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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塞（第1页）

1873—1915

亨利·巴比塞，法国著名左翼小说家。早年兴趣在诗歌，后转入小说创作。以亲身经历为素材描写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火线》，为他赢得了1917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大奖。

红色的圣女

从前有个辛勤照料一小窝孩子的小小的乡村女教师。她长得像线一般纤细，头发眼睛都是乌黑的。

在这双眼睛里，往日曾闪掠过天堂和天使的光辉，说不定她还听见过上帝的召唤呢。

从学校里可以望见欧德隆古赫的洛林教堂的钟楼，再过去不太远就是顿莱米教堂的钟楼。有个牧羊女曾经在那钟楼的阴影里生活过，她和这位儿童的守牧人有点相象，不同的只是贞德生活在五百年前查理第七的时代，而这个露易丝却生活在拿破仑第三的统治时期。

由于受到正直人的教养，更由于她自己天性秉直，她终于摆脱了迷信，赶走了她一度信仰过的精灵。她从此只信仰那些神奇可怕的真实事物。她的梦想，她的同情心，她的清澈锐利的目光都用来对待人类的苦难，这一切都再不能使她拜倒在古老的宗教用以迷哄无知的人的神话面前了。她信仰的对象改变了。她圣洁的心灵和现实生活交接在一起了。

她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不仅献给了人生的小灾小难，而且献给了大灾大难，献给了人民的自由。她热爱被压迫者，这一点在她对当时奴役法国的暴君所怀的仇恨里最先表现出来。

每天早晚，她总要叫学生唱马赛曲。有个星期日，在村子的教堂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教堂静穆无声，念弥撒的神父在金光闪闪的高坛上照例地唱：“愿神保佑拿破仑！”可是他刚一唱出，教堂就哄闹起来：小木屐在砖石上跺跺地响f这全是女教师的学生，他们厌恶惊恐地逃出教堂，因为女教师曾经告诉他们说为皇帝祈祷就是犯罪。

视察和督学先生们怒冲冲地翻着眼珠，把她叫去，威胁一番。可是，她小时候听过很多传奇故事，所以毫不惧怕鬼怪，即使他们装扮成活人的模样也不在乎。

她还照样一丝不苟地教育新的一代。可是她想去巴黎，想扩大规模继续干下去。

她去巴黎了，她就是这种人：想到要干什么就去干，事情办得到的时候要干，事情不大办得到的时候也要干。

她到达了光明之城，当时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大工业刚刚兴起，资本大量集中，人们热衷于大规模的金钱战争。巴黎是一团荒淫，享乐，腐化，和加以美化的低级趣味混杂而成的放肆的旋风；证券交易所是它巨大的心脏，而它的主人就是财政家（这是些血统皇族），逢迎献媚的臣婢，以及逗笑拍马的艺术家。

在这个浮华的阶层下面，是一个比较不为人所注意的阶层，在那儿工作的是些严肃认真的艺术家和学者。再往下，就是一个更不为人所注意的，怀着希望和计谋的阶层：共和主义者。他们对帝国和皇帝深恶痛绝。他们之中有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政治家和理想家，甚至还有道地道地的资产者，可是他们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皇帝这个魔鬼。

和这群被放逐到国家心脏来的人在一起，我们这位软心肠的唯理主义者，这位笃信逻辑的神秘论者，在心里激起和培育了斗争反抗的本能。他们组织了一种小型的，秘密的，热情昂扬的同志会。当基督教在罗马压迫下还为人民大众所拥护的时候，在古代墓穴里也曾举行过这种类似的同志会。在她后来谈到这段时期生活的时候，她说：“我们的生活很先进，非常先进。”她过着穷教师的严谨苦修的生活，穿的都是从卖旧衣的寺院市场或是从小旧货店里买的旧衣旧靴子。她欠下了债，因为她买了书，更主要是因为她对于任何穷困痛苦都不能漠然处之，她这个完全献身革命的人，她只知道把手里的，脑子里的，和心里的东西全都给旁人。她除了对母亲的爱恋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私情——某些她在女人的生涯中所独有的东西——这一点，从来就没有人知道——虽然在这方面有过一些谣传——而她自己呢，必定也不愿意知道这一点。

普法战争爆发了，接着是战败，帝国的崩溃，再随后就是受杀戮的人民伟大的兴起：公社。这时候人们才感到那些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是要叛变的，因为他们只有在敌视拿破仑第一的那位滑稽可笑的后裔这一点上才是“民主主义者”。这时候人们才看出只是用来对付皇位的“统一战线”会使多少幻想破灭，会引起多少叛逆的事件。人们面对着既仇恨人民又害怕人民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一旦代替帝国登上了宝座，就一心盘算要摆脱人民。

