色的塑料梳子，看她的发夹夹在它须状的毛上，看她从皮夹中掏出格拉西亚的照片，而不是我的。格拉西亚很喜欢我的脚，尤其是残废的那一只，只剩两根脚趾的那一只。它老是爱闻我那瘦骨嶙峋的食指和小指，仿佛嗅到什么不对劲似的，这让我更加讨厌它。

高一升高二那年暑假，我不知道为什么被禁足了。当黛安阿姨出门上班后，我坐在热死人的房车里，越看那条狗就越生气，我越生气它就越暴躁。因为我不肯带它出去散步，它就疯狂地绕圈子，在房车里到处跑，一边跑一边叫，还跑来咬我的脚。我蜷曲在椅子上，抚平怒气，假装在看连续剧，然而脑袋里正疯狂运转着。格拉西亚转了几圈又停下来，咬我残废的那只脚的小指，犬齿扣紧，头左右摆动。我记得我当时心想：要是这只畜生把我的脚趾咬得一根也不剩的话……想一想自己的窘境，我越想就越气：我没有左手无名指，这辈子休想套上结婚戒指，而我少了三根脚趾的右脚害我明明住在四面环陆的市镇，走起路来却像摇摇晃晃的水手。班上的女同学都笑我的无名指“畸形”，这更惨，“畸形”还包括了古怪和诡异的意思，让人一看到就会哈哈大笑。不久前医生才说，其实当初根本不需要截肢，是乡下医生小题大做。我一把抓住格拉西亚的腰，摸到它的肋骨，感觉到这个小东西打了个哆嗦，这让我更生气；我把它从地上提起来（它的犬齿害得我的脚趾皮开肉绽），把它丢到厨房——它撞上尖利的料理台，全身抽搐，血流满了整张油布。

我不是故意杀死它的，但它还是死了。我在房车里来回踱步，试着想清楚该怎么办才好。黛安阿姨回家了，还买了炸鸡回来给我和格拉西亚吃，但是格拉西亚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而我只是一再重复“它咬我”。

虽然我想解释这不是我的错，但是黛安阿姨左右摇动食指要我别说了。她打电话给她最好的朋友瓦莱丽。瓦莱丽阿姨柔弱、温柔的程度与黛安阿姨的魁梧、豪迈成正比。当瓦莱丽阿姨用特殊的毯子把格拉西亚包起来时，黛安阿姨弓身站在料理台前，盯着窗外。然后她们在关上门的房间里互相依偎。出来后，瓦莱丽阿姨安静地站在黛安阿姨旁边，泪流满面，双手紧握，黛安阿姨则命令我去收拾东西。

高中最后两年，我住在得州阿比林市一对客气的夫妇家，两个人好像本来是远房亲戚之类的，他们没怎么被我吓到。从那之后，每隔几个月黛安阿姨就会来一次电话，我就坐着听电话浑浊的杂音，听着黛安阿姨在电话另一头吞云吐雾。我想象她嘟着下唇，下巴的汗毛清晰可见，而她下唇附近的疣在她下巴上形成桃子色的阴影；她曾经咯咯笑着说，如果我摸了那颗疣，所有愿望都会实现。我听到电话那头“呀”的一声，就知道黛安阿姨打开房车里那台冰箱的中层。我对黛安阿姨家比对我老家还熟。黛安阿姨和我会发出无谓的声响，假装咳嗽或是打喷嚏，然后黛安阿姨会说“等我一下，丽比”，但其实我们根本没在聊天。而且通常瓦莱丽阿姨也在那儿，她们会耳语，瓦莱丽阿姨柔声地哄，黛安阿姨不悦地咕哝，接着再跟我敷衍个二十秒左右，最后编个理由，挂上电话。

《崭新的一天》上市后，黛安阿姨就再也不接我电话了。她只说了一句：“你着了什么魔做这种事？”她说这句话算是委婉了，但杀伤力却比滔滔不绝地骂脏话更强。

我知道黛安阿姨的电话号码没变，她这辈子都不可能搬家，对她来说，那台房车就像蜗牛壳一样。我花了二十分钟挖出那一叠一叠的资料，找出那本我从小用到大的通讯簿，封面是绑着辫子的红发小女孩，一定会有人觉得跟我很像——除了那笑容。黛安阿姨的电话记在“A”那一页，是我用紫色马克笔写的，字体像气球被拗成动物那样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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