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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1页）

她们为什么打架呢？我不住地问自己。晓红与王芳互相撕扯着，嘴里同时怪声怪调地喊着什么。由于太嘈杂，我没办法听清她们喊的是什么。突然，我看见晓红不知从哪儿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刀，她一脸狰狞，五官都移位了，举着刀径直往王芳的胸部刺去。我大叫一声，没有顾及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直朝马路对面冲过去……

“曾帆，醒醒。曾帆，醒醒。”我听见晓红在急促地喊我。我一激灵，就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原来我刚才是做了一个恶梦。现在额头上还满是冷汗。

“局里电话，好象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晓红穿着薄薄的睡衣，将话筒递给我。

是局值班室打来的电话，他们告诉我，半个小时以前，李锐在新世纪公园出口处被人打了闷棍。现在人已经送到县医院了，要我马上赶过去。没容我多问，他们就将电话挂了。

下床时，我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才刚刚四点半钟。

我骑着自行车赶到县医院急诊室时，灯火通明的走道上已经站满了人，杨新愚和余小伟都来了。我挤到急诊室门口，看见游局正着急地与一位穿白大褂的小护士说着什么。看那表情，游局是想要那小护士通融一下，好进到急诊室里面去，但那小护士原则性非常强，不管游局怎样说好话，她就是不同意。

游局看见我，就没再与那护士说什么了，对我说：“曾帆，你马上带几个人到世纪公园那儿，将现场看一下，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些线索。”游局上身的制服扣子都未扣齐整，表情非常焦急。

我一点头绪都没有，正茫然不知所措时，杨新愚挤过来对我说：“曾队，我与你一块去。”余小伟也说与我一道去。我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一点不知道，就将杨新愚拉到大厅里，想听听他对事情的介绍。但杨新愚只比我早半分钟赶到医院，对事情的原委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但他知道李锐最先是被一位环卫工人发现的，并且是由他用平日装垃圾的板车送到医院来的。我就四处找那位环卫工人。最后在收费的窗口那儿找到了他。那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中等身材，人长得又黑又瘦，脸上的皱纹像核桃壳一样，又深又密。他穿着环卫局统一配置的桔黄色工作服，在人众中显得非常显眼。此刻，他向围着他的几个看似医院患者的人讲解着什么，从他那眉飞色舞的表情看，他一定是在讲如何发现李锐以及怎样将李锐送到医院的经过。大家的表情都非常吃惊。

在去新世纪公园的车上，那环卫工人告诉我，他叫李得福，从事环卫工作已经有三十个年头了。当然，他所称的从事环卫工作也就是扫大街的。从他有点卖弄的介绍里，我对他发现李锐的经过有了一个抽象的轮廓。应该讲是职业习惯，李得福每天早上三点半钟准时起床，三点四十五分钟左右就开始进行清扫工作了。按环卫局的安排，他的工作范围主要限于新世纪大道的卫生清理以及大道两边四个小居民小区的垃圾箱的清理。他说他有个习惯，就是喜欢从北往南开始他第一天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对新世纪大道的卫生清理是从大道最北端的那个转盘开始的。将新世纪大道的清洁做完，一般情况下，六点半不到。然后他再清理那四个小居民区的垃圾箱。将所有的工作做完，也就是早上八点钟左右了。几十年来，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他都是按这一程序来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没有一天拉下过。

今天早上，他是快四点钟那个时候发现躺在新世纪公园围墙下面的李锐的。在昏暗的路灯光下，隔着几十米，他就看见那围墙下躺着一个人，但他并没有在意，因为在他从事环卫工作的几十年中，这样的人他见得太多了，有流浪汉，有神经不正常的，有喝醉酒的，也有衣食无着的要饭的。也有那么几次，他发现有的人就这么躺着死去了。对这些人的收容不属他的工作范围，所以，他也就从没有将这当一回事，始终抱着熟视无睹的心态。但今天躺在围墙下面的李锐却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主要是临近时，他发现躺着的这个人与以前见着的那些人完全不一样，其他的就不谈了，光从衣着上看，这人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这人可是穿着一身崭新笔挺的西服呀，并且左手手指上的一枚戒指在灯光下散发着耀眼的光。好奇心让李得福停下了手上的工作，向躺着的这个人走过去。他小心翼翼地将李锐的身子翻转了过来，李锐竟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当李得福看见李锐满脸鲜血时，他吓得差点晕了过去。

不能排除李得福在陈述时有卖弄和夸张的成份，他说，看见那鲜红的血时，他第一反应是这一定是刑事案件。他马上想到喊人，但是看着空荡荡的街道，他放弃了这一想法。后来他跑到新世纪公园门防那儿，他认得守门的那位李老头。在敲了半天门后，他总算将睡得象头死猪的李老头喊醒。李老头以前当过兵，比李得福的胆子大。随着李得福走到围墙边上时，隔着五六米远，他就认出躺在地下的是李锐。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以前组织县城里各单位的门卫搞治安教育时，李锐曾向他们讲过话；其二，他记得这天早上李锐是三点半钟左右从新世纪公园里出来的，那大门还是李老头给开的，并且李锐在出门时还递了根烟给他。李老头对李锐检查了一下，发现李锐只是头上伤得厉害，但还不至于危及生命。两位老人同时想到得立即将李锐送到医院，但他们等了半天，没见一辆车子从这儿经过。情急之中，李得福想到了他那辆平日运送垃圾的板车。就这样，两位老人将李锐抬上车，一位在前面拉，一位在后面推，一路小跑将李锐送到了县医院。

