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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第1页）

灾难之后（前413?前412年）

西西里岛灾祸的噩耗可能是在前413年9月底传到雅典的。据说在比雷埃夫斯，一个外国人将这则消息告诉了他的理发师，理发师将消息送到雅典，但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后来有一些士兵从西西里岛逃回来，讲述了灾难的严重性。在一段时间之内，雅典人甚至连这些士兵的话也不相信。雅典群众最终接受了真相，怒火中烧并且胆战心惊。他们将怒火发泄到他们认为应当对西西里远征负责的政治家们身上，“就好像他们（群众）自己没有投票支持远征似的”（8.1.1），还向曾预言胜利的占卜师泄愤。

他们哀悼牺牲的同胞，计算了己方的损失和敌人的收益，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他们估计帝国境内会爆发大规模叛乱，伯罗奔尼撒人还将攻击雅典；他们也知道雅典城的防御多么薄弱，难以应对这样的危险。首先，他们急缺能够作战的人员。瘟疫杀死了雅典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使剩余人口身体孱弱，而且西西里岛战役中还损失了至少3000名重步兵、9000名雇工阶层公民以及数千名常住雅典的外邦人。到前413年，雅典各个年龄段的重步兵共计约9000人，或许有11000名雇工阶层公民和3000名常住外邦人，这比战争开始时的一半还少。他们还损失了216艘三列桨座战船，其中160艘是雅典自己的。雅典只剩下约100艘三列桨座战船，而且并非全部状态良好、可以出海。

雅典还缺乏资金来修理船只和建造新船。前431年可供动用的近5000塔兰同只剩下不到500塔兰同了。在狄凯里亚要塞的斯巴达军队帮助了2万多名雅典奴隶逃亡。狄凯里亚要塞对雅典而言是一个长期威胁，使雅典人无法耕作农田。玻俄提亚袭击者还掳掠了雅典人的房屋，夺走了他们的牲畜。很多雅典人不得不从乡村搬到城市。在城市里，人们对各种物资的需求飙升，促使物价猛涨。雅典需要更多进口物资，而且不得不从更远地方运来，运输成本也越来越高。慈善事业进一步给国库造成了压力，因为国家必须供养阵亡将士的遗孀和孤儿。

雅典人蒙受的损失也削弱了他们为国家提供船只的能力。在过去，富人们承担着这项公共义务；轮到他们效力的时候，一位富人可以独立装配一艘战船，如今，却需要两个人分担一艘战船的费用。而且，即便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富裕的雅典人也无力承担许多直接税。

贤哲

西西里远征还夺去了雅典人最优秀和最有经验的将军们：德摩斯梯尼、拉马库斯、尼基阿斯和欧律墨冬已经不在人世，亚西比德在流亡，而在前413前412年任职的另外四位我们知道的将军此前都没有指挥经验。在政治领导人当中，不仅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已经出局，希帕波鲁斯也在流亡。为了填补这个空缺，雅典人决定“选举一群年纪较长的男子担任‘贤哲’，为应对当前局势提供建议和提出立法”（8.1.3）。他们选举了十位贤哲，每个部落选出一名年龄超过四十岁的男子。贤哲可能被授予了向公民大会提出方案的权力，因此在这一职能上取代了议事会。不管贤哲的正式权力是什么，也无论他们的资历如何，贤哲的任期都不受限制，而且职能也很模糊和笼统，因此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和权威。

我们只知道两位贤哲的名字：哈格农和索福克勒斯（那位伟大的悲剧诗人）。哈格农在前440年的萨摩斯战役中是与伯里克利平级的将军，所以在前413年他可能已经超过六十岁了。他曾为伯里克利辩护，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公众人物。索福克勒斯当选为贤哲的时候可能已经八十多岁了，他也曾担任将军，还曾当选为雅典同盟司库的高位，但他最有名的还是连续五十多年来不断赢得悲剧大奖，所以他是希腊最有名和最受爱戴的人物之一。和哈格农一样，索福克勒斯也曾与伯里克利一起工作过。哈格农和索福克勒斯都很富裕，经验丰富、广受尊重，并且在前413年的环境下算是比较保守的，不过他们都曾与伯里克利交好，这能够保证他们既不是寡头派，也不是民主制的敌人。

修昔底德忍不住要挖苦一下后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制：“在危急时刻，雅典人民像往常一样，愿意纪律严明地去做任何事情。”（8.1.4）雅典公民大会的确表现出了伯里克利式的节制和谨慎，向一群受到尊重和信任的、符合伯里克利风格的温和派授予极大权力，从而对自己加以限制。贤哲的最早行动之一是“他们决定，只要形势允许，绝不投降；准备一支舰队，从各地获取木材和金钱；确保同盟的安全，尤其是优卑亚岛的安全；削减公共开支”（8.1.3）。

除了筹建新战船之外，雅典人还在阿提卡南端的苏尼昂建造了一座要塞，以保护从那里驶过的运粮船。他们放弃了在拉科尼亚的要塞，因为它的代价太大，效果不佳：“如果他们判断某一行动支出没有效用，就对其加以削减，以节省开支。”（8.4）他们严密监视盟邦，“免得它们谋反生事”（8.4），并改革了税制。以往是对每个盟邦进行评估，然后征收贡赋，现在改为对一切从海路进口或出口的商品征收5%的统一关税。

