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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战争与和平（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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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清晨，戈培尔和他的新闻官鲁道夫·泽姆勒驱车前往老朋友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去那里见希姆莱。这个静居之所位于柏林以北七十五英里的霍亨里亨，如今已成了希姆莱非正式的司令部。他喜欢这里宁静的环境以及独处的乐趣。在病历本上，希姆莱治疗的是扁桃体炎，而实际上，让他烦扰的却是他的神经——他仍旧因昨天局面火爆的元首会议而激动不已。在会上，古德里安和希特勒差点因为他打起来。

几天前，在戈培尔家晚餐时，戈培尔悄悄告诉泽姆勒，他打算就一项牵强的计划去寻求希姆莱的支持。这项计划就是重组内阁，由他自己做帝国总理，而希姆莱做武装部队的首脑。正在这时，一个男高音在收音机里唱起了莱哈尔的？亲爱的，不要去摘星星？。戈培尔夫人不禁大笑起来。戈培尔暴躁地说：“把那东西关掉。”

泽姆勒未能获准出席与希姆莱的会见。当两人沉默地返回柏林时，新闻官猜测谈话不太顺利。

中午时分，希姆莱接见了另一位来访者——温克将军，古德里安刚刚硬塞给他的参谋长。此刻，维斯瓦河集团军群事实上的指挥官温克将军急于返回前线，因为针对朱可夫右翼的有限进攻就要开始了。但是希姆莱说，他们应该先吃午餐，“然后我们可以聊一下总体形势。”

“吃完饭后，”直言不讳的温克说，“我不能留下来聊天。我要去奥得河的彼岸——我属于那里。”

希姆莱明白，他在柏林的政敌正在散播关于他的笑话，说他的指挥部和前线相距过远。于是，他恼火地说：“你是否在暗示我是个胆小鬼？”

“我什么都没有暗示，党卫军全国领袖。我只是想去一个我能身先士卒的地方。”他解释道，他要在奥得河东岸发动一场战役，以赢得时间加强奥得河以西的防御，并且给难民一个逃走的机会。

温克所面临的问题在军事手册上没有先例。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实际上是在两条各自独立的战线上作战：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保卫柏林的一百五十英里长的奥得河战线；第二条，是保护波美拉尼亚的战线——这条战线不堪一击，曲折迂回。西起奥得河，然后蜿蜒向东，直达维斯瓦河。再往东去，则是一些小块的德国抵抗地区，有的大些，有的小些，一直延伸到拉脱维亚的库尔兰。其中最大的一个是但泽。几支从东普鲁士来的难民队伍正设法逃往这个前途未卜的避难之地。然而，罗科索夫斯基的军队也正在开赴但泽，并且已经阻断了难民进入但泽的道路。如今，难民们唯一的希望是，跨过淡水湾维斯瓦潟湖（1）上的冰层，前往沙嘴滩。沙嘴滩是一个狭长的地区，将潟湖与波罗的海分开了。一旦抵达此处，难民们就可以继续西行，踏上陆地，前往但泽。

一场意外的解冻融化了淡水湾的冰层，这条唯一安全的路线每隔五十码便做了一个标记。前一天晚上，车夫们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数百辆大车都翻倒了。在南岸等待的人群吓得要死，一步也不敢前进。然而，俄国炮火的轰鸣声越来越响，这更加恐怖。因此，大雾刚一消散，几千人便冒险踏上了冰层，向五英里外的沙嘴滩走去。上午十点左右，打头的人群看见了前方的沙丘，于是便开始喊叫：“到沙嘴滩了！到沙嘴滩了！”他们疯狂地向前走去，但却举步维艰，因为冰层在升起的太阳底下融化得非常快。突然，四面八方都落下了俄国人的炮弹，顿时爆发了一阵恐慌。难民们不顾路标，仓皇向岸边跑去。很多人安全地到达了，但是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掉到了纸一样薄的冰层下面。

温克针对朱可夫右翼的有限反攻包括两次出击：第一次在奥得河以东约五十英里处，第二次是再往东五十英里处。第十一集团军向南挺进至乌加滕村，然后继续前进几英里，直抵奥得河与瓦尔塔河的交汇处。大约一天后，根据第一次出击的进展情况，第三装甲集团军将发起主攻，迫使朱可夫撤退，或者至少延迟他对柏林的进攻。

当年轻而冲动的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党卫军上将（相当于美国的中将）费利克斯·斯坦纳接到命令时，不禁目瞪口呆：凭着仅仅五万士兵和三百辆坦克，根本不可能一鼓作气地向南攻至瓦尔塔河。他决定，向西南方向做更有限的进攻也许更好。这样可以使他较少地暴露于必然随之而来的朱可夫的反攻面前，而且也可以为保卫波美拉尼亚占据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他越过温克，直接打电话给古德里安。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

最后，斯坦纳喊道：“要么接受我的计划，要么撤我的职！”

