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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中读历史（第1页）

敏宜：过去我们总以为写历史无非根据真人实事再加以书刊上的资料，连缀而为一个大故事，再加以作史者赋予道德上之评语，也就适应了前人之所谓“褒贬”。殊不知生在20世纪的中国，我们面临着一段空前的考验。你家里由大陆而至朝鲜而入台湾，我经日本而至美国，其后面即有一个人类历史中规模最大牵涉最广的大变动。如果我们不把这背景看得明白，则作史者本人的立场有问题，纵算其所写局部上符合情景，其所发议论亦难避免管窥蠡测的指摘了。

也总算我们运气好，活跃于20世纪的末季，有了历史之纵深，倒看回去，就领悟到我们所临变乱，有似魏晋南北朝时的经验。亦即旧体制业已崩溃，新体制尚未登场中的摸索，这中间过去的道德标准（不是道德之精义）已不适用，所以陈琳称“观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曹操更提倡“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这中间也与元朝的矛盾情形有些类似。元朝前承唐宋帝国财政带扩充性，以后又下接有明清帝国财政带收敛性（今日情形则相反），当中免不了一段尴尬局面。

更因为我在海外几十年，也不得不学外国历史。我第一次教书在南伊利诺大学。因为地方小，每一个历史系的教授都要担任西方文明的两组课，起先也免不得依样葫芦，只能和其他同事一样照着书本朗诵一遍。日子久了，才突然融会贯通，领悟到新世界的现代化，无不有促成各国从农业管制的方式，进而采取以商业习惯作管制之方式的趋向。又因为商业重交换，所以社会内各种经济因素，都要具备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之可能，如此一个现代型的国家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说来容易，要进入这样的境界，等于脱胎换骨。自此我再循着西方文明史的教科书作线索翻看各国史料，更了解到凡近世纪各国之重大变故，如荷兰之独立战争、英国之内战、法国大革命等无不与这改组有关。这样看来中国的长期革命流血纵横也不是世界史上突出例外的事故了。

有了这样的了解，我才领略到问题之大，牵涉程度之深，再回想起来，记忆到1930年间和1940年在国军和内地里的实际情形，才更觉得我们的缺陷是时间上和体制上的不如人，有全面性。据说当日我们之对日抗战，确如螳臂之当车，怪不得日本军阀报告他们的天皇可以在六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也怪不得汪精卫要前去投降。敏宜，你已知道我于最近六年以来在各处写作和讲说，提及当日在国军里当下级军官的情形，就半像乞丐，半像土匪。这绝不是故意减自己的志气，扬别人的威风。只不过把整个社会几个世纪落后的情形揭穿，才能确切地欣赏着抗战之胜利是一种划时代的奇迹。

你也知道，我在美国居留数十年后于1974年成为美国公民，因为我已觉悟到兹后的教书与写作，不会与我之身份有冲突的地方。余英时先生说费正清教授所写中国历史纯以美国之利益为依归。我倒觉得仅是如此，尚不足为费教授之病。我既已入美籍，孩子与内人也为美国人，也没有在教书与写作时有意留下一个对美国不利的心肠。在我看来费正清和他的高足白修德共同之毛病，则是眼光过浅，只看到刻下门面之利害，所以容易感情激动，这一点我已在《地北天南叙古今》书内各篇提出。

我所叙及蒋介石自北伐至抗战，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是有众目睽视的事实根据。

例如即在抗战期间，国军不少的高级将领，尚为军阀后身，很多部队犹为军阀部队，自此之后军阀割据之局面才永不在中国重现。北伐之前，中国犹为外强之势力范围，抗战之后，不平等条约才全部废除，使中国逐渐列身为四强之一。此外毛泽东因借着土地革命而翻转中国内地之低层机构，刻下之经济改革除了存积资本，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之外，尚有一个敷设上下之间法制性的联系之任务。此三个段落的接连关系，则不能由这些动作之中单独看出。而必须参对中国古代史里朝代兴亡之事迹，并且比较西欧诸国进入在数目字内管理之程度才能只眼看透。综合起来，再与台湾的情形归纳，则其他各节尚不过是洪流中之涡漩，这近百年的历史总之就是中华民族图生存求解放并且实践现代化之一段悲喜剧。起初我提出这种观点，还不过像是作史者个人之意见；以后局势的发展则已一步逼一步，将这理论现实化。

说这是作史者个人之意见也好，说这是证据确凿的史实也好，总之则中国自1920年间至1990年间前后已呈现着显明的区别。除非我们把当中各种不同的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搬出来，我们已无法解释此中奥妙。有了这样领悟之后，我和我在美国之编辑都觉得要将这段结论抑而不扬，对美国之读者亦为不利。目前即有不少华盛顿之众议员与参议员根据过了时的中国观，一到台北或北京即对着他们尚不能了解的事务恣意批判，不仅不中肯，而且危险，这样对美国也并无好处。

