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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阿什肯纳茨犹太人在19世纪40年代在耶路撒冷吃什么？我们吃黑面包就洋葱加切成两半的橄榄，有时也加些鳀鱼酱；我们吃放在奥斯特杂货店角落的桶里、散发着香味的熏鱼和腌鱼；在特殊情况下我们吃沙丁鱼，认为那是美味佳肴。

我们吃西葫芦、扁豆和茄子，煮的，煎的，或加上蒜泥和葱末做油拌色拉。

早晨有棕色面包加果酱，偶尔加些奶酪。（我第一次去巴黎，是在1969年，从基布兹胡尔达直接去的，招待我的人们发现以色列只有黑白两种奶酪时觉得好笑。）早晨给我喝的速溶燕麦片，味道像糨糊，我连续罢饭后，他们便换了用粗粒面粉和少量肉桂做成的糊糊。妈妈早晨喝柠檬茶，有时蘸黑饼干。爸爸的早餐包括一片黑面包，稠黄酱，半个煮鸡蛋加橄榄，几片西红柿，青椒和黄瓜，以及从一个厚玻璃罐里倒出的特努瓦酸奶油。

我父亲总是一大早就起来，比我和妈妈早起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五点半，他已经站在浴室的镜子前，把敷在脸颊上的白霜刷成浓密的泡沫，刮脸时，他轻轻地唱起一首民歌，跑调跑得吓人。然后，他独自一人在厨房里边读报纸，边喝茶。在柑橘收获期，他用小手动榨汁机榨些橘子，给在床上的我和妈妈端来一杯橘子汁。因为柑橘采摘是在冬天，因为在那年月，一向认为你在冷天喝凉东西会感冒，我勤劳的父亲通常会在榨橘子汁之前点上普莱默斯便携式汽化煤油炉，上面放上水锅，水锅差不多快开了时，他小心翼翼地把两杯橘子汁放进锅里，用勺子均匀搅动，这样边上的橘子汁就不会比中间的热。而后，他刮脸，穿上衣服，把我妈妈的围裙套在腰间廉价的衣服外。他会把我妈妈（在书房里）和我（在走廊一头的小房间里）叫醒，递给我们一人一杯热过的橘子汁。我喝这乌突突的橘子汁常常像在喝毒药，而父亲站在我身边，系着格子围裙，打着素净领带，穿着磨薄了的制服，等着我把空杯子还给他。我喝果汁时，爸爸会找话说。他对沉默总是感到负疚。他会用不太逗乐的方式念顺口溜：

“儿子儿子喝果汁我不惹你发脾气。”

要么就是：

“每天一杯橘子汁快快乐乐无烦事。”

甚至：

“一口又一口身体补精神固。”

有时，与其说他想抒情，不如说他想东拉西扯。

“橘子是我们圣地的骄傲！雅法柑橘在世界深受欢迎。顺便说一句，雅法这个名字，就像《圣经》时期的名字‘雅弗’注，显然取自美好‘约菲’一词，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源于阿卡德语‘faya’，在阿拉伯语中有‘wafi’的形式，而在阿姆哈拉语中，我相信，是‘tawafa’。现在呢，我年轻的‘美男子’，”这时他会谦和地笑笑，对玩弄辞藻表示满意，“……把你‘美好’的橘子汁喝光，让我美好地把杯子拿到厨房里。”

类似的双关语和俏皮话，被爸爸称作“双关妙语”或“文字游戏”，总在我父亲心里卷起某种善意的幽默。他感觉到它们有力量驱逐阴郁或焦虑，播撒愉快的情感。要是我妈妈说，比如，邻居伦伯格先生从医院回来了，人比走的时候瘦了，据说他病势严重，爸爸会就“病势”、“严重”的词源和词义发表一通演说，引经据典。所有的事情，甚至伦伯格先生的重病，都会激起他孩子般快乐的火花，妈妈对此表示惊讶。他真的想象，生活就是某种学校郊游或不带异性同伴参加的舞会，充满玩笑和睿智的话语？爸爸会琢磨她的谴责，道歉，可他是好意，伦伯格先生尚在人世时我们就哀悼他这有什么好处？妈妈说，即便你是好意，你不知怎么竟想方设法用可怜的趣味去处理。要么高高在上，要么卑躬屈膝，不管何种方式总是夹杂着玩笑。于是，他们就会转用俄语，用平静的语调交谈。

