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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罗库尼亚尔（第1页）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于1913年11月10日出生在科英布拉。1934年成为卢西塔尼亚共产主义青年学生组织的书记，公开与萨拉查政权对立。他于1940年第一次被捕，1949年，又一次被捕，被判30年徒刑。1960年成功越狱，逃往莫斯科避难，最后迁居巴黎。1961年，在国内以鼓掌方式被任命为葡萄牙共产党书记。1974年，“康乃馨革命”后回到葡萄牙，参加临时政府。但是很快退出政府，着手组织和领导极左力量。1992年退出政坛，以曼努埃尔·蒂亚戈的笔名，写了许多评论和文章。他于2005年1月12日在里斯本去世。

1975年6月，在葡萄牙举足轻重并左右着执政军人的人，在选举中虽败犹胜的人，是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采访他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但是一旦能采访到他，从他的言谈中，你可以充分了解到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勾画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库尼亚尔不屑使用外交辞令，他无比直率，张口便说出他心中想说的话。在他所向往的和他所追求并已经部分达到的目标中，有一项就是彻底拒绝民主自由，即彻底拒绝被理解为宽容和文明的民主自由。他谈话的核心是要么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法西斯专政。第三种力量无足轻重，自由社会主义微不足道，而且如果自由社会主义损害了他的欧洲同志，那么就更糟。对这些，他都直言不讳。但是对个人私事他守口如瓶，甚至拒绝透露他是否已有妻室子女，拒绝透露他逃出佩尼谢监狱之后的流亡生活是在哪里度过的。（苏亚雷斯于1975年9月向我证实，流亡期间，库尼亚尔主要寄居在莫斯科。一月之后，卡里略向我重复了同样的话。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一致认为库尼亚尔已经结婚，至少有一个女儿。人们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对此讳莫如深。在独裁政权已经垮台，秘密状态也随之解除的今天，这完全是多余的。）人们难以明白这种严守自身秘密的作法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甚至有关他的被捕、受审、被判无期徒刑和14年囹圄生活的情况，我都没有能让他说出片言只语。尽人皆知，他在萨拉查的狱吏面前的表现一直是非常高尚的，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但是我相信保密的嗜好产生于他从事秘密政治活动的经历，产生于某些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典型性格。我没有采访过贝林格，但曾为了要求采访他而会见过他。我发现他与库尼亚尔一样，也设置着一道屏障。这并不是偶然的。只要谈思想观念，贝林格可以开诚布公，侃侃而谈。但一提及他的私生活或者涉及他的个人问题，他便面有难色地闭口不言。总之，政治上敢作敢为的人往往在有关自身的问题上变得腼腆而拘谨。也许是因为他们并不自信，或者对自己并不满意。

尽管库尼亚尔的性格是不可取的，但他却使我产生好感，他也许是我见过的最讨人喜欢的领导人之一。荒谬绝伦的是我越被他的原则和言语吓得连连后退，就越感受到他的魅力，以至于我必须努力去忘掉这一点：一旦他大权在握，而我正是他在葡萄牙的政敌的话，那么他将会毫不犹豫地枪毙我。对他产生这种好感的原因难以解释清楚，而有些人则认为原因很简单，因为女人们喜欢库尼亚尔，没有一个女人不为他那俊秀的脸蛋、美丽的蓝眼睛、甜美淳朴的笑容和一头银丝而动心。尽管他年事已高，身材矮小，衣着简朴，但他富有一种强烈而不可抵御的性感。诚然，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但还不足以解释上述现象。事实上，男人们——我指的是正常的男人——也像女人一样喜欢库尼亚尔。你将找不出一名男记者或库尼亚尔的政敌说出与此相反的话来。根据我的经验，我敢断言他的魅力不在于他的外貌，而在于他的激情，在于他的直率，还在于他的可爱。他甚至在向我陈述那些最难以令人容忍的思想时，也显得亲切、欢快、雄辩。他的乏味的信仰从未减弱过他的智慧，他的左派正统观念从未磨灭掉他的光泽。所以，尽管你讨厌他，谴责他，但最终你将因同他在一起而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悦，而且似乎感到有必要为他的谬误言论开脱。果不其然，我们最后以紧紧握手、互拍肩膀道别。

