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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二（第1页）

1957：第二次交代——以鲁班之名6　鲁班现形记

“赵迅，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赵迅，男，1926年生，1931年起在滇西老家龙陵县坝子乡念小学，证明人赵家英；1937年在县城上初中，证明人刘树清，1942年日本鬼子侵占了龙陵，我随家人出来逃难，先后在保山、大理、昆明、玉溪等地方讨生活，证明人有张得贵、高满银、赵石头、何老爹、向二嫂、方知明、谢老四、花和尚、王道士、秦尼姑等；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玉溪马营镇当小学老师，证明人是任桂枝。从那个时候起开始自修文学写作，1947年到昆明南屏街开‘菊花米线店’，证明人王大勺；1948年和韩三勤等人在昆明发起迎春剧艺社，上演进步话剧，证明人阿Q、杨小昆。1950年11月参加省文联筹备小组的思想改造学习班，证明人李旷田；1951年元月因参加过被定性为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的‘寒梅会’，被判人民管制四年，管制期间因表现积极，政府宽大，提前一年结束管制，恢复公民身份，证明人青云街派出所王有根所长，省公安厅周荣副厅长；1954年在周荣副厅长关怀下成立迎春木器合作社，任社长至今，证明人周荣副厅长、熊老倌。报告领导，交代完毕。”

“别跟我们胡扯些人都找不到的证明人啦，七大姑八大姨的，连和尚尼姑都扯进来了。我还不知道你们这种人耍的鬼把戏？还想让我们看看你有多顽固狡猾吗？别再装了，先交代出你的真实姓名来。说，姓什么？”

“姓赵。”

“名？”

“单名迅，赵迅。因为会点木匠手艺，人们叫我‘赵鲁班’，有时就直接喊我鲁班师傅、鲁师傅。”

“啪！”审讯者一掌拍在桌子上，就像给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赵广陵！你这个国民党反动军官，还想跟人民政府躲猫猫吗？”

坐在木椅上的赵迅身子稍微往前挺了一下，他身后的两个警察就伸出手来压住了他。他并没有反抗之意，只是当听到“赵广陵”这个名字时，就像听到一个老朋友的名字。

“你弄错了，我不是赵广陵。”赵迅平静下来，就像与人提起另外一个人，“赵广陵也不是反动军官。”

审讯者根本不屑听赵迅的辩解，脸上呈现出即将揭开一个谜底的得意，他起身走到屋子里的一个巨大的档案柜前，从一排排如中药柜的档案抽屉中找准一个，然后打开一道锁，从里面拿出一个棕黄色的档案袋，冲面前那个重新被叫作赵广陵的人晃了晃，“你的过去是你想隐藏就隐藏得了的吗？这里面有你的一个朋友。”他说着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照片，展开在赵迅面前。

我的“活棺材”被揭开了。反右也会反到我这个木匠的头上，我可真是天底下最倒霉的木匠。赵迅不无酸楚地想。

照片上的人叫陆杰尧，云南大学的教授，大约三个月前赵迅在报纸上看到他成了云南的极右派之一，将他归属到“章罗同盟”在云南的代理人。而在1945年前后，他是闻一多先生主编的民盟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兼职编辑，赵迅就是在那时和他有过一面之交。照片上的陆杰尧穿西装打领带，文质彬彬，儒雅倜傥。此人清瘦寡言，高高的鼻梁上架一副西式秀郎镜，薄薄的嘴唇总是紧闭在一起，仿佛千年石佛。这样的人居然也会去大鸣大放把自己弄成右派，居然也会告发别人。这是赵迅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这些年赵迅天天都在读报纸，家中常年订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云南日报》，有时家中穷得菜钱都没有了，但报纸订阅费一定一分不少。可能全中国没有哪一个木匠比赵迅更认真仔细地读报，下班回来每张报纸从第一版读到第四版，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都不放过。开初舒淑文看他常常读到深夜，还心痛地说：明天还要上班，就别读了，你又不能写。人家的文章，跟你有啥关系。这就像你在街道橱窗里看见好吃的好穿的，自己不能享受一样。赵迅回答说，这不是享受不享受的问题，而是要找准生活方向的问题。他不仅是家庭里的丈夫、父亲，还是风浪中一条小船的舵手。他要观天气、避风雨，他要绕过激流险滩。在报纸号召大鸣大放时，他看到了很多前朝的名流、大师、民主人士，在1949年以前热切追寻过民主自由，反对过国民党政府独裁统治，现在他们旧话重提，大谈言论自由，联合政府，大胆批评执政党失察不当之处。世事变迁，旧人老话，时光仿佛在轮回。赵迅曾为之高兴，也曾为此疑惑。当年民主、自由是应该向国民党要的，因为他独裁、专制、腐败、反动，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也该伸手向共产党要民主吗？

