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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第1页）

《乌盆记》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恐怖的罪案之一，如果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推算，现在已经过去了近990年。然而至今说起，依然令闻者毛骨悚然。

历史上对这一恐怖事件进行最初记载的，是元代一位不具名的戏剧家撰写的剧本《叮叮当当盆儿鬼》，单从名字上看，就让人感到一种邪恶入骨的童趣。经过后来历代戏剧家的改造和加工，这出戏的名字变成了《乌盆记》，也叫《奇冤报》或《定远县》。故事的情节虽无大改动，但是个别人物的名字和以往大不相同。

故事恐怖到何等地步？

清朝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曾请英国使团听谭鑫培演唱京剧《乌盆记》。席间，慈禧问英国公使是否听得懂，公使回答说：“戏词没听明白，但从演员悲惋的唱腔中，感觉到一个幽灵在哭泣。”

民国时期，戏园子里上演《乌盆记》，曾经不止一次地吓死过人，有些戏园子门前贴出的海报干脆就警告“胆小者莫入”。邵飘萍主编的《京报》上曾经有评论说“此等阴森恐怖戏剧，实为旧文化之糟粕”，然而却挡不住戏迷们的趋之若鹜。时人评议，各大戏园子都以叫卖声、喝彩声攀比，高者胜之，“倘有一隅，人满为患，却鸦雀无声，只闻一凄凄惨惨之幽咽，必为《乌盆记》无疑……”

1950年7月，以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为主任的“戏曲改进委员会”，首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颁布对12个传统戏曲剧目的禁演决定，其中就包括《乌盆记》。

而《乌盆记》遭禁的原因是——

“舞台形象过于恐怖，宣传了迷信思想”。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6月，整整30年过去了，在文化部下发《关于制止上演“禁戏”的通知》中，重申禁演《乌盆记》这出“鬼戏”……

由于本书所记述的奇案与《乌盆记》关系甚大，所以要把《乌盆记》的故事先进行一番讲述，其中夹杂有对相关史料的考据，因事件过于奇特之故，必不至令读者眼倦。

事件发生的时间，应当是在公元1026年，这是因为包拯审理此案是在任定远县令期间。据定远县志记载，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包拯受龙图阁直学士刘筠的举荐担任定远县令，任期一年。而据《乌盆记》涉案人的陈述，受害人刘世昌的遇害是在“前三年”，由此不难推理出案发的确切时间。

时为夏季。

南阳人士刘世昌长年以贩卖绸缎为生，这一天他结清了账目，带着银子和仆人刘升一起往家赶，不知不觉中，天色渐晚。

那时的中国，与现在大不同。

读者可以想象一下，那时人口稀少，城镇的数量比现在少得多，规模也要小得多，其间并没有任何公路，也没有一辆汽车，连电线杆子都不见半根。所谓旅途，就是在无垠的荒野中或独身、或结伴沿着车辙或兽迹慢慢前行，整个世界的色彩十分单调，野草是已经荒芜的黄色，树林是正在荒芜的绿色，以及周遭正在一点点黯淡的黑色。四野一片沉寂，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别无他响，偶尔传来一声昏鸦的哀啼，也如肢解了天空一般，听得人肝胆俱裂。

客栈是极罕见的，偶有几个房屋的造型，走近了一看，不是废弃的茅舍，就是破败的小庙，甚或露出白骨的孤坟……

刘世昌主仆正在踌躇今晚该到哪里落脚，突然天上下起了雨。

雨极大，转瞬之间，势成瓢泼，将天地之间连成苍茫茫的一片。刘世昌主仆虽然都带了油伞，却毫无作用，浑身上下被淋了个透。

“前面是什么地方？”刘世昌扯着嗓子问。

刘升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睁大眼睛看了看，认得此处是从前经过的地方，答道：“大东洼。”

“归哪里所管呢？”

“定远县。”

定远县地处安徽省东部，北宋年间为淮南路濠州所辖，而大东洼三个字，一听便知是有雨则涝、无雨则旱的一片人迹罕至的地方。刘世昌主仆正在发愁该到哪里避雨，竟看见前面的山坡上有一片窑场，窑场前有几间简陋的草房，影影绰绰的似乎有灯火的光芒。

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去，拍了拍门板，半天无人回应。刘升脾气急躁，一边拍一边喊“有人吗”。片刻的工夫，门打开了，钻出一个獐头鼠目的瘦子来，阴沉沉地问他们什么事情。刘世昌说明主仆二人“行至此间天降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此借宿一宿，感恩匪浅”，瘦子上下打量了二人一番，点点头将他们让进了屋子。

屋子矮小而阴暗，分成里外两间。外间靠墙顶着破烂不堪的桌椅，桌上点着一盏油灯，灯火摇曳不定，地上摆着一只细木条编成的瓦桶，墙角放着一摞青色的瓦盆；里间与外间以一布帘相隔，从布帘下摆的缝隙望去，似乎有一女人的影子，想来是主人的内眷，自是不便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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