当我中午从普尼娜太太的幼儿园回到家里时，妈妈就会和我较劲，贿赂，恳求，讲公主与幽灵故事来分散我的注意力，直至我吞下一些拖鼻涕的南瓜和黏糊糊的西葫芦（我们叫它的阿拉伯名字库萨），以及用面包和碎肉做的丸子（他们经常用一些大蒜来把面包伪装成面包屑）。

有时，我被迫吃东西，含着眼泪、厌恶与愤怒，各种各样菠菜炸鱼丸、菠菜叶、甜菜根汤、德国泡菜、泡菜，或胡萝卜，或生或熟。有时候迫使我穿过沙砾和谷糠的荒原，踏着咀嚼之路穿过煮菜花和各种豆类的崇山峻岭，如干豆、豌豆和小扁豆。夏天，爸爸把西红柿、黄瓜、青椒、香葱和西芹切成小块，做成好看的色拉，上面闪着晶莹的橄榄油。

偶尔，鸡肉片客人般淹没在米饭中，或是混迹于土豆泥沙丘里，它的桅杆和帆旁饰有西芹，有壁垒森严的煮胡萝卜站岗，甲板周围站着患佝偻病的伙伴，两条腌黄瓜成为这艘驱逐舰的双肋，要是把这些豆吃光了，就会奖励你一块奶粉做的粉色奶油布丁，或是用粉末做的黄果冻，我们叫它的法文名字“啫喱”，离儒勒·凡尔纳和神秘潜水艇“鹦鹉螺”号只有一步之遥，在尼摩船长的控制之下，船长对整个人类已经不抱希望，驶向他在深海中的神秘领地，于是我决定我很快就到那里和他会合。

为庆祝安息日和节日，妈妈会提前几天早早买上一条鲤鱼。鱼整天不屈不挠地在浴盆里游来游去，从这边到那边，不知疲倦地寻找某种从浴盆通向大海的水下通道。我喂它面包屑。爸爸告诉我说，在秘密语言里，鱼叫作努恩注。我很快便和这努尼成了朋友，它远远地就可分辨出我的脚步，急急忙忙到浴盆边迎接我，从水中探出嘴巴，令我想到最好别想的东西。

有那么一两次，我摸黑前去查看我的朋友是否整个夜晚都在冷水里睡觉，我觉得这点有些奇怪，甚至有些违背自然法则；或者是否熄灯后，我们努尼的工作日就结束了，它于是蠕动着身子出来，慢慢地爬进洗衣筐里，蜷缩起来，在毛衣和内裤的拥抱中睡着，直至第二天早晨，它又悄悄溜回浴盆，继续它在海军里的服役生涯。

一次，我被一个人留在家里，我决定用岛屿、海峡、海岬和沙丘来丰富这条可怜鲤鱼的无聊生活。我把各种厨具放进浴盆。我像阿哈勃船长耐心而执着，花很长时间用长柄勺捕捉我的莫比·迪克注，可是它一次又一次地溜开，逃进潜水艇的洞穴里——是我把这些给它安置在海底的。有一次我突然摸到它冰冷扎手的鱼鳞，这一令人脊梁骨冒凉气的新发现使我又恐惧又厌恶，浑身发抖。直到那天早晨，所有生灵，无论小鸡，小孩还是小猫，一直都是柔软的、温暖的，只有死去的东西才是冰凉坚硬的。现在出现了鲤鱼悖论，它冰凉坚硬但却活着，我的手指间感受到了潮湿，滑溜，油腻腻的，多鳞，还有鱼鳃，强烈地扭动挣扎，僵硬，冰冷，突如其来的恐慌向我袭来，我急急忙忙松开手，抖动手指，接着洗手，搓肥皂，接连使劲洗了三遍。我不再捉努尼了，而是长时间通过圆圆的、一眨不眨的鱼眼，没有眼睑，没有睫毛，一动不动，努力看世界。