那时的气氛有点像当年西南联大在昆明成为“民主堡垒”的劲头了，到处是集会、游行、辩论、大字报。人们畅所欲言，领导虚怀若谷。报纸、刊物、广播推波助澜，但却是循循善诱、和风细雨的语调，像一个大度的长者，不断鼓励身边的孩子说吧，闹吧，有什么不平、有啥子怨气，甚至有什么苦水，都倾诉出来吧。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知识分子指责随处可见的官僚作风，民主人士批评党群关系不好，抱怨自己有职无权，甚至挑战共产党的权威，说他们是“党天下”，搞宗派主义。这些言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要进监狱甚至掉脑袋的。但共产党都洗耳恭听，不急不恼，还颇有气度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说这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改进和化解的。你们继续说，大胆鸣放。你们的批评越尖锐，共产党的整风就越彻底。《云南日报》的一篇社论还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儿子给老子提意见，当家的不会乱打巴掌。

不过，像赵迅这样经历过思想改造运动的人，已经训练出随时都竖起耳朵听风声，睁大眼睛观方向。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一开始，他从报纸上既读出了共产党的气魄，又读出了它的麻烦。它坦陈要解决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并把此归结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要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整顿思想、工作作风。国民党就没有这样的气度，它只晓得打打杀杀，搞白色恐怖，甚至连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大知识分子都敢杀。

但在一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祥和气氛中，赵迅还是嗅出了一些不祥的气味，具体是什么他也搞不清楚。那感觉有点像战场上蛰伏在堑壕里等待冲锋的士兵，不知道对方在哪里，火力又如何；又有点像一个小演员在一部大戏里跑龙套，前面看得到的热闹都是铺垫渲染，高潮在哪里出现你却不知道。他把1957年的《人民日报》一张一张地翻回去看，一直翻到1956年12月29日的一篇文章，那上面说毛泽东主席新近提出了要“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指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可以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成为敌我矛盾之一部分”。文章还举例说，新近发生的波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就是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在政治运动中，这人民内部矛盾说“转化”就“转化”了，就像阴晴无定的六月天。当年迎春剧艺社的刘国栋，睡个女演员算人民内部矛盾吧，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赵迅就像侦察兵终于发现了对方的火力点，暗自长嘘了一口气。鸣放最热闹的那些天，有个在《云南日报》当编辑的前文友曾来找他，说你当木匠当得忘记字咋个写了吗？我们都晓得你冤，还不趁现在政府允许人们说话，写篇文章为自己叫叫屈吧。我们报纸鸣放的好文章不多啊。赵迅笑眯眯地回答说，我不冤啊，当木匠很好。

但那时街道居民委员会三天两头组织大家学习，别看一个街道居委会，社会神经的最末梢，但每次政治学习都搞得煞有介事、严肃认真，在家烧锅做饭侍候丈夫孩子的大妈、引车卖浆者流也仿佛高居庙堂，指点江山。尽管来学习的都是街道集体所有制的小头目，木器社的、鞋帽缝纫社的、建筑维修社的、藤篾编织社的、餐饮糕点社的、酱菜社的、铁匠石匠社的、骡马运输社的，清一色的社会底层。居委会大妈对赵迅说，这里面就你有点文化，你也大声武气地吼两嗓子吧（这是她对大鸣大放的形象理解），这可是上面交代的任务。赵迅依然不为所动，总以工作忙，没有什么想说的推辞。那个居委会大妈有个晚上直接跑到赵迅家来，说你不去吼，我们就要落后了。居委会落后了，你也落不到啥好。那时谁都怕落后，落后不是一种表现，而是政治错误。刚好赵迅正在读当天《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继续争鸣，结合整风》，上面还有几幅照片。那个还算识得几个字的大妈抓过报纸瞄了瞄，说，你看看，连纺织厂的女工都在给她们的领导提意见了。

说真心话，赵迅那时对谁都没有意见，也不敢有意见。如果真要参加这场鸣放运动，他还真想为自己的冤屈“吼两嗓子”，他想说我热爱新中国，我拥护共产党，我在旧社会虽然不慎走过弯路，但天理可鉴，我是爱自己的国家民族的。我会写文章会导戏，我的理想并不仅仅是当一个木匠，我还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做更多的贡献。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知人善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像他们获取政权前承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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