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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辉（第1页）

1956—

李辉，湖北随县人。1982年初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已出版《巴金论稿》（与人合作）、《浪迹天涯-萧乾传》、《迷雾生涯-刘尊棋传》、《人、地、书》、《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以及翻译小说《一间可以看见风景的房间》等百余万字的作品。

云与火的景象

——我所理解的巴金

每次和冰心老人闲谈之后，我都会带回一些轻松而有趣的话题与友人分享。我很佩服老人的睿智幽默，几乎每一次她都会随意之间挥洒出一两句让你觉得够得上列入“警句格言”的话来。而且在仔细琢磨之后更会感到，这样的表述，大概只有由她这样身份这样高寿这样性情的人说出来，才能具备它的幽默愉快的意味。

譬如有一次我和萧乾先生、洁若老师一道去看她，谈到她正在写作的“关于男人”系列文章。她指指萧乾对我说：“他们我都要写的，你不知道，他们可都是我的财源。”她没有笑，我们大家却自然感到一种诙谐而笑了。还有好几次，不管是我还是别人问到她的近况，她总是平静地说：“我是坐以待bì。”和她不太熟悉的来访者，起始以为老人是谈到命运，便会得体地安慰她几句。其实，对死亡看得透彻的她，是借用“毙”的谐音，表达的本意是“坐以待币”，是说她每日坐在那里等待着稿费的来临。

这样的谈话，自然让人感到老人的淡然、豁达、有趣。

但是，有一次她谈到巴金的一句话，却使我在当时乃至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久久感到语词背后的复杂和沉重。她对我说：“我写信告诉巴金，你干吗那么忧郁。我看他痛苦的时候也就是快乐的时候。”

忧郁。痛苦。……对于冰心，这些表述该如何界定，是否准确，并不重要，因为那是在经历几十年的人生风雨之后她对巴金性格的一种感悟。它深深触动我，则是在于这句平淡却又耐人寻味的话，竟和我对巴金的印象相吻合。于是，在我还未动手写作这篇印象素描之前，首先闯入我的思绪的不是巴金本人，而是冰心，而是这两个有份量、难把握的词汇：忧郁，痛苦。

在我所熟悉的老人中，除了巴金，我大概都能在记忆中轻易地勾画出一个两个轻松的画面，一个两个轻松的话题。冰心自不必说。萧乾谈到羊羔谈到猫谈到乌龟以及花，可以抖出一串有趣的故事。沈从文在患半身不遂之后练习走路时，会因为在房间是否该多走一圈少走一圈而像小孩般斤斤计较，或者在听家乡戏时一边笑一边落泪。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幽默。那是一阵清风，几缕活泼跳动的阳光，或几声清脆悦耳的鸟鸣。

巴金则不然。与他同时代的友人谈到他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说他常常是沉默着坐在众人之间，听别人侃侃而谈，只是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他可以一口气讲讲许多话，但话一讲完，便又归于沉默。在未见过他之前，我便是首先根据这样一些文字，来设想与人谈话时巴金的模样。十年前，还在复旦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和陈思和第一次走进他的客厅，坐在他的面前，谈了一些有关他的研究方面的话题。那天，有没有阳光从窗外漂洒进来，有没有落叶铺在庭院，我已经记不确切了，只记得我是带着敬意带着紧张走进他的会客厅，老老实实提问，然后仔仔细细地记录。他呢，似乎也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临场发挥，没有妙语连珠，如此而已，虽然那时他的身体远比现在要好。我顾不上捕捉当时的感觉，只是留下这样一个淡淡的印象：他并非言语不多，但决不是那种很会谈话的人。他的表情一点儿也不丰富，甚至可以说显得过于严肃，也许这是因为他面对的几个陌生人，他得集中思路向提问者解答与他有关的历史或现实的一个个或大或小的问题。

后来见到他、同他交谈的机会多了，每一次过后，我都觉得仿佛对他的理解又加深了一些，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对他的印象更深切了。我发现，虽然时而他也会开心地一笑，但总体来说他的严肃是一贯的，不管是讲话还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沉思好像是他的表情的主要色调。那些年，正是他一篇篇发表《随想录》的时候，作品中所表露出来的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带着浓重的挥之难去的忧郁。每当读到那些文字时，我总要假设地去体会体会他内心的痛苦。这些从文字中感受出来的忧郁和痛苦，当坐在他面前时，我觉得完全可以从他的表情、他的声调，甚至目光那里得到印证。在他的客厅里，我见过一尊他的雕塑头像，从那上面我感觉到有一种痛苦沉思的美。我认为那尊头像捕捉住了巴金的精神形象的特征。1982年，思和与我合作写的《巴金论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我请丁聪先生为封面画过一幅巴金的肖像画，在丁聪的笔下，巴金也是一种痛苦地沉思的神情，我以为它也准确地突出了我所理解的巴金的特点。

