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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8（第1页）

我马不停蹄地走了大概一个小时，但是没有仔细看路，有时候又折回原路。与其说是为了逃离姬蒂，不如说是躲着她而迷失在这城市里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我需要一个房间，一个又小又破的房间，不让任何人找到我。我想进去蒙住头，像某种打洞或冬眠的动物，比如西瓜虫或者老鼠。于是我在阴暗冷漠的大街上徘徊，寻找寄宿之处、廉价客栈和窗户上挂牌写着“床位出租”的房子。我觉得这些房子都会适合我，但还是想找个看上去欢迎我的。

最后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我在摩尔盖特和圣保罗大教堂附近游荡，差点走到了克拉肯威尔。我仍旧没有注意周围的人——大人和小孩见我背着一个水手包，面色苍白地艰难跋涉，不是盯着我看就是哈哈大笑。我的头垂了下来，我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但是我知道自己身处某个广场——我听到熙熙攘攘的声音，周围小贩的声音，闻到了依稀可辨却叫不出名字的臭味、甜味和让人恶心的气味。我缓行慢步，感觉眼前的路变长了，我的鞋底变得黏糊糊的。我睁开眼，看到脚下的石头变红了，沾上了血水。我抬起头，看到一座雅致的铁制建筑，里面都是搬运着动物尸体的敞篷车、手推车和搬运工。

我来到史密斯菲尔德的肉市了。

我叹了口气。旁边有个卖烟的亭子，我走过去买了一盒烟和几根火柴。男孩找钱给我时，我问他这附近有没有出租空房的寄宿之处。他告诉我几个地方，并叮嘱我，“这附近的出租屋都不太好啊，小姐。”我只是点了点头就走了，走着走着就看到了他说的第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法灵顿街火车站附近，一条没人打扫的路上耸立着一栋墙皮剥落的房子。房门前放着一个床架、十几个生锈的铁罐和一些破烂的板条箱。另一扇门前有一群光脚的孩子，正在朝土里洒水。但我根本没有抬眼看这些。我只是走到门前，把包放在台阶上，敲了敲门。在我身后的铁轨上，一辆火车吭哧吭哧地开过，我脚下的台阶也一阵震颤。

一个面色苍白的女孩给我开了门，盯着我看了半天，我问她有没有空房间，她转过身，朝身后的黑暗说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一位女士出来了，把我上下打量一番。我当时的样子一定相当奇怪，穿着昂贵的裙子，没戴帽子也没戴手套，红着眼，吸溜着鼻涕。我那副样子一定相当颓废，虽然我根本顾不得这些。这位女士最后一定判断我人畜无害。她说她是贝斯特太太，还有一间屋子出租，收费是一星期五先令，或者七先令带女仆。她希望能预付房费。这样的条件适合我吗？我迅速想了一下，表现得漫不经心，然后说可以——我已经没法认真思考了。

她租给我的房间狭窄而破旧，屋子里几乎没有颜色。房间里的一切——壁纸、地毯，甚至壁炉下的瓷砖不是摩损掉色就是陈旧得褪色，全都灰头土脸的。屋子里没有煤气，只有两盏煤油灯和被熏黑的烟囱。壁炉架上有一面小镜子，已经模糊不清，就像老人的手背一样斑斑点点。窗户朝向市场。这里和我们在斯坦福希尔的房子大相径庭，而这点起码给了我一种疲惫的满足感和安慰。我现在看到的其实只有床，一个旧得可怕的床垫，边缘发黄，中间发黑，上面还有一片碟子那么大的陈年血渍。尽管这张床如此不堪，那一刻却给了我一种奇妙的吸引力。房门很结实，上面插着一把钥匙。

我告诉贝斯特太太我想立刻就租下这间屋子，并且从信封里拿出钱来。她看到这个信封，露出了鄙夷的表情——我想她大概把我当成个风尘女子了。“我得先告诉你，”她说，“我这套房子是个干净地方，我希望房客也都是正经人。过去我租给单身女士遇到过麻烦。我不管你们干什么，也不管你们在外面都见谁，但是我不允许有男人出现在单身女士的房间……”

我说这方面我不会给她添麻烦的。

对于贝斯特太太来说，我一定是个奇怪的房客。从斯坦福希尔的住所逃走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都按时交房租，但从来不出门。没有人来看我，也没有人给我写信。我固执地待在屋里，紧锁房门，不是在咯吱作响的地板上踱步，就是自言自语或者哭泣。

其他房客一定觉得我疯了，也许我确实是疯了。然而，我觉得自己那么活着完全符合情理。我能去哪儿消化这种痛苦呢？我在伦敦所有的朋友——邓迪太太、西姆斯和珀西，比利小子和弗洛拉，也都是姬蒂的朋友。如果我去找他们，他们会怎么说？他们只会为姬蒂和沃尔特终成眷属而高兴！如果我回惠特斯特布尔，他们会怎么说？我刚从家里回来，并且那么骄傲。而且他们似乎从我离开家的第一天起就觉得我会一事无成。身处他们中间渴望着姬蒂并不容易。而现在我失去了姬蒂，又怎么能回去过原来的日子呢？