这位长着黑眼睛，穿着黑衣服的瘦小的女教师把全副精力献给了公社。她演讲，她进行组织工作。她拿起枪，换上男装，走到战壕、稀泥、枪林弹雨里去。自从她看透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谎言，识破了有名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儒勒·法弗尔的丑恶伪善的行径以后，她就就成了革命的化身。她明白，儒勒·法弗尔之所以当着群众，装模作样地把她和费赫搂在胸前，无非是想借这个犹大的拥抱好随后把他们两个掐死，把支持他们的人都掐死。

她也分担了人民的失败和所遭受的压制，而且不仅仅分担了自己的一份。可以说是奇迹，她居然从政府军队的枪，机关枪和刺刀下面，从成群的“复仇者”手中逃出来了。这些被遣送到巴黎的醉醺醺的“复仇者”侮辱人，殴打人，折磨人，还在大街上随意杀人。有些群众也受了政府无耻宣传的毒害，就连他们有时也对失败者加以嘲弄。

她怜悯这些可怜的被剥削者，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也怜悯为残暴的制度执行命令的人。这是一种由智慧所产生的、真正的、宽大的怜悯。当她看见面色苍白的不列颠兵士向公社社员开枪的时候，她说这些人也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人家骗他们说向人民开枪是应该的，他们也就相信了。这是些盲从的人。但他们总还不是用金钱收买得了的。有一天，只要我们能使他们相信正义，我们就能把他们争取过来。我们特别需要不出卖自己灵魂的人。”

她侥幸逃了出来，可是，为了使她母亲获得释放，她又自首投案，成为凡尔赛人的俘虏。象她许多同伴一样，她也看到了沙多里地狱，这个杀戮公社社员的屠场。她和一群人同时被抛进了这个地狱。在她等待死亡的小囚室中，虱子成群地蠕动，连它们在地上繁殖的声音都听得见。她发热口渴，可是要解渴就只好喝屠夫兵士们用来洗手的那个血腥水洼里的水。从天窗望出去是一片旷野；她的目光透过黑夜和川流如注的雨水瞧见了朦朦胧胧的人群，在一阵闪光和枪声以后，他们一片片纷纷倒下，和别的堆——死尸堆——混杂起来。

她被送交凡尔赛的军事裁判所——刽子手的法庭——她竭力想使人家判处她死刑。她这样考虑过了：我活着会对事业有利，可是我要是被枪杀了，对事业就会更有利，因为枪决一个女人将会使公众对凡尔赛人不满。

她没有做一番夸张喧闹的演说。她安详而富有启示性地、简短地表白了自己的信仰，最后对审判官说我说完了。你们要不是胆小鬼就判我死刑吧。”这个为了明确目的而甘愿自我牺牲的壮举使某些人，其中特别是维克多·雨果，不禁惊佩感叹一番。这些置身在街垒这边的人刹那间突然看到了革命那超人的、英勇的、然而却朴直的面貌。明白了革命的奥秘。可是他们随后就都转过头去。军事审判官果然不敢判她死刑，而是把她流放到新加莱多尼岛去。

她被囚禁在这些对称地分布在赤道南北的小岛上，在那儿渡过的悠长岁月是她事业中很特殊的一段时期。她下功夫学会了当地“野人”的方言，然后向这些吃人肉的，处于奴隶状态的加那克人传播道义、尊严和自由的理想。与此同时，在这难以忍受的整日无所事事的流放期间，她还把自己富有创造性的活跃的精神贯注在自然科学方面——甚至还做出了新奇而卓越的发现。

后来她回到法国。那时工人社会主义和阶级工团主义正在萌芽。她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然而却一刻也没有忘记必须实现真正的革命。在谈到真正的革命时，她说：“只要它还没有把旧社会连根拔掉，我们就总是从头干起。”

在几次激奋人心的政治集会上，她对无产者喊道你们要想取得阳光下的位置，那就别祈求，别请求，去把它夺过来！”在这以后，她就被囚禁起来，从一个监牢被送另一个监牢，受尽了虐待和侮辱。她一直拒绝接受赦免，最后只是为了去看望病危的母亲才接受释放。

她去伦敦向被剥削被压迫者传播真理，在那儿，有一个狂热者向她开了枪，但只打伤了她的头部。她替这位笨拙的杀人犯辩护，在法庭上替他开脱，她说他这些不良的念头都是卑鄙的宣传和害人的制度向他灌输的，因此不能由他个人负责。

这一次，她的举动又使某些人诧异，使他们大吃一惊。他们依稀看到了革命事业的深刻内容，可是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最简单最巧妙的态度还是装傻。

而且，没有谁比这个女人更不被人了解。她太伟大了，以至人们无法看清她的真面目。如果说能够接近她的人都崇拜她，尊敬她，了解她的话，那么这些人也早已无影无踪了——因为这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人——这样一来，关于这个很有意义的真实人物就只剩下传说了。

只有在今天人们才给予这个人物应得的地位，只有今天人们才看出她在各种情势和悲剧里是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基本思想，体现了浴血的人民要求平等的呼声，是她曾经号召人民警惕资产阶级和假民主主义者的迷药，是她曾经理智而热情地宣称：要想粉碎枷锁，就只有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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