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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的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买了好几个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
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蓝天白云下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的花草。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但与江南相比,这里又缺少了那些温馨而精致的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茫。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吗?
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有那么多的朝廷大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这三个字成了全国官员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就像堕入一个漆黑的深渊,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噩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
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生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是,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由宁古塔又联想到东北其他几个著名的流放地,例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市(当时的尚阳堡)、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大舒服的部位了。
二
中国古代历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鞭、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民间罪犯姑且不论,即便在朝堂之上,也时时刻刻晃动着被打的可能。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接受“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堂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五一十地打将起来。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其他文武官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以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朝廷如何杀戮一个行刺者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他们的花样,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部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成为人类以来百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
残忍,对统治者来说,首先是一种恐吓,其次是一种快感。越到后来,恐吓的成分越来越少,而快感的成分则越来越多。这就变成了一种心理毒素,扫荡着人类的基本尊严。统治者以为这样便于统治,却从根本上摧残了中华文明的人性、人道基础。这个后果非常严重,直到已经废止酷刑的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
现在可以说说流放了。
与杀相比,流放是一种长时间的折磨。死了倒也罢了,可怕的是人还活着,种种残忍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繁难了。
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道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都已被査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连身边的孩子也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我在史料中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死在路上的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
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其丈夫碍手碍脚就先把其丈夫杀了。流放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
最好的待遇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舂馀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和林黛玉,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都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
南国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但当时中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一百五十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那些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画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一股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
树上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呢?
我们也见过很多心底明白而行动窝囊的人物: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来了,但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那么,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
三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有何种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什么反应?
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许会解释一下案情,但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反清斗士。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钩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犯人,与一大群受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狱的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科场案是针对科举考试中的作弊嫌疑而言的,牵涉面更大。
明代以降,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连三的所谓科场案,好像鲁迅的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类案子——幸好没有全家流放,否则我们就没有《阿Q正传》好读了。
依我看,科场中真作弊的有,但是很大一部分是被恣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例如,一六五七年发生过两个著名的科场案,被杀、被流放的人很多。我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的一个即所谓“南闱科场案”稍稍多看几眼。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士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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