“随你的便。”古德里安答道，然后摔了电话。

2月16日早晨，斯坦纳离开了他设在火车车厢里的司令部，搬到南面一座可以俯瞰施塔加德的别墅里。这里位于乌加滕村西北方向四十英里处，正是进攻的出发点。黄昏时分，施塔加德周围的所有道路都挤满了一队队的战车。大炮、卡车和坦克都已各就各位，准备在黎明发起进攻。斯坦纳给大家朗读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傀儡司令发来的一份紧急公告。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写道：“前进！在泥泞中前进！在大雪中前进！白天前进！黑夜前进！为解放德国的土地而前进！”为了掩饰自己的悲观，斯坦纳让大家举起标语：“这里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前线！”并且亲自鼓励了师里的每一位指挥官。

“今年，我们将再一次打到第聂伯河。”他对比利时志愿师的指挥官莱昂·德格雷勒上校说，并且亲切地拍了拍上校的背。他补充说，他们从北侧的出击将与从南侧发起的另一次进攻会合，切断朱可夫的先头部队。起初，德格雷勒想道，多么大胆！多么戏剧化的策略啊！随后，在最后时刻的准备工作中，他注意到斯坦纳的参谋人员全都表情严肃；当年拿破仑在蒙米赖发起最后攻击时肯定也是这种气氛。

德格雷勒是比利时雷克斯党的领袖。他今年三十八岁，热情满怀，是其他一百万非德裔志愿军的楷模。这些志愿兵相信，整个欧洲的未来如今正危如累卵。在比利时，敌人叫他法西斯分子、纳粹分子，但他自认为两者皆非。雷克斯主义对他而言，是对当代腐败的一种回击；是政治革新和政治公正的运动；是反对混乱、无能、不负责任和不安定的一场战役。

1941年希特勒入侵俄国时，德格雷勒对他的同伴说，像比利时和法国这种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应该志愿加入希特勒的部队，并且在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战斗的兄弟情谊，才能产生一个正义的新欧洲。他的狂热之火越烧越旺：他主张，非德国人只有加入这场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神圣战斗，才能获得在新欧洲的话语权。否则，德国人将会变得过于强大。随后，尽管可以获得更高级别，他却作为普通士兵入了伍。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只有当希特勒往我胸前挂十字勋章时，我才会见他。到那时，我将有权与他平等对话。我会问他：‘你是打算要一个联合的欧洲呢，还是只想要一个大德国？’”

在前线战斗的四年中，德格雷勒受过七次伤。当他终于赢得骑士十字勋章时，他真的询问了元首关于联合欧洲的问题。希特勒耐心倾听了冲动的德格雷勒的问题，并预言说，下一代欧洲青年人将会互相了解，亲如兄弟。俄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住满了欧洲的青年人。他们将在那里试验性地和睦相处。

德格雷勒经常在谈话中把话题扯远，而希特勒却始终宽容地倾听。一天，他充满爱意地说道：“如果我有一个儿子，希望他能像你一样。”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以至于有一天德格雷勒竟然说：“我经常听到人们叫你疯子。”但希特勒只是笑了笑：“如果和其他人一样，现在我就只会坐在咖啡馆里喝啤酒。”

2月16日黎明，德格雷勒率领他的部下徒步进入战场。在夺下了作为目标的山脊之后，他爬了上去，来到一个机枪掩体里，观察斯坦纳的坦克负责的主攻。当“虎”式、“豹”式坦克滚滚穿过雪地之时，他发现它们当年的锐气已经丧失殆尽了：坦克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树林前进着。他看见几辆德国坦克在到达树林之前就着起了火，但其他的却消失在了树丛之中。几分钟后，它们从另一侧驶了出来，追击着前面的红军战士。这时，德国步兵开始进入树林；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刻。如果他们斗志昂扬地前进，阵地便能得到巩固。然而，他们却犹豫不前，沮丧的德格雷勒只想踢他们几脚。

夜幕降临时，斯坦纳只前进了八英里。尽管朱可夫的第六十八集团军正在后退，但是却撤退得非常缓慢，并且秩序井然。午夜之后不久，德格雷勒奉命回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报到。当他驱车赶往斯坦纳在山上的别墅时，施塔加德已因苏联的轰炸而着了火。他站在一个花园里，俯视着熊熊燃烧的城市，那些朴实的中世纪路德教堂的塔楼阴郁地挺立在那里，火红的背景映衬出了它们清晰的轮廓。可怜的施塔加德，他想道。这些朴素的东方新教的塔楼，与比利时梅赫伦市圣朗博尔德大教堂灰色的天主教大塔楼，以及布鲁日市的钟楼，堪称姐妹之作。他感到这里的悲剧也是自己的悲剧，不禁放声大哭了起来。

次日，即2月17日，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整天。几架“斯图卡”式轰炸机一轮又一轮地轰炸着投入战斗的俄国坦克群。几百辆坦克着火了，但还有几百辆正在破雪前进。斯坦纳仍在顽强地向前移动。傍晚，他在朱可夫的侧翼打开了一个危险的缺口。俄国人不得不调回了两个前往柏林的装甲师，以阻止斯坦纳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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