于是，尽管我想到不断寄到斯坦福希尔的信将没有人拆封，也没有人回复，尽管我猜到家人回想起我的态度，会觉得我背弃了他们，很快就不再给我写信，但我也无可奈何。我想起自己抛弃的东西——我的女装，我的收入，歌迷和崇拜者给我的信件和卡片，刻着我姓名首字母的箱子——想到这些，我浑然不以为意，仿佛这都是别人的过去。我想到《灰姑娘》，想到我违背了合约，让不列颠剧院的人失望了，我也不在乎。在这个新家，我叫“阿斯特利小姐”，如果我的邻居们曾在舞台上见过南·金，他们也不会认出我来——事实上，连我自己也认不出她了。我根本无法直视自己带来的衣服。我把它们放在床下，原封不动地塞在包里，让它们褪色。

没有人来看我，因为没人知道我在这里。我隐藏起来，消失在世界上。我丢弃了友谊和欢乐，把拥抱痛苦当作事业。过了一周，又一周，一周，又一周，我什么都不做，除了睡觉、哭泣和在卧室里踱步。不然就是站在窗前，额头贴着脏兮兮的窗子，看着下面的市场，不断有动物的尸体被运过来，堆起来，然后被买走。我见到的人只有贝斯特太太，还有玛丽——这个小女仆进来给我倒夜壶，给我拿来煤和水，有时我让她给我买烟和食物。她递给我包裹时的表情显示了我已变得多么古怪，但是我对她的恐惧和惊诧不以为意。除了自己的悲痛，我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我以一种诡异而可怕的狂热沉浸于这种悲痛。

我感觉自己好几周没有梳洗过了，当然也没有换过衣服，因为没有别的可以换。我也早就不戴假发了，任由我的头发凌乱油腻地贴在耳朵上。我不停地抽烟，从指甲到指关节都变成了棕黄色，但是我几乎没怎么吃东西。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些被拖到史密斯菲尔德的动物尸体，因此一想到吃肉就恶心。我只想吃最柔软的食物。就像个怀孕的女人，我的口味变怪了，只想吃甜味的白面包。我付给玛丽一先令又一先令，让她去肯顿市集、怀特查贝尔、莱姆豪斯和苏荷区给我买面包圈、奶油蛋卷、希腊烤面包还有中国点心。我把这些东西放进茶杯里蘸着吃，茶是我用炉子上的水壶煮的，煮得很浓，加了牛奶。这是我和姬蒂在坎特伯雷游艺宫最初的日子里，我经常给她沏的茶。茶的味道就像她，既是安慰，又是可怕的折磨，被我一同喝下。

尽管我对时间不以为意，它依然悄无声息地流逝。那段日子也没什么好说的，真是糟透了。我楼上的房客搬出去了，又搬来一对带着婴儿的贫穷夫妻。孩子有疝气，每天晚上都哭。贝斯特太太的儿子有了个恋人，也把她带回来了，在楼下的客厅里喝茶、吃三明治，她还会唱歌，有人给她钢琴伴奏。玛丽的扫帚打破了一扇窗户，尖叫了一声，贝斯特太太卷起袖子打了她，于是她又尖叫一声。这就是我在昏暗的小屋里听到的声音。或许这声音也是些许安慰，但其实没有什么能安慰我。它们只让我注意到一些事情，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接吻的声音，愉快的声音，愤怒的声音——那些被我抛在身后的声音。当我从那扇脏兮兮的窗户向外眺望，如看蚁群或是蜂群无异——我完全认不出自己曾经属于的这个世界。只有随着日子变暖，白天变得明亮，还有史密斯菲尔德的臭味变得更浓烈，我才意识到这一年又慢慢进入了春天。

我以为自己可以消失于无形，像房间里的壁纸和地毯一样颜色褪尽。我可能就那么死了，而我的坟墓无人问津。我或许会昏迷不醒，直到世界末日——如果最后没发生某件事唤醒我。

我在贝斯特太太家里住了七八个星期，没有出过房子。我还是只吃玛丽给我拿来的东西。尽管我只让她给我买面包、茶和牛奶，但她有时也会给我带回更多有营养的食物，劝我吃下去。“如果你不吃一点，”她说，“你会消失的。”她给我拿来从法灵顿路买回来的烤土豆、馅饼、鳗鱼冻，都是用一层层报纸紧紧包裹起来的，油乎乎地冒着热气。我都吃了——如果她给我一袋砒霜，我也会吃下去的。我习惯了一边吃土豆或馅饼一边把包装纸摊平，读上面的字——大多是十天前的事情，无非是盗窃、谋杀和职业拳击赛。我做这些的时候就和看窗外东伦敦的街区一样无精打采。但是有天晚上，当我在膝盖上摊开一张报纸，从缝隙里拣出馅饼渣子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人名。

这一页是从一张廉价的剧院报纸上撕下来的，是一个叫作“音乐厅罗曼史”的专题。这几个字出现在一个小天使举起来的横幅上，下面写着几个小标题，诸如本和米莉宣布订婚，著名杂技演员即将结婚，哈尔·哈维和海伦的华丽蜜月……这些艺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也懒得去看，因为这篇文章的正中央有一个专栏，还有一张照片，让我再也无法移开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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