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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页）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二《风操》中的一则，是谈及避煞较早的。那时是称作“归煞”的，人死之后，其魂灵要回归旧居，至日则“子孙逃窜，莫肯在家”，也就是全家都要出避归煞，还要请方术之士“画瓦书符，作诸厌胜”，“门前燃火，户外列灰”。及至全家回来时，还要请方士“祓送家鬼”，也就是“送煞”。这里说的“家鬼”，即指死者的亡魂。可是更早的避煞记载则出于三国时，《三国志·魏志·陈群传》说到魏明帝幼女生后不期月即殇，陈群谏阻车驾幸许昌，便提及“避衰”之事，并言“嬴、博有不归之魂”，显然是认为人死不能魂归，对归煞持怀疑态度，又说“八岁下殇，礼所不备”，也正是后世“殇子未生齿者，死无煞”（见《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的较早说法。但因为所记殊简，不如《家训》详具，便不大为人注意了。

在南北朝时期，这一习俗已经遍及南北，而北方，正如颜之推所云，这习俗已经相当成熟，有了专门的巫术且见之于“偏方之书”了。及至到了唐代初期，精通天文、乐律和方术的吕才所编《百忌历》中，特别有躲避丧煞的内容，计算“回煞”时间的方法，及丧煞所犯生人的范围，且有“雄煞”、“雌煞”之分。原书已佚，其说见于宋人俞文豹的《吹剑四录》，略云：

避煞之说，不知出于何时。按唐太常博士吕才《百忌历》载丧煞损害法：如己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十三四女雌煞，出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郑潘孙陈，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两次回丧家。故世俗相承，至期必避之。……入敛时虽孝子亦避，甚至妇女皆不敢向者，一切付之老妪家仆。

雌雄二煞——云南神?

此后“避煞”之俗在笔记小说中出现的次数就多了起来。皇甫氏《原化记》称为“防煞”，煞鬼“入宅当损人物”，所以全家都要到侧近亲戚家躲避，次日方归。牛肃《纪闻》中的煞写作“杀”，称归煞为“杀出”，亦即“煞出”，道：家中死了人，就要请巫师，巫“即言其杀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五代南唐徐铉的《稽神录》也有相似的记录。

到了宋代，南方的避煞已经相当普遍。南宋洪迈《夷坚乙志》卷十九《韩氏放鬼》条说避煞，并且开始出现了“布灰验迹”之事，明显可以看出佛教转世之说的介入：

江浙之俗信巫鬼，相传人死则其魄复还，以其日测之，某日当至，则尽出避于外，名为避煞。命壮仆或僧守庐。布灰于地，明日视其迹，云受生为人、为异物矣。

又《夷坚支志·乙集》卷一“董成二郎”条也说：

董以此时殂，既敛，家人用俚俗法，筛细灰于灶前，覆以甑，欲验死者所趋。

这里的验迹，是看灰上的足迹而判断死者将转世为何物，见鸡迹则投生为鸡，见狗迹则投生为狗，人死方才数日便接到了来世的分配通知，这次归来就是与前生诀别的。俞文豹为南宋淳熙年间人，他对避煞恶俗是表示强烈反对的。当时的越人赵希棼居父丧，不避煞，不用僧道，不信阴阳，被俞氏看作不随时逐俗的特立之行，可见避煞之俗是如何盛行。

明人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称“躲煞”，那是北京的风俗：

阴阳家以死者年月，推煞神所在之日，则举家避之他所，曰躲煞。

明代有一供朝鲜人学汉语之书名《朴通事》者，记有“贴殃榜”之俗，此俗应在很久之前即有，因吕才时已经有“煞犯生人”的避忌，本来是要布告邻里的。《朴通事》中有一段对话：

“殃榜横贴在门上，你过来时不曾见？”“我不曾见。写着什么哩？”“写着：壬辰年二月朔丙午十二日丁卯，丙辰年生人，三十七岁，艮时身故，二十四日丁时殡，出顺城门。巳、午、亥、卯生人忌犯哩。”

这殃榜后来在有些地方则称为“批书”，除了要将死者年庚及其家属生肖写到上面，还要布告邻里，何时小殓，何时大殓，何日迎神（神即“煞”），以及冲忌等类，这就不仅在避煞之日，就是整个丧期，对于某些人来说也是应有回避的。这“批书”贴的时候有个规矩，就是必须要斜着贴，好像贴查抄的封条似的。于是想起小时候到街头张贴那些或者“打倒”或者“万岁”的标语口号，也不知是谁兴起的，也是一条条斜贴，当时就有路过的老人说不能这么贴，却不说原因，现在想起，大约也是犯了殃榜或封条的忌讳吧。