“他妈的，现在的人确实胆子越来越大了，竟连派出所所长也敢打。”李得福从在吉普车的后排，边咳嗽边骂着。

其实李锐躺着的地方离新世纪公园的大门有近一百米的距离。我和杨新愚到那儿时，隔老远看见那个李老头站在路灯下，正比比划划地向一位穿白色衬衣的人讲着什么。李得福告诉我们，李老头与他一道将李锐送到医院后，惦着他的门防，怕早起的人出不了门，就先赶了回来。

出乎意料的是，那穿白衬衣的人竟是吴江书记的儿子吴鹏程。吴鹏程在我们江夏县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他的出名并非他的能力或者其他方面有什么过人之处，而在于他是吴江，吴书记的公子。多少年以前，我们江夏县流传着一个*，吴鹏程就是其中的太子之一。此外还有陈兴旺的公子陈平，原公安局局长蔡济生的公子蔡正勇，原县法院院长唐冀中的公子唐俊等。这些人在我们江夏县可是了不得的人物，不说一跺脚整个江夏县的地面得抖上几抖，但可以说在江夏县没有他们办不成的事情。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全民经商那阵子，整个江夏县都可以看见那些太子们伸展拳脚的影子，而*的称谓也就是那个时候在老百姓的嘴巴上流传开来的。这几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也在老百姓的记忆中被淡化了。这主要缘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那些当年二十岁左右的毛头小伙子们已经成熟了，知道内敛比张扬要好；其二，社会在发生变化，以前他们依靠的是他们父辈的权力，而现在他们自己手上已经掌握权力了，怎样长久地运用这些权力是他们必须慎重的问题。在我的记忆里，以前的吴鹏程蓄着披肩长发，不管白天黑夜都戴一副太阳镜，一副玩世不恭的懵懂少年模样。而眼前的吴鹏程与以前的那副模样简直是判若两人，留着一丝不苟的小平头，戴一副黑边框的眼镜，圆润的脸上始终挂着矜持的微笑，不仅透出学者的风度，而且给人以平易近人的感觉。

吴鹏程看见我的杨新愚，伸出手与我们握了握，说：“辛苦了，辛苦了。”他的手冰凉冰凉的，但非常柔弱。他说话的语气也是柔柔的。

在我诧异他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时，他拍着我的肩膀，将我拉到一边，简单向我解释了原委。原来昨天晚上李锐在他家吃完饭后，与几位朋友在麻将桌上玩了一下。早上三点钟才离开的。

“十几分钟以前，他们打电话到我家里，我才得到消息，就匆匆忙忙赶了下来。李锐伤得重吗？”　吴鹏程说，表情沉重。

我告诉他正在抢救，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十分了解。

“我们原计划是玩通宵的，但李锐说白天有事，得赶到范湖乡去，结果他就先走了。没想到竟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吴鹏程说。

“是这样的，昨天我们局里已经作了工作安排，计划今天由李锐陪吴书记到范湖乡去。”我说。

吴鹏程叹了一口气，背着手踱了几步，将目光定在远处忙碌的杨新愚。不知杨新愚从哪儿搞来一支手电筒，弓着腰，四下里搜寻着。

我想了一下，问吴鹏程：“昨晚上你们在块打麻将的有哪几个人。”

吴鹏程迟疑了一下，说：“我一个，李锐一个，我们土地局的袁相全一个，另外一个是冯明海。我们四个人是固定班子，休息时间经常在一起搓上两把。你平时也打麻将吗？”

“有时间也喜欢玩上两把，作为消遣的一种方式。”我说。但仔细一想，上次是什么时间与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打麻将我还真记不得了。吴鹏程所说的这四个人，除了李锐的官稍小一点外，其他三个可都是有头脸的，吴鹏程就不说了，袁相全是土地局的第一把手，而冯明海则是县里分管文教卫的副县长。

“你们公安局抓打麻将的有标准吗？”吴鹏程突然问一句，眼睛却仍看着杨新愚。

吴鹏程所指的是用麻将赌博。什么叫赌博呢？法律规定得非常明确，是指以赢利为目的。但是，谁坐在麻将桌上不想赢上几个钱呢？大的输赢上万，象那些包工头、公司经理什么的，小的输赢也就是十来块钱，象街上开电动三轮车、贩小菜的。如果严格按法律办事，这些人都算得上是赌博，都得抓。若真这样，我们公安局光抓打麻将都忙不过来。所以我们公安局私下里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则，那就是只要没人向公安局告发，我们就权当没那么回事，乐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若有人告发，不管输赢大小，即使是一家人，如爹爹婆婆儿子媳妇在一起打麻将，我们也得管，但充其量是将麻将没收了了事，绝不会罚款，更不会抓人。

