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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叛国罪审判（第1页）

1924年2月26日，一个飘雪的星期二，对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叛国罪审判在慕尼黑开始了。

律师、记者和陪审团抵达了国防军原陆军学校，看到那里的情况酷似军事包围一样。为预防民族主义准军事武装力量发动暴力袭击，或者希特勒的狂热支持者举行游行示威，审判庭大楼四周部署了一支由头戴钢盔的国防军士兵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署组成的分遣队。这座粗陋不堪的黑砖建筑物被临时征用为巴伐利亚州人民法庭，同时也用作羁押希特勒和其他一些被告的临时监狱。2有位亲临审判现场的目击者称，“那天出奇地冷”，要靠跺脚、往手套里吹呵气取暖。士兵们在钢丝网和坦克障碍物围成的警戒线后巡逻。慕尼黑当地一些爱打趣的民众将这种军事封锁地段称为“占领区”——这是拿法国入侵德国鲁尔区一事来开玩笑。还有一些人将陆军学校形容为戒备森严的“罗马城堡”。3

这幢古老建筑曾经是19世纪巴伐利亚州一所军校所在地，后来又成为国防军军校大楼。检查哨要求每一个亲临审判现场的人必须在这幢古老建筑前面两次出示身份证件，接受武器检查。这里还专门腾出一个房间对女性进行搜身检查。《纽约时报》曾这样报道说：“那些一提到审判就无比兴奋的妇女们，完全没有想到所有人必须接受一次搜身检查然后才能进入法庭。她们的头发、帽子、钱包、袖套甚至袜子都被一一检查，看看里面是否藏有匕首、手榴弹、炸弹以及不符合要求的帽针等违禁品。”4

《纽约时报》并不是报道此次审判的唯一一家外国媒体。据一家瑞士报纸报道，除英国《泰晤士报》和法国《巴黎时报》外，还有将近50名外国记者到场。“那些天里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慕尼黑。”但对于德国人来说，这只能算是一个坏消息。“毫无疑问，外国人读到或者了解到的关于此次审判的所有情况都被用来攻击整个德国。”慕尼黑一位专栏作家哀叹道。5

当然，德国记者数量最多。当时的军事法庭由以前的军官食堂改建而成，共有120个观察员座席，记者挤占了其中60席。然而这远远不够。在大厅下面，又增建了一个新闻记者室，里面挤满了换班的同事、秘书和信差。一名德国记者抱怨说，法庭官员仅仅安装了五条电话线，并将这些线路都据为己有。“对于报纸及其广大读者来说，什么可用的资源都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周中，信差们要身手敏捷、满怀热情地将报纸复印件由法庭送到记者室。当天有关审判现场的不同版本新闻报道及时地刊登在慕尼黑、柏林，以及其他地区快速发行的报纸上。

国防军军校坐落于布鲁腾堡大街上。它之所以被选为多年来慕尼黑最为轰动的法庭审判场所，是因为这里远离拥挤的慕尼黑市区，更易于包围或守卫。此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学校空无一人。由于该学校500名军官学员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希特勒组织的暴动行动，国防军高级指挥官冯·泽克特将军6关闭了慕尼黑的军校，把学校迁到了图林根州的一个小镇上，因为在那里，军官学员会安分一些。7在这场未遂的政变中，曾经心甘情愿受希特勒控制的军校，现在已经将希特勒牢牢地控制住。此刻希特勒正被羁押在一个军官学员房间里，等待着影响他余生的法庭审判。

他将与另外九名暴动者共同接受审判，包括战争中的英雄鲁登道夫。克里贝尔上校、韦伯博士等人都和他一起被关押在陆军学校二楼。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每人一个单人房间，饭菜到时候就会端到大厅中间铺着白色桌布的餐桌上。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每天还可以在军校院内的户外活动两个小时。与希特勒、鲁登道夫、克里贝尔和韦伯一起接受审判的被告包括罗姆上尉、恩斯特·波纳、威廉·弗里克、威廉·布鲁克纳、罗伯特·瓦格纳，以及鲁登道夫的继子海因茨·佩尔纳等人。其中一位被告，慕尼黑警察局前局长总长波纳旧疾复发，差点无法接受审判。希特勒像往常一样，又收到了大量礼物。昔日他身边的兄弟——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带着4岁的儿子埃贡前来探视他。希特勒让这位兴高采烈的小男孩随便挑拣那些杂乱堆放在房间里的糖果和糕点。8

此时距希特勒发动暴动惨败已近四个月。从理论上讲，他面临着接受叛国罪的审判。实际上他已经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人民法庭诉讼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证实他有罪或清白。这位主要被告愿意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竭尽全力地将法庭对于他的审判改编成一出与德国未来以及拯救祖国息息相关的道德剧。他要在挤满了记者的法庭上将自己推销给他曾拥有过的最多观众。到那时为止，他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仍然默默无闻。

观众都急切地想听他发表演讲。“左翼民主新闻界也充满期待，”斯图加特市的民族主义报纸《南德意志报》这样报道说，“期待着上演一出民族主义力量的自我毁灭戏剧，以便在下一次选举到来之前加强共和党人的软弱实力。”有消息透露说，审判开始后希特勒将要发表长达几个小时的开庭演讲。“一切准备就绪，随时满足所有新闻媒体、电影界人士以及摄影师追求轰动效应的渴望。”该报这样写道，“现在可以开始了。”9

