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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洁若（第1页）

1927-

文洁若，北京人，中国当代著名编辑，文学翻译家。译有《天人五衰》、《高野圣僧》、《五重塔》等。著有《我与萧乾》等。

林徽因印象

我大舅父万勉之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平任职，娶了贵阳李家的一位姑娘。她和梁启超的正夫人李惠仙是堂姐妹：因此，我刚刚懂事就听大人们谈起过梁启超及其长子梁思成的名字。我大姐幼时聪明伶俐，四五岁上就能背诵上百首唐诗，深得大舅妈的宠爱。1925年左右，有一次，大舅妈和我母亲带她到梁家去串门。梁启超很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摸了摸她的头，递给她一只涂了黄油的嫩老玉米。

1915年，我五叔考入清华学堂，和梁思成同学。这位五叔是我父亲的幼弟，比他小十来岁。可惜他体质羸弱，未毕业就因患肺病而死。

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而写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

光阴荏苒，1946年我考进了清华大学外语系。当时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的同班同学几乎全都报考了，而只有我和王君钰被录取，她学的是工科。

在静斋宿舍里，高班的同学们经常谈起梁思成和林徽因伉俪。原来这些同学都上过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才随校从昆明复员到北平。然后根据各人志原，分别插入清华、北大或南开。由于是战时，西南联大师生间的关系似乎格外亲密，学生对建筑系梁、林两教授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当时传为美谈的是这对夫妇多年来与哲学系金岳霖教授之间不平凡的友谊。据说金教授年轻时就爱上了林徽因，为了她的缘故，竟然终身未娶。不论战前在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还是战后迁回清华之后，两家总住紧邻。学问渊博、风趣幽默的金教授是梁家的常客。他把着手教梁家一对子女英语。那时，大学当局对多年来患有肺病的林徽因关怀备至，并在她那新林院八号的住宅前竖起一块木牌，嘱往来的行人及附近的孩子们不要吵闹，以免影响病人休息。

在静斋，我有个叫谢延泉的同屋同学。她跟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十分要好，曾到梁家去玩过几次。她说，尽管大夫严禁林徽因说话，好生静养，可病人见了来客总是说个不停。谢延泉还亲眼看见金教授体贴入微地给林徽因端来一盘蛋糕。那年头，蛋糕可是罕物！估计不是去哈达门的法国面包房就是去东安市场的吉士林买来的。

逻辑学是清华外文系的一门必修课。尽管我被分配到一位姓王的教授那一班，可我还是慕名去听过几次金岳霖的课。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在骑河楼上校车返回清华时，恰好和金教授同车。车上的金教授，一反平时在讲台上的学者派头，和身旁的两个孩子说说笑笑，指指点点——他们在数西四到西直门之间，马路旁到底有多少根电线杆子！我一下子就猜出，那必然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女梁再冰和梁从诫了。

我十分崇敬金教授这种完全无私的、柏拉图式的爱，也佩服梁思成那开阔的胸襟。他们二人都摆脱了凡夫俗子那种占有欲，共同爱护一位卓绝的才女。金认识林徽因时，她已同梁思成结了婚。但他对她的感情竟是那样地执着，就把林所生的子女都看成自己的孩子。这真是人间最真诚而美好的关系。当时，梁再冰正在北大外语系学习，梁从诫也在城里的中学住宿，金岳霖可能是进城陪这两个孩子逛了一天，再带他们回家去看望父母。

我还记起了那时的一个传闻：清华、北大、南开是联合招生，梁再冰填的第一志愿当然是清华，然而却被分数线略低于清华的北大录取了。林徽因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爱女的考分竟够不上清华的录取标准！后来校方把卷子调出来给她看，她这才服了。记得每个报考生都给个号，我拿到的号是350003——35指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卷子上只写号，不许写名字。这样，作弊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连梁思成、林徽因这样一对名教授的女儿，在投考本校时也丝毫得不到特殊照顾。回想起来，当时的考试制度还是公正的。

1947年的清华校庆，由于是经过八年抗战，校友们第一次团聚，所以办得格外隆重。在大礼堂听了校长、来宾和校友的致辞后，我就溜到图书馆的小阅览室去翻阅旧校刊。林徽因的一张半身照把我吸引住了。她身着白衣，打着一把轻巧的薄纱旱伞，脸上是温馨的笑容。正当我对着照片上这位妙龄才女出神的时候，蓦地听见一片嘁嘁嚓嚓声，抬头一看，照片的主人竟然在阅览室门口出现了。按说经过抗日期间岁月的磨难，她的健康已受严重损害，但她那俊秀端丽的面容，姣好苗条的身材，尤其是那双深邃明亮的大眼睛，依然充满了美感。至今我还是认为，林徽因是我平生见过的最令人神往的东方美人。她的美在于神韵——天生丽质和超人的才智与后天良好高深的教育相得益彰。没想到已生了两个孩子、年过四十的林徽因，尚能如此打动同性的我，那么也难怪当年多情的诗人徐志摩会为风华正茂的她所倾倒了。她款款来到一张摊开在长桌上的一幅古画前面，热切地评论着。听说她经常对文学艺术作精辟的议论，可惜从未有人在旁速记，或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由于她周围堵起了厚厚的人墙，我也仅仅依稀听见她在对那幅梅花图上的几个“墨点”发表意见。

