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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枪口下的大师（第1页）

这几天，大家知道，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是偷偷摸摸地来暗杀！

赵广陵在离昆明二百公里的一个小乡镇上读到闻一多先生用生命呐喊出来的《最后的演讲》时，已经是这一年的秋天了。他就像再一次从战场上遭受重创的伤兵，难以想起受伤前自己的奋然一跃，遭受到的猝然一击；以及为什么会在醒来之时，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吾师为民主死矣！杀吾师，实乃杀苍生，杀民心。

萧瑟秋风中，噩梦醒来，树叶飘零，回忆也零碎。

1946年昆明的夏天，阴晴无定，时而乌云翻滚，阵雨骤来，时而阳光普照，凉风习习。就像当时中国的局势，黑云压城，腥风血雨，而和平民主的曙光，又令人憧憬。赵广陵暂住在城西门外一个不大不小的客栈里，这里面住的客人大都是像他这样衣裹硝烟、满身战伤、军不军、民不民的失意老兵，中下层军官。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未来，身佩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勋章，却不敢怀揣英雄还乡的梦想。战事让这些从前的抗日军人既无颜见江东父老，又对前途深感渺茫。

一个晚上，赵广陵在小酒馆里和几个老兵喝酒，忽然看见第8军的一个上校团长走进来了，他当时想糟糕，这下躲不掉了。不想这个老兄主动抢上前来打招呼，还好像不当回事地问：兄弟，别来无恙？赵广陵定神一看，这家伙哪里还有团长的威风，跟一个昆明大街上打流跑滩的混混差不多。赵广陵连忙让坐请他首席。酒过三巡，话题自然要说到部队上的事，赵广陵问：“张团长，你的部队呢？”

张团长轻松地回答说：“阵前反水了，我的副团长竟然是共产党，一下拉走了我两个半营。老子本来有机会一枪毙了他妈那个巴子的，但一想送给共军做个顺水人情也不错，算是在那边的一笔投资嘛，就对我那兄弟说，到老共那边帮你大哥美言几句，说不定哪天大家又是一家人了。妈那个巴子，这仗打的。”

当军人不知道为何而战时，战争就会成为一场闹剧；就像学生不明白为什么而读书，考试就是儿戏一样。那天在一起喝酒的两个老兵也是远征军，只不过他们是驻印军，跟随孙立人将军一路从印度雷多打回中国，他们那时是喊着“回家”冲锋，可没想到回到国内了不但回不了家，还要打共产党。因此他们也像赵广陵一样，想方设法弄到一张复员证，胡乱填一个名字就从战场上脱逃了。国家已经堕落到这样一种地步：军人不但没有了尊严，还充满了背叛。

张团长递给赵广陵一张名片，上面的头衔是“滇缅汽车运输公司董事经理，李子祥”。张团长看赵广陵有些纳闷的目光，便打趣道：

“乱世嘛，人们总得有几个名字。廖营长，我现在该怎么称呼老弟呢？”

“兄弟姓赵，名广陵。”

两人都心照不宣地笑了笑。李子祥说：“广陵老弟，来帮我干吧。那边有人可以搞到盘尼西林，而我们这边，不论共军还是国军，都需要。一箱盘尼西林就值两根金条啊，这条国际公路是我们当年打下来的，该轮到分红利的时候了。”

有个老兵说：“那东西怎么运得进来？有海关，还有军队哨卡、缉私队、稽查处、宪兵……”

“你只要有一根金条，还怕什么关卡？”李子祥不屑地说，“怎么样，广陵老弟？”

赵广陵说：“谢谢李经理厚爱了，兄弟我想回家种田去。”

李子祥打着哈哈：“想做解甲归田的美梦啊？别书生气啦，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们这种跟他们杀红过眼的人，怕是连种豆南山下的机会都没有。现在这个世道，主义是虚无的，江山是飘摇的，连钞票都是贬值的，只有揣在兜里的金条，是沉甸甸的啊。”

他们俩都是刚刚从内战的火线上九死一生才捡回一条命来的人，大后方的纸醉金迷和前方的残酷荒谬，都足以让一个无论多么刚强的人崩溃十次。当国家的命运处于十字路口时，个人的命运可能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了。往左还是往右，勇敢向前还是为己退后，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赵广陵的确想过回家过诗书耕读的宁静生活，他在抗战刚刚胜利时已经回过一趟家，面对饱受日寇蹂躏过的家乡，他没有英雄还乡的荣耀，只有痛失亲人的哀伤。故乡之痛，是痛在心灵深处的那种丧魂失魄之苦痛，是失怙失恃、失去家园的安详和谐、失去童年时蜻蜓在眼前自在飞舞、蝈蝈在耳边挑逗鸣叫的哀痛。故乡满目疮痍，家人流离失所，炊烟浸透了哀伤，父亲的白发早已化作孤坟上的荒草，母亲的眼前已是一片黑暗，看不见征战归来的儿子满身的创伤。如此田园荒芜的故乡，对赵广陵这种曾经满怀抱负远走异乡的年轻人来说，归去，无以疗伤；不归，又去往何方？