避煞之俗至清时似有愈演愈烈之势。淮安一带称为“迎煞”，说人死七日，全家都要回避。而南通则称为“回煞”，其时间则在人死后“二七”之日。上海浦东时间最短，在人死之后第三日即归煞，因为要设供果于灵前，便美称之为“做三朝”，不知内情的人听了，还以为他家生了大胖小子。北京则称之为“出殃”（见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七），山西人称之为“回殃”（见徐崑《遯斋偶笔》卷下）。

对避煞记载较详的，有道光间绍兴人鉴湖渔者写《薰莸并载》卷二中的“回煞”一条：

吾乡风俗：人死将殓，汲河水浴之，倾水于僻地，煞神即从此起。有夜行者，见黑气冲空，往往被其所惊。回煞之日，道士有歌诀可推算，距死日近者曰“煞低数尺”，主凶；远者曰“煞高丈余”，主吉。临期，灵帏前设席，倩道士击鱼磬诵经。房内亦设席，以笤帚架本人衣冠，糊纸作面目，作据案坐状。以只鸡供灶上，言煞神必由曲突而来。下铺灰令平，以验其来否。有鸟爪形，云是煞神足迹；有铁链痕，云死人在阴司受罪。回必在四更左右，视烛光炎炎上腾，作青碧惨淡色，则相率拜迎焚帛，谓之“接煞”。缚公鸡，击之使鸣，妇女哭泣送至大门外，谓之“赶煞”。相传已久，未知起于何时。

还有光绪间湖州人王嘉桢的《在野迩言》，其卷六“回煞”云：

回煞之夕，床上覆衣衾如生前，中实以冥锭，床前几上设肴馔杯酒，灶前去釜，一家人皆避于殡堂。及天明送煞，始往观之，见灶内灰上有鸟迹数处，几上所设鸡子少其一，觅之，得之于衣衾中，锭则依然无恙，其非鼠窃可知矣。

又许秋垞《闻见异辞》卷二记浙江风俗：

人死则有迎煞故事，由甲己子午递推十八日缩至九日而止，早一时，羽士设召亡者，床前及灵座桌下均筛炉灰，倏印鸟迹，宛同鸿爪雪泥，故不避亦无妨害。惟徽州煞最凶，俗呼“出殃”。里中人死，早数日，立一旗以令人知，虽子妇亲戚，无不回避。

以上两条分别记述了江南浙、苏、徽三地避煞之俗的不同，但在布灰认迹上并无二致。而记载最为详细的应是闲斋氏写的《夜谭随录》，其卷二“回煞”条有五则关于躲避“回煞”的故事，其中记北京“躲殃”云：

人死有回煞之说，都下尤信之，有举族出避者，虽贵家巨族，亦必空其室以避他所，谓之“躲殃”。至期，例扫除亡人所居之室，炕上地下，遍节布芦灰。凡有铜钱，悉以白纸封之，恐鬼畏之也。更于炕头设矮几，几上陈火酒一杯，煮鸡子数枚，燃灯一盏，反扃其户。次日，鸣铁器开门，验灰土有鸡距、虎爪、马蹄、蛇足等迹，种种不一；大抵亡人所属何相，即现何迹，以卜亡人罪孽之重轻，谓锁罪轻而绳罪重也。草木鸡犬往往有遭之而枯毙者。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所谓相率成风，牢不可破者也。第其理未可尽诬，或者死者有知，归省所恋欤？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浙江”一章记海宁迎煞还有一些烦碎的细节：迎神之日，先于死者原卧处安设灵床，以死者临死时所穿衬里衫裤平铺床上，上用纸锭盘成头形，复用粽子四只，分置于袖裤管口，成手足形，中用馒头一枚，置肚腹之间，成一人形，床下以炉灰平铺。此外还要请冥器铺用纸竹糊成一个“魂亭”，叫作“座头”，是专为魂归时下榻的。富人家往往把这魂亭做成规模宏敞的楼阁台榭。自迎神之日起供设，一般七日后即焚化，但也有长达二年多的，但最长不得过第三年的冬至。所以那魂亭上的楹联，就写作“月镜水花，浮生一梦；纸窗竹屋，小住三年”。这种亡魂到阳世来泡长假的风俗，别的地方是没有听说过的。

综上所述，至清时避煞之俗大致有如下步骤：先请阴阳生推算回煞之期，张贴殃榜；至期举家外避，又叫躲殃、出殃，但名目上好听些则叫迎煞，所谓“迎”，就是布炉灰、设祭品等；次日天明回家，又有一套仪式，叫送煞，此时煞已经离去，本无劳再送了。此俗在近百年内已渐渐消失，却残留在旧戏舞台上，过去演《琼林宴》中“打棍出箱”一折，其中就有煞神出场，那是青面獠牙的恶鬼形象。但在建国后，这一与剧情无关的噱头自然要被淘汰，仅在传统相声中偶尔听到“出殃”一词，说某人神态“像出殃似的”，听众虽然不大明白，但也知道不会是什么奉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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