我第二次看到林徽因，大约是1948年的事。在一个晚上，由学生剧团在大礼堂用英语演出《守望莱茵河》。我去得较早，坐在前面靠边的座位上。一会儿，林徽因出现了，坐在头排中间，和她一道进来的还有梁思成和金岳霖。开演前，梁从诫过来了，为了避免挡住后面观众的视线，他单膝跪在妈妈前面，低声和她说话。林徽因伸出一只纤柔的手，亲热地抚摩着爱子的头。林徽因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美感。我记起她是擅长演戏的，曾用英语在泰戈尔的著名诗剧《齐德拉》中扮演公主齐德拉。我在清华的那几年，那是唯一的一次演英文戏，说不定还请林徽因当过顾问，所以她才抱病来看演出呢。

1954年我和萧乾结缡后，他不止一次对我谈起1933年初次会见林徽因的往事。那年9月，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蚕》，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作品登在副刊最下端，为了挤篇幅，行与行之间甚至未加铅条，排得密密匝匝。林徽因非但仔细读了，还特地写信给编者沈从文，约还在燕京大学三年级念着书的萧乾到北总布胡同她家去，开了一次茶会，给予他热情的鼓励。使当时二十三的萧乾最感动的是，她反复说：“用感情写作的人不多，你就是一个。”萧乾还告诉我，1948年他从上海来北平时，曾去清华同林徽因谈了一整天。晚上在金岳霖家过的夜。1954年国庆，我陪萧乾到北大法国文学家陈占元教授家度假，我们还一道去拜访过我的美国老师温德老人。由于那时林徽因的身体已经衰竭，经常卧床。连她所担任的“中国建筑史”课程也是躺在床上讲授的。我们就没忍心去打搅她。

转年4月1日，噩耗传来，萧乾立即给梁思成去了一封慰问他并沉痛地悼念徽因的信。梁思成在病榻上回了他一信。“文革”浩劫之后，我还看到过那封信。1973年我们从干校回京后，由于全家人只有一间八平方米“门洞”，出版社和文物局陆续发还的百十来本残旧的书，我都堆放在办公室的一只底板脱落、门也关不严、已废置不用的破柜子里。一天，忽然发现其中一本书里夹着当年梁思成的那封来函。梁思成用秀丽挺拔的字迹密密麻麻地写了两页。首先对萧乾的慰问表示感谢。接着说，林徽因病危时，他因肺结核病住在同仁医院林徽因隔壁的病房里，信中他还无限感慨地回顾了他从少年时代就结识、并共同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林徽因的往事，信是直写的，虽然是钢笔字，用的却是荣宝斋那种宣纸信笺。倘若是70年代末，我会把这封信看作无价之宝，赶紧保存下来。当时，经过“史无前例”的浩劫，整个人尚处在懵懵懂懂状态。我竟把这封信重新放回到那只根本不能上锁的破柜子里，甚至也没有向萧乾提起。记得大约同时，萧乾从出版社发还的一口旧牛皮箱子里发现了我母亲唯一的纪念物——周围嵌着一圈珍珠的一颗大翡翠。

1966年8月23日抄家后，出版社的革委会接到街道上的通知后，在把被批斗够了的萧乾押回出版社的时候，胡乱从家里抄了这么一箱子东西和书。接着就打派仗，也没顾得打开看看。几年后又原封不动地发还给我们了。萧乾紧张地对我说：“不要忘了最高指示——三五年再来一次，现在已七年了。趁早打发掉，免得又成为罪状！”我连看也没看它一眼，就听任他蹬上自行车。赶到王府井的珠宝店去把它三文不值两文地处理掉了。说实在的，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才相信头上悬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总算消失了。我时常想，说不定哪一天，夹在某本旧书中的梁思成来信，会再一次露面。

1979年萧乾赴美参加衣阿华国际写作计划的活动，事后到各州去转了转。林徽因的二弟林桓当时正在俄亥俄大学任美术学院院长，他创作的陶瓷作品曾为欧美各大博物馆所收藏。林桓听说萧乾来美，就跑了好几个州才找到了萧乾——当时他正在几家大学作巡回演讲。1932年萧乾曾在福州英华中学教过林桓。阔别了近半个世纪的师生畅谈了一通。林桓表示很想回国讲学，为祖国的陶瓷事业出点力气。萧乾回京后，曾为此替他多方奔走过，但始终没有结果。

80年代初，萧乾从美国为梁从诫带来了一封费正清写给他的信。梁从诫住在干面胡同，离我所在的出版社不远，我顺路把信送去了。当年的英俊少年已成长为风度翩翩的中年人。我还看到了他那位在景山学校教英文的妻子和小女儿——她长得很漂亮，令人想起奶奶林徽因。告辞出来，忽然看见金岳霖教授独自坐在外屋玩纸牌。尽管那时他已八十开外了，腰背依然挺直。我告诉他，1946至1947年，我曾旁听过他的逻辑课，而正式教我的是一位王教授。他不假思索地就把那位王教授的名字说了出来。林徽因和梁思成相继去世了，金岳霖居然能活到新时期，并在从诫夫妇的照拂下安度晚年，还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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