首先被告要穿过陆军学校二楼大厅。鲁登道夫前面开路，希特勒与他的随从被告们离开西侧他们居住的舒适10房间，“庆典游行般地”走了将近300步，抵达大楼东侧。经过改造的军官食堂就在那里。11鲁登道夫每天从慕尼黑市郊别墅乘坐配有专职司机的汽车来到审判法庭。每当专车开进陆军学校操场上时，都有人向他欢呼致意。被告队伍走过时，记者室里的报社记者全都被关了一级禁闭。12狭长的走廊里，每一扇门都紧闭着，由一位带着钢盔或传统式德国尖顶头盔的士兵把守。13希特勒就像发动暴动或者刚刚抵达兰茨贝格监狱那天一样，又穿上了那件已经成为他革命者标志的外套——一件双排扣的大衣，上面别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勋章。在发动啤酒馆暴动那天晚上，他穿的那件礼服使他看上去像“一位孤独的小个子服务员”，特别滑稽可笑。然而此刻的希特勒将会像明星演员一样闪亮登场——实际效果也的确如此。

新改建的法庭看上去好像是法官专用室的一部分，长52英尺，宽38英尺。14经过重新装修的餐厅天花板的大梁上吊着造型简洁的水晶吊灯。四周包裹着深绿色布面的法官长凳摆放在法庭一端。通过高窗射进来的自然光使得新安装的用电设备尤为显眼。有位现场目击者注意到，在2月微弱的阳光照耀下，法庭里“泛着红光”。15大家唯一抱怨的是房间里塞进了太多的椅子，室内有时非常闷热。

希特勒像一只饿兽走进了法庭。他两只眼睛飞快地“来回转着，环顾四周”。16他看到了现场的那些律师、记者和观众。一位记者注意到：“他要比照片上看起来矮一些。”17鲁登道夫看上去平静矜持，一语不发，阔步走向了被告席。对于其他被告来说，这就像是一次周末家庭聚会。朋友之间互相致敬，打着招呼，握手微笑。观众席位上基本都是希特勒的支持者。18纳粹党人及其盟友受到了宽容对待。而此前那些在巴伐利亚州人民法庭上被起诉的共产党人及社会党人却受到了粗暴对待，两者对比有着天壤之别。社会党主办的《慕尼黑邮报》愤怒地指出，在对希特勒的审判过程中“被告之间都在热烈地交谈，直到后来乖巧地请他们就座。没见到看守人员的踪影”。这家报纸写道，就在两个月前16位社会党人被带到了人民法庭。“他们进来和离开时都被铐上手铐和脚镣……每一位被告两边各站有一位看守……不允许他们彼此交流……甚至那些服刑期限已满的人在被带出法庭时仍然戴着镣铐……法庭就是这样对待社会党人的。”

开庭审判日对于公众人物来说是那一时期的政治大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有24个证人席位留给了慕尼黑的精英，其中包括国会议员、高级政府官员以及杰出的司法人员。19显而易见，人人都想亲临现场看一看在陆军军校里上演的巅峰对决，最重要的是能够听到希特勒发表演讲。很多人都希望法庭成为希特勒出色表现的一个完美现场。

这次对决表演由法官的到来拉开帷幕。三名陪审员，也被称作“非专业法官”（加上一位替补人员），还有两位专业法官（加上一位替补人员）由首席法官格奥尔格·奈德哈德引领着走入法庭。20奈德哈德秃顶，留着尖尖的灰白色山羊胡子，头戴高高的软呢礼帽，身穿黑色大衣，面无表情。他是巴伐利亚司法部门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希特勒大权在握论功行赏时，对他委以重任。人民法庭的有关记录显示，这位法官对左翼人士苛刻，对右翼人士宽容。例如，奈德哈德曾经为阿科·瓦利伯爵（1919年从背后行刺库尔特·艾斯纳）的判刑减刑。他根据宽松的“要塞监狱逮捕”的有关规定，将阿科·瓦利伯爵从死刑减至终身监禁。奈德哈德认为，减刑是正当的，因为这位谋杀犯有着“对人民、对祖国炽热的爱”。21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也是因为“巴伐利亚人民对于阿科·瓦利伯爵日益憎恶”。奈德哈德表示，政治谋杀犯并不是真正的谋杀犯，尤其是当受害者在民意测评中表现得很差时（艾斯纳在不久前的选举中支持率不足3%）。希特勒很幸运，奈德哈德也是1922年裁定他提前假释的那位法官（“太难了！”22）。当年希特勒残酷殴打巴伐利亚州联盟者领导奥托·巴勒斯蒂特，因违反治安条例，被判入狱三个月。后来只服刑一个月就被奈德哈德假释出狱了。希特勒和他的律师洛伦兹·罗德知道他们在法官那里很有优势。尽管也有其他法官出席审判，然而头戴传统大法官高帽、身穿法袍的奈德哈德才是掌控局面的人（在审判结束之前，很多人都说希特勒是掌控局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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