那个晚上酒桌上的老兵都跟李子祥走了，只留下赵广陵一个人喝闷酒。他本来是想约这些没事干的老兵做一件可以让他们自豪的事情的，但这些穷困潦倒的家伙只要有人给他们饭吃，连杀人越货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在自豪感和金条面前，他们当然选择后者。

第二天上午，赵广陵宿醉未醒，客栈的堂倌就来拍他的门，说楼下有个太太来拜访。赵广陵慌忙起床，头发都没有梳清爽就冲到楼下。拜访者原来是他在联大读书时的同班女同学王青莲，刚回到昆明时他们曾经聚过一次，王青莲眼下在银行上班，嫁了个在政府里做事的处长，是个日子过得很悠闲的人。赵广陵有些狼狈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哎呀，我的落魄‘百夫长’，快跟我走，有比你更大的‘千夫长’来昆明了。”王青莲说。

从胶东前线回来后，赵广陵一般不愿参加同学聚会，就像一个穷人不愿轻易坐进富人的厅堂。路上赵广陵问谁来了，王青莲神秘地笑笑，说你到了就知道了，当年我们偶像级的“百夫长”哦。赵广陵说，只要不比我更落魄就好。当年联大的那些慷慨从军的学子，一到部队都封中尉军衔，因此同学们都一概以“百夫长”论之，赵广陵不知道在这内战的紧要关口，那些当初为抗日和自己一样投笔从戎的同学，命运如何。

在联大同学、现在云南师范学院当讲师的叶之聪家，赵广陵看到一个身材颀长、西装革履、俊朗挺拔的背影，先到的几个老同学对那身影起哄喊：“先别转过来，让赵广陵猜。”

“杨鲲鹏？”“林志乾？”“萧骁？”赵广陵连猜了几个从军同学的名字，都被同学们说要罚酒了，要再罚一杯了。最后那个潇洒的身影终于转过来了，一张永远张扬着诗人优雅的才华和经受了战火历练的青春的脸，笑盈盈地望着赵广陵。

“穆旦学长！”

这是赵广陵和穆旦的第二次见面。去年的9月，抗战刚刚取得胜利，在昆明阴凉的秋雨里，欢庆的鞭炮、锣鼓还在窗外鸣响，在当时中国诗坛已负盛名的现代派诗人穆旦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此诗后来在收入穆旦的诗集中时，诗题改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那是穆旦在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在兵败野人山整整三年之后，在痛饮胜利之酒后的孤独感慨中，才第一次提笔写这场尸骨遍野的大败退。这是首在数万战死、饿死、冻死在异国他乡的远征军将士目光注视下，一挥而就的洪钟大吕。当初也正是这些孤魂野鬼死亡的目光直瞪瞪地追逐着诗人穆旦，让他走出了野人山。野人山，中国远征军的伤心之地，赵广陵的情断之处。他虽然没有翻越野人山的光荣，但他的初恋恋人就埋葬在那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你写的是她吗？”赵广陵读到那惊风雨泣鬼神的诗句，泪眼婆娑地问，而穆旦却沉默不语。赵广陵说的“她”，是当年西南联大诗人群体中的女神，没有哪个联大男生不为她的美丽端庄所倾倒，没有哪个联大诗人不为她的勇气所折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花，香消玉殒在异国的野人山，用自己莲花一样洁白、桂花一样幽香的身躯，浇灌了他乡满山遍野的无名野花。人间还有比这更凄美的悲剧吗？多年以后赵广陵一直想写出这悲剧来，但是他连提笔的勇气都没有。心底里最深沉的哀痛，已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更无法用舞台形象来再现。如果有人想贸然饰演她。赵广陵会断然大喝：不，你不是她！

那天的秋雨为这首诗歌的出世挥洒了一整天的眼泪，那天的秋雨也淋湿了两个年轻的抗战老兵的离别愁绪。穆旦即将去已开赴东北的青年军207师报到，而刚刚伤愈归队的赵广陵则要随第8军去广西。“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兄弟，今后我们以诗为笺，互报平安吧。”这是穆旦的临别赠言，赵广陵手抄了一份《森林之歌》，才与穆旦挥泪作别。

历尽劫波后的同学重逢，几近于分离的骨肉再次相聚，师出同门的学子纵然没有血缘相连，但有一层永远割不断的“亚血缘”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亲情，又胜似亲情，尤其是西南联大这所在国难中重新组建的大学，三校学子自有更深一层的手足患难之情。赵广陵没有想到这一年穆旦在东北干得也风生水起，他主编的青年军207师的报纸《新报》云集了一帮西南联大的从军学子，纵然是军中报纸，但同样揭露黑暗，同情弱者，抨击时政，已经在社会各界赢得了名声。穆旦笑着说：“联大人办的报纸嘛，走到哪儿，民主的呼声就到哪儿。因为我的俄文说得好，竟然有人说我是领卢布的，还有人叫我‘穆旦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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