这篇于行政选举前夕在意大利发表，并由西方各报转载的采访记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在欧洲共产主义正忙于表明自己信仰议会民主以谋取信誉之际，显然，库尼亚尔讲话的发表犹如冰雹打在庄稼上。反共产主义者加以利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共产党人为此而恼火，贝林格派遣贾恩卡洛·巴叶塔前往里斯本，以证实我在文中是否有添油加醋之处。巴叶塔会见了库尼亚尔，回国后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摊开双臂说：“请你们再重读一下法拉奇写的采访记吧。”库尼亚尔对巴叶塔说的话完全是他对我说过的话，不光彩的却是葡萄牙共产党。早在核实我的文章以前，葡萄牙共产党就发表了一份公报，说我是个撒谎的人，完全捏造了库尼亚尔同志的答话。但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用简单的真理来反击他们，就像基辛格事件时那样。我答复他们说，录音磁带在我的手中，可以证实我听到和录下的话。人们就这一事件又继续议论了几周，甚至几个月。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事件中唯一表现良好的人正是库尼亚尔，因为他没有一次低头否认自己的言论，或者荒诞地用辟谣的作法来伤害我，相反，有人对我说，他将会强烈地指责在葡萄牙共产党内做出这等事的人。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以下简称“库”）：您愿意怎么说，您愿意怎么想，悉听尊便。我们葡萄牙共产党需要军人。我们是同军人站在一起的。我们不需要同社会党人建立人民阵线，不需要南尼和陶里亚蒂在1948年签订的那种协议。我们已经同武装部队运动缔结了这样的协议。在这里，建立一个没有军人参加的人民阵线是不可能的。社会党人的一大错误就是不明白如此简单的真理和不顾民意地将军人排斥在外。即使到了今天，他们仍然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愿承认我们正在同武装部队一起搞一场革命，一场由武装部队发起和进行的革命。从4月25日起，社会党人就一直把赌注压在中不了彩的马身上。在关键时刻，我们共产党人总是率先表态。譬如，3月11日发生那次未遂军事政变时，我们没有等待着去看天平将会偏向哪一边，也没有为了等待发现哪个集团更有可能取得胜利而浪费时间。我们当时立即承担了揭露反革命危险和谴责斯皮诺拉的责任。我们仍然同武装部队运动站在一起。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您愿意怎么说，您愿意怎么想，悉听尊便。抹杀和无视一个代表着绝大多数民众，并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的党是不合理的。如果不接受选举的结果，那么……

库：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不愿意选举的做法！您若从这一思想观念出发就错了。不，不，不！我毫不在乎选举，毫不在乎！啊！如果您认为问题可以归结到这个党或那个党所获选票的百分比上，那么您就大错而特错了！如果您以为拥有40%选票的社会党和拥有27%选票的人民民主党代表着大多数，那您就错了！他们不构成大多数。

法：库尼亚尔，您在开玩笑吗？难道数学是一种主观想象吗？

库：我是说选举同革命运动毫不相干，或者说很少相干，不管您是否喜欢这种说法，也不管社会党人是否喜欢这种说法。我是说，选举过程不过是革命运动的小小补充。因为在这里，武装部队运动是一股政治力量，是一股独立的力量。它既有自己的政治思想，又有自己的政治自主，虽然它在选举的结果中没有体现出来。是的，我知道您想用什么话来回答我。您会说军人也投了票，是用这句话来回答我吗？武装部队运动并没有作为一个政党参加竞选，他们的选票分散在各个政党中。如果您以为没有武装部队运动便能实施立宪会议，那么就会犯一个莫大的错误。如果您以为立宪会议可以变成议会，那么就会犯一个可笑的错误。啊，不！立宪会议并不一定是个立法机构，也并不一定是个众议院。我向您保证，立宪会议就是立宪会议，仅此而已。它的意义是有限的。立宪会议将在一定的政治范围内工作，而这个范围是完全受不代表武装部队运动的力量同武装部队运动之间签署的协议所限制的。因为进行4月25日革命的是武装部队运动，而不是社会党。

法：您是说葡萄牙将不会有议会吗？我理解对了吗？

库：您理解得很对。我向您保证在葡萄牙将不会有议会。

法：那么你们为什么举行选举？为什么你们共产党人参加选举？为什么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花费在选举上？

库：唉！唉！唉！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您是对的。也许我们不参加更好。但是人们并不总是能做那些称心如意的事，并不总是能按自己的设想行事。当时，一切都计划好并作了决定。种种矛盾的力量参与其中，如那个不同派别组成的政府，那个连人民民主党也包括在内的大联合政权。我们共产党人曾清楚地告诉军人，联合政权中不应该有人民民主党，不可能通过广泛的民主联合把国家引向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愿意把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武装部队运动的各个派别组合在一起……我们曾提醒他们，选举是一种危险，条件还不成熟。如果不采取补救办法，我们将在选举中失败。消极的投票不能同积极的战斗混为一谈。但是我们只阻止了地区性选举，对立宪会议的选举他们曾坚持要举行。

法：库尼亚尔，选举是测量人民意愿的唯一标志。

库：是标志之一，仅仅是标志之一。我之所以这样回答您是为了取悦于您，说得更明白些，是为了避免同您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如果我回答您说“不是任何标志”，这种是与不是的争论就不可避免。当有些地区还存在文盲时，您想测量出什么呢！现在有些地区到处散布着这样的流言飞语，说什么“如果你投镰刀斧头的党，那么共产党人就会来到，并揪你的耳朵”。在这种流言盛行的情况下，您想测量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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