爸爸，妈妈，还有应得的惩罚就这样找上了我，因为他们到家后，悄悄走进浴室，我没有听见，他们见我像一尊佛像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马桶盖上，嘴巴微微张开，面无表情，呆滞的双眼一眨不眨地，像一对玻璃球，再看到那个疯孩子沉到浴盆底下的厨房用具，像一群小岛，或像珍珠港水下防御工事。“殿下，”爸爸伤心地说，“将又一次被迫为他的行为后果负责。抱歉。”

星期五夜里，爷爷和奶奶来了，妈妈的朋友莉兰卡和她胖乎乎的丈夫巴—萨姆哈也来了，巴—萨姆哈的脸上有一撮弯弯的胡子，像钢丝，他的耳朵型号和别人的不一样，像阿尔萨斯人，一只耳朵竖起，另一只耳朵忽闪着。

喝过鸡汤后，妈妈突然把努尼的尸体放到了桌上，有头有尾，但是侧身却挨了七刀，像炮架车上的国王遗体被运往万神殿那么辉煌。庄严的遗体在馥郁芬芳的奶油沙司里安眠，沙司上撒有一层亮晶晶的米粒，遗体四周点缀着煮烂的李子干和一些胡萝卜片，并撒有一层装饰性的小绿片。但是努尼很警觉，它在控诉，圆鼓鼓的眼睛不畏强暴地盯着所有的刽子手，以无言的痛苦做无声的谴责。

当我的目光与它可怕的大眼睛相遇时，那撕裂的目光在哭诉纳粹、叛徒和刽子手，我开始无声地哭了起来，头垂在了胸前，努力不让他们看见。但是莉兰卡，我妈妈最推心置腹的朋友，一个有着瓷娃娃般身体的、幼儿园老师中的核心人物，吃了一惊，连忙安慰我。她先是摸了摸我的额头，宣布说，没有，他没有发烧。接着她抚摸着我的胳膊说，可是是的，他有点发抖。接着她朝我弯下身子，直至她的呼吸与我的融合到了一起，说：好像是心理原因，不是生理原因。说着，她转身带着某种自以为是的快感，冲着我的父母发表结论，声明她很久以前就已经告诉他们，这个孩子，像所有脆弱、复杂、敏感的未来艺术家，显然很早就进入了青春期，最好的方法就是顺其自然。

爸爸稍加考虑，掂量一番，做出判断：

“是啊。可是你首先得吃鱼，请吧。像大家那样。”

“不吃。”

“不吃？为什么不吃？怎么回事儿？殿下在想着解雇他的厨师班子吗？”

“我不能。”

在这方面，巴—萨姆哈先生流露出过多的善意，有意调停，开始带着抚慰尖声尖气地说起了甜言蜜语：

“那么，你为什么不吃一点点呢？就象征性地吃一口，不吃？为了你的父母和安息日？”

但是他的夫人莉兰卡，一个真诚而情感丰富的人，代表我打断：

“没必要折腾孩子！他有心理障碍。”

莉·巴—萨姆哈，也叫莉兰卡，以前叫莉莉亚·卡利什注，在我大部分童年岁月里，是我们耶路撒冷小房子的常客。她身材矮小，溜肩，忧伤，苍白，脆弱。她当了多年小学校长，甚至写了两本论及儿童心理问题的书。从后面看，她像个二十岁的苗条女孩。她和我妈妈一连几个小时在那里窃窃私语，或坐在厨房的柳条凳子上，或坐在她们搬到花园里的板凳上聊天，或探讨某本打开的书，或艺术画册，头靠着头，手拉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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