这也就是说，我们来自宏观的立场对于近五百年的历史或近百年的历史，已有了大概的轮廓，其骨骼间架业已在位。次一步的工作，则是“赋予血肉”，也正是西方人士所谓fleshout。当中过去尚有不吞不吐的地方，现在即已百无禁忌。因为作史的目的，不是替我们和比我们前一代解释开脱，而是像大公司记账一样将业已亏失的数目一笔勾销，使你们和比你们年轻的一代了无记挂与时代更始。

说到这里我也感触到刻下最大的困难仍是时间上的汇集。亦即是前面提及的东西两个世界，新旧之间，已开发及待开发国家间和赞成继续突破的人士与主张保卫环境的人士间之冲突。

举一个例：叙述到蒋先生抗战间的经历迟早必提及史迪威。此人生于1883年，较蒋先生长四岁。在中学时即为足球队四分卫（我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过一篇文字，提到中国人若要了解美国，不当忽视美国足球在此邦社会上及群众心理上之影响），在他领导之下曾打败所有与之竞赛的球队。他在十六岁提前于中学毕业。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后任少尉，尚在蒋先生投考保定军校被保送入日本振武学堂前三年。同时本世纪初年正是美国势力向外伸展的时候。史迪威在第一次大战时已露头角，可算与马歇尔同事。以后马歇尔主持美国步兵学校即罗致史迪威为他助手。他又在中国以语言军官和武官的资格逗留过十三年之久，不仅巡游南北，而且亲眼看到过军阀混战的情形，尚且在不同的刊物里发表过关于中国现局的文字。我们在驻印军时传说“他三年之前尚为上校”，殊不知美国之常备军只有军官二千员，上校已为赋有名望之地位，而且与马歇尔接近的人物，更是炙手可热。事实上他若不派来中国，很可能前往主持北非登陆之战事，日后树立如艾森豪威尔之功业。所以我们指斥他存优越感，事实上我们也已浅视此人。

叙述这段历史，尚且要顾及两方文教上与习俗间之鸿沟。史迪威在日本投降后履足东京横滨一带，他给史夫人信里提及，这些“獠牙的私生子”今日住在木条锡片的篷盖之下，觅着空隙之地种葱度日，“令人幸灾乐祸地感到愉快”。他又叙述在密苏里战舰上参加受降的各国军事代表，除了美国和中国人之外，英国代表是一只红色的肥饺子，澳洲代表是一束香肠，加拿大代表看来像靠女人倒贴的男人，法国代表颇为雅致，后面的两个随员则像一对巴黎之流氓，荷兰代表又肥又秃，新西兰代表则像个外行。结论则是“在倭人眼前，这是如何一群漫画中之人物，全人类没有找到合适的代表”。

史迪威不会无缘无故地被称为“尖酸刻薄的约瑟夫”。只是与他的抗议直言成对比，我也很难将中国人“非礼勿视”半吞不吐暧昧游离的态度搬出来令外人置信。此即是两方各走极端，1944年之冲突既已无法避免，即今日治史者处置失当，尚可能使中美之间的成见与误解更为加深。

我所谓误解，即是当日问题之由来，实由于中国尚未通过现代化的程序，社会里内部尤其下层的各种因素尚不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蒋先生只能着重人身关系，以他耳提面命补助组织制度之不足，有时干预细节。有如中央大学的学生吵嚷伙食不好，他即自己往沙坪坝与师生聚餐一次；王缵绪与潘文华不睦有武装冲突的可能，他又自兼四川主席。如此之作风最受史迪威批评，也为他鄙视。然则史氏忽视了一段事实，新中国的高层机构实系无中生有，由蒋委员长如是苦心孤诣地勉强拼成。

史将军被斥调回之后，曾愤慨地写出他宁可打着一杆步枪追随朱德。他就没有了解当日中共部队之有效率，正因他们利用国军之上级机构作挡箭牌，所以能全力搞低层机构，因之他们将整个城市文化摈斥不要。只有油印报纸，秧歌舞蹈，以粮券餐券代替货币及银行业务。大部队则纯以无线电联络，干部又经常而大规模的开会讨论以免除固定性和职业性的官僚机构。

国共两方当日不仅有哲学思想作风之不同，并且也在背景环境及时间层次上做法不同。不仅史迪威没有将全局看清，即我们身处其境，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今日则因后续之事迹赋予历史上应有之纵深，也因局势变迁经过一段分散离合两方又有异途同归的形势，于是我才建议引用内外的各种资料重写这一段历史。

博物院供给我两套资料，以成例言，不能算是没有尽极慷慨。可是循阅一遍之后，我仍不得不让你知道我所在困难。即如蒋先生日记之一部分，如果我有机会看到原件，即会如前所建议抽出一部或一本译成英文，内加附释，则我的责任轻，也可望早日出版。可是现在的一部分，只是1970年间筹备党史时所节录，很多引用处只有一句半段不见其全文，计在抗战八年内凡七百八十一条，与古屋《秘录》的二百四十四条比较虽卓有裕如，可是甚为抽象，也相当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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