现在吴鹏程问起这档子事，我只得如实将我们公安局的这一原则简单向他解释了一下。我感觉自己在解释时，言语有点儿尴尬。

“也是的，遇着打麻将的你们公安局都去抓，那全国得被抓一大半了。”吴鹏程笑了起来，“现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种说法吗？什么十亿人民七亿赌，还有三亿在跳舞。也是的，那么多的人若不是有麻将将他们吸引到麻将桌上，而放任他们在社会上无所事事，哈哈，我想那社会治安会更差，你们公安局更会忙不过来。”

吴鹏程虽说的是笑话，但他这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前阵子县里炼锌厂倒闭后，二百多号工人由于生活没有着落，集体到县委上访，许多社会闲杂人员也围着起哄。我们公安局在驱散他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回家打麻将去，跟着瞎起哄干什么。”

我们聊着时，杨新愚突然在围墙转角处招手要我过去。我与吴鹏程打了下招呼，准备忙自己的事。这时他似乎犹豫了一下，最后与我拉了拉手，说：“你忙去吧，曾队。我就不打搅你了。若有什么事情需要向我了解的，你可以直接打电话我。”离开时，他向杨新愚招了招手，向他道别，但杨新愚正埋着头在地上搜寻着什么，没有看见。

杨新愚在围墙的拐角处还真发现了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是一根一米来长的钢钎。我走过去时，他侧着身子，一手撑地，几乎半趴在地下，用手电筒照着那根钢钎，仔仔细细地看。在证据收集和痕迹鉴定方面，杨新愚是我们公安局的绝对权威，谁也不敢向他挑战，谁也不会向他挑战。之所以不敢向他挑战，这主要缘于他的业务能力确实太扎实了，他从事公安工作近四十年，我们江夏县的每一桩有影响的案子，他都参与侦破过，不仅如此，他的观点以及鉴定结论肯定在破案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于不会向他挑战，则缘于他的人品。许多人喜欢用与世无争这句话来标榜自己对仕途、对利益、对社会的淡漠，但在行动上或者具体事情上，他们往往与自己所标榜的大想径庭，关键时刻，与世无争都不知扔哪儿去了。在这一点上，杨新愚完全做到了言行一致，口心一致。近四十年的公安工作经历，到现在仍只是刑侦科的一个小小科长，并且只是个正股级待遇。过去的领导，以及现在在职的领导，许多都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他们在他的栽培下一个个进步了，发展了，逐渐变成了他的领导，有当县政法委书记的，有当公安局局长，最不济的也在下面哪个乡镇派出所里当个所长，唯有他仍在他那片天地里研究他的指纹、痕迹什么的，好象其他的一概与他无关。他仍是他，四十年前是什么样子，现在仍是什么样子。这样的人你怎么会向他挑战呢？他不会妨害你的发展，也不会将你梦寐以求的位置强抢了去，更不会在你前进的路途上故意埋上一颗地雷或者扔上一块石头。县公安局里的一头真正的老黄牛，上级是这样评价他的，下面的平头百姓也是这样评价他的。

“如果没有猜差的话，这根钢钎就是作案的凶器。”杨新愚趴在地上，好象是自言自语地说，“你看，上面还沾着毛发和血迹哩。”

我也学着杨新愚的姿势趴在地上，就着手电筒昏黄的光亮，仔细端详着那根钢钎。其实这是平日里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钢钎，是从十几米长的罗纹钢上裁下的那么一截，有乒乓球粗细，一米长短，一头锻打成尖形的，象小学生削好的铅笔一样，这是用来凿开坚硬的水泥地面或者其他坚硬的东西的。另外一头则锻打成扁平状，象一把厚实的铲子，毫无疑问，这样的形状是便于伸进某个缝隙，使整根钢钎起着撬杠的作用。平日里蹲在马路边等生意的那些农民工们，除了带着从事泥瓦匠工作所必须的一应工具以外，往往也带着一根这样的钢钎。但我注意到，眼前这根钢钎显然好久没有用过了，不仅整根钢钎上都蒙着一层薄薄的黄色铁锈，就是尖的那头和平的那头，也锈蚀了，看不见一星点光泽。

杨新愚从裤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小心地将钢钎裹好，拿了起来。“回去仔细看看，不定上面留着指纹什么的。”他说。

这时，天已经几乎全亮了，东南方向的青龙山在晨曦里露出黛色的山脊，而近处的各式建筑在沉睡了一个晚上后，感觉它们也从城市的喧嚣中逐渐收醒过来。雾霭中，出现了早锻炼的男男女女的身影，洒水车那单调的铃声也非常熟悉地传进耳膜。这个平常的小县城确实醒了，但它对于在夜幕的掩护下，在它的怀抱里发生的这起凶杀案，它知晓吗？

没想到李得福仍跟在我们的身后。我告诉他忙他自己的事情去吧。

他朝我们点着头，唯唯诺诺地说：“好的，好的。”但在他推着车子准备离开时，又对我们说：“你们到围墙上面看看，我感觉上面沾着血迹。”

李得福说得没错，在李锐躺着的那段围墙上，确实有不显眼的一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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