这项措施是为了尽可能从正处于叛乱边缘的臣属盟邦那里征收更多的金钱。新税制将纳税的负担从地主转移到了商人身上，商人从雅典帝国获益，也许更愿意缴纳税金，并且可能对雅典更友好。但是，“雅典的盟邦虽然力量不足，但依然打算反叛雅典”（8.2.2）。一年之内，主要的地区，如优卑亚岛、希俄斯岛、莱斯博斯岛、罗德岛、米利都和以弗所，全都揭竿而起；尽管若是没有斯巴达及其盟友的支持，它们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

斯巴达的野心

雅典人在西西里岛的惨败给了斯巴达人新的自信，他们想出了一套更加野心勃勃的战争目标。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投入这场战争，原先是为了“解放希腊人”，现在却相信在战胜雅典之后，“他们可以安全地控制全希腊的霸权”（8.2.4）。越来越多的斯巴达人开始希望“他们能够享有巨额财富，斯巴达会变得更伟大、更强盛，普通公民的家庭也能变得更富裕”（Diodorus11.50）。

这个赞同武力扩张的派系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一是因为军事上的成功，二是因为斯巴达社会发生了变化。享有完整公民权的斯巴达人的数量在下降：前479年在普拉蒂亚作战的斯巴达重步兵有约5000人，但前371年留克特拉战役中的重步兵就只有约1000人；前418年的曼丁尼亚战役中，参战的斯巴达重步兵不超过3500人。斯巴达人的一些风俗习惯，如在青壮年男女生育能力最旺盛时将男女分隔的做法和娈童恋，持续遏制着后代数量的增长。而且斯巴达人为了使自己能够得到的遗产最大化，也刻意节制生育。他们还努力获取尽可能多的私有土地和其他财富，以便补充政府向公民发放的补助金。

随着斯巴达公民数量的减少，拉科尼亚的非斯巴达公民的自由人比例增高了。前421年，该地区有1000名解放黑劳士，即曾经在斯巴达陆军中作战并获得自由和一块土地的黑劳士。到前396年，至少有2000名解放黑劳士。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有希望获得完整的斯巴达公民权，因为“解放黑劳士”的称呼暗含一定程度的公民权。另外一群非公民自由人是所谓的“低等人”，他们似乎主要出身于斯巴达公民阶层，有资格获得斯巴达公民权，但特别贫困，无法为公共餐食出资出力，于是他们被排除在公民团体之外，不能享有公民的荣誉。

还有一群被排除在斯巴达公民群体之外的自由人是所谓的莫萨克斯。其中有些人似乎是斯巴达男子和黑劳士女子的私生子，也有些人的父母都是斯巴达公民，但因为贫困，无法为公共餐食出资出力。不同的是，莫萨克斯可以接受斯巴达人的训练，也会被选到某个公共食堂，他们的膳食由富裕的斯巴达恩主提供。这个阶层有三个人——古利普斯、卡利克拉提达斯和吕山德——在战争期间晋升到高级军事指挥职位。这些出身卑微的人能够攀升到这样荣耀和尊贵的地位，意味着其他人会努力效仿他们。效仿他们的人也许只能获得足够的财富，以便有资格进入一个公共食堂，从而获得完整公民权。那些没有办法获得公民权的人也可以通过战利品、征服和斯巴达霸权来获得财富和公民权。这些人自然会向国家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执行比斯巴达惯常更具侵略性的政策。

前413年，斯巴达的野心家派系受到的抵制比战争期间任何时候都要小。阿基斯二世凭借在曼丁尼亚战役赢得的荣耀而备受尊重。他率军驻扎在狄凯里亚，拥有比斯巴达历代国王一般情况下大得多的权力，他也热切希望增加斯巴达和他自己的声望和力量。反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冒险的传统派那边没有一个同样强有力的人物。威望受损的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只能置身事外，默默地祈祷和平。

即便如此，迅速赢得战争对斯巴达人来说还是很困难的。除非在海上击败雅典人，否则就不可能彻底战胜他们，但斯巴达人仍然缺乏船只、训练有素的水手，以及建造船只和向水手发饷所需的资金。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他们极度依赖自己的盟友。尽管战争严重损害了各盟邦的经济，斯巴达人在前413年还是给它们下达了建造船只的具体任务指标：斯巴达人自己建造25艘，玻俄提亚人建造25艘，科林斯人负责15艘，洛克里斯人和福基斯人一起负责15艘，阿卡狄亚、培林尼和西锡安共同完成10艘，墨伽拉、特洛伊曾、埃皮达鲁斯和赫尔米奥尼一起建造10艘。与战前的造船能力相比，这是很低的数字，而且总计100艘三列桨座战船也远远不足以击败雅典人。不过这个任务指标也未能完成，到前412年春季时只有39艘战船整装待发。在战争余下的时间里，斯巴达的希腊大陆盟邦为它建造的战船数量仍然不多。尽管斯巴达人对西西里岛的盟邦寄予了很大期望，但到前412年叙拉古和塞利农特只派来了22艘战船，前409年叙拉古又派来了5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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