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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克(1905—1991)是现代戏剧家、翻译家,曾和鲁迅有近四年的交往。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后,姚克在悲痛之余,用英文撰写了《鲁迅的生平与著作》(LuHsun:HisLifeandWorks)一文,简要而全面地介绍了鲁迅一生的成就。该文很快刊登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月刊《天下》(T'ienHsiaMonthly)第三卷第四期(1936年11月)上,对于西方人了解鲁迅其人其作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在姚克看来,鲁迅的一生可以用他本人的一句话来概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姚克把这句话作为整篇小传的题记。
在此之前,姚克还曾协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Snow)撰写过一份鲁迅英文小传,刊登在美国《亚细亚》(Asia)杂志1935年1月号上。斯诺1928年来华后,在中国各地采访并撰写了大量新闻稿,但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光靠新闻报道还不足以呈现中国的全貌和中国人的深层心理,于是从1931年起他尝试动手翻译一些现代中国小说,鲁迅自然成为他的首选。但是他的中文能力毕竟有限,一个精通英文的中国助手看来是必不可少的。1932年秋斯诺在上海结识了姚克,姚克早年毕业于美国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又酷爱中国文学,两人一见投缘,很快开始合作翻译鲁迅的作品。据姚克回忆,具体的合作是这样的:“我尽量忠实地翻成‘直译稿’,再由斯诺把它修改成流畅的‘二稿’,然后我们二人把二稿和原文勘对,逐字逐句地推敲,务求其忠实流畅,兼而有之。”(《从憧憬到初见——为鲁迅先生逝世三十一周年作》)二人最初合作翻译的《药》完成后,经过接洽被《亚细亚》杂志接受。为了让美国和其他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鲁迅,二人在杂志社的建议下由斯诺执笔撰写了一份鲁迅评传。既然是传记,最好附上照片,为此鲁迅专门去了一趟照相馆,并在1933年5月26日的日记中留下一句记录:“同姚克往大马路照相。”鲁迅的日记一向简略,此事更为具体的情况必须看姚克的回忆:“鲁迅先生给我们的几张照片都不够好,《亚细亚》的编者请我们找一张比较好的;最简单的方法是陪他去照一张。所以我就和鲁迅先生约定,于五月二十六日(一九三三年)到南京路先施公司后边的雪怀照相馆去——并不在大马路。我和雪怀照相馆的东主林雪怀相识,预先言明要摄到满意为止。他非但替鲁迅先生拍了几个样子,还拍了一张我和鲁迅先生的合影。洗印之后,我从底样中选了一张最好的,寄到美国去,后来登在《亚细亚》杂志上。鲁迅先生逝世后,挂在万国殡仪馆灵堂上的那张大照相,也就是从这张照片放大的。”(《鲁迅日记的两条诠注》)1936年斯诺编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LivingChina:ModernChineseShortStories)出版时收入了鲁迅的小传,但照片没有同时收入。该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鲁迅的小说”(StoriesbyLuHsun),除了《药》之外,还有《孔乙己》、《一件小事》、《祝福》等小说,这都是斯诺和姚克合作的成果。第二部分是“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StoriesbyOtherChineseWriters),收入茅盾、丁玲、柔石等人的作品。鲁迅的英文小传放在第一部分“鲁迅的小说”的最前面。
姚克虽然早在中学时代就读过鲁迅的作品,但一直没有见过这位心仪的大作家。现在由于协助斯诺进行翻译工作,姚克有了接触鲁迅的机会。为了得到翻译和出版许可,他于1932年底给鲁迅写了封信,很快就得到了鲁迅的回复。姚克回忆说:“我们冒昧的请求,他竟一口答应了!我还记得他用的是一幅素笺,措辞很简洁、直爽,也很客气,但没有尺牍惯用的客套。这封信后来由斯诺寄给美国的出版社,作为翻译权的凭据;可惜当时我们没有影印一个副本,所以《鲁迅书简》给我的信中独缺了这一封信。”(《从憧憬到初见——为鲁迅先生逝世三十一周年作》)根据《鲁迅日记》,我们现在只知道这封信是鲁迅于1932年12月3日写的,这是姚克和鲁迅直接交往的开始。后来他们又在内山书店初次见面,讨论翻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时间是在1933年3月。此后直到鲁迅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鲁迅晚年写给姚克的书信有三十三通之多,是最好的书面证明。鲁迅去世后,姚克担任了葬礼的司仪并参加了“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工作。
为鲁迅做英文小传无疑也是纪念工作的重要环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姚克这篇小传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记录了鲁迅晚年的几次谈话。姚克喜欢鲁迅的小说,为他发表《离婚》后就停止小说创作感到无比遗憾,并以1925年作为鲁迅创作的分水岭,前期以小说和学术作品为主,后期以杂文创作为主。当被问到为什么停止小说创作时,鲁迅回答说:“上海像一只大火炉(furnace),只要在这里生活,就不可能静下心来写小说。我即便能写出来,恐怕也没有出版社敢接受。但是这里用于写杂文的题材和灵感却很多,我除了继续写杂文、搞翻译外还能做什么呢?”鲁迅一向主张不硬写,不写不熟悉的东西,只干能干的事情:“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熟悉的是旧式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工人、红军和新式农民是鲁迅所不熟悉的。不写小说而只从事翻译和写作杂文,并不像夏志清所说是鲁迅晚年创作力枯竭的“掩饰”和“自我安慰”(《中国现代小说史》),而是他在现有的环境下所能做的最适合的事。
当然,除了写杂文、搞翻译外,鲁迅还是很想做点别的事情——甚至是很大的事情。据姚克记录,鲁迅曾多次向他表示,“希望有几年的清静时间,从一个新的角度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此外想编辑汉代和唐代的石刻拓本全集,而最想做的则是写一本详尽的回忆录,记录近代中国的大变局,给无法亲历那个时代的年轻一代留下一份遗产。”令人遗憾的是,这三个愿望均未能实现。鲁迅晚年身体不好是原因之一。姚克曾多次劝告鲁迅暂停所有工作,专心调养身体,鲁迅的回答则是一贯的幽默和达观:“医生看过我的肺病以后,说我五年前就该死掉了,活到现在简直是奇迹,在这额外追加的时间里,就让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姚克喜欢鲁迅的小说,这是他当初愿意帮助斯诺的原因。等到他接触鲁迅四年后自己动手来写鲁迅小传的时候,他想传达的不仅是鲁迅的创作成就,更是他奋斗不止、“死而后已”的人格。姚克1940年代去香港任教,后移居美国,是比较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一直对鲁迅怀着崇敬之情。这从他后来所写的回忆文章中不难看出。人格的力量完全可以跨越政治的分野。而且在姚克所写的小传中,我们也能分明感觉到鲁迅身上的某些自由主义成分。
原载2014年3月26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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