我的印象中，就表情的严肃和凝重而言，唯一和巴金有所相似的是胡风。一些年过去了，胡风的影子在我的脑子里依然清晰，我和他散步谈话时的一个个场景也依然清晰，但他那时的生命中同样决然没有清风或鸟鸣。他总是严肃着，满脸凝重和倦容，似在思考，又有些像是茫然。如果不是回答问题，他几乎总是保持着沉默。我想，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理论家，一个痛苦的思想者，受了太多的灵与肉的折磨。几近垮掉的身体和神经，已经使他来不及也不可能对历史对人生作深刻的思索了。

巴金应该说是幸运的。他赶上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他能够思考历史和人生，能够把一段段业已遥远的流逝的岁月重新铺开在记忆中，用他那经历过文革的精神磨难而变得成熟的目光来加以审视，来无情反思，从而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又矗立起一座令世人仰视的高峰——《随想录》。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随想录》，后人该会怎样评说巴金？有一点大概可以设想，那时人们心目中的巴金，决不会是现在我印象中的这一个巴金。《家》和《寒夜》等固然重要，可以在文学史上光彩夺目，但是，若没有《随想录》，那该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个残缺的“巴金”！以我的理解，只是因为有了《随想录》，巴金才完成了他的人生追求，一个丰富而独特的人格才最后以这种方式得以定型，并且与他早年希望成为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而做出的那些未能实现的努力，无意有意之中形成一个完美的连接。他影响读者影响社会的，不再仅仅限于文学人物或委婉动人的故事或强烈的感情共鸣，《随想录》的存在，以它的思想性社会性历史性而早已超出了文学本身的意义。

一次，我收到他寄来的《随想录》，现在我仍能记得当时的心情。看着他的签名，我想象千里之外的他如何颤巍巍地拿着钢笔的样子。那一瞬间，我的思绪飞得很远。这样虚弱的老人，这样发颤的手，却写出了几乎可以令许多人汗颜的巨作。我很珍爱地一页页翻开它，感到跳跃在字里行间的形象，不是一位老人，而是当年那个对生活对社会对理想充满热情的年轻的李芾甘。是的，他没有老，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爱依然那么强烈，他的思想依然年轻依然充满活力。这时，我更多的是将他视为一个思想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

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极其敏感的人，这种丰富和敏感，决定了他不可能具备类似于大多数思想家所具有的那种必不可少的冷静甚至超然于外的态度。更何况他有那么多的忧郁，那么多的痛苦。

忧郁和痛苦，巴金给我们带来多少话题。

按照我的理解，忧郁和痛苦应该属于两种不同范畴的概念。前者是性格的，后者是精神的。前者受先天遗传童年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后者则更多的是因抽象与形象、理想与现实、接受与摈弃之间种种矛盾的碰撞而产生。或者说，忧郁是可以从文字从表情上看出来，痛苦则需要从它们的深处感觉到认识到。一个形而下，一个形而上。但是二者又是紧紧糅在一起，密不可分。没有忧郁的性格，对生活的思考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没有精神矛盾的折磨，性格也许就少去许多忧郁的阴影。对于巴金，这两者恰恰构成了他的文学生命的核心，构成了他的情感、思想的基调。

我愿意作出这样的比喻：忧郁和痛苦，是云，是火。在巴金漫长的一生中，云或火从未消失过，哪怕有时它们似乎失去了踪影。

云，永远飘动着，在他的灵魂上投下浓重的影子，使他的作品中总是一方面对未来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又流露出感伤、忧虑、惶惑。云的形状随着时间消长而变幻，他的心境也随之变化。但是，如果忧郁和痛苦对于巴金只是云，那么，他留给我们的可能只是愁，是怨，是言情小说一类的感叹。

忧郁和痛苦也是火。这是永远燃烧于他的灵魂之中的火。过去人们（包括我自己）常常谈到热情是巴金心中不灭的火，有热情，才有巴金的创作，才有巴金的风格。我现在觉得，这种表述未必准确，或者说，可能只是一种着眼于外在形态的概括。不错，热情是一团火，巴金自己也一再强调他在创作时，心中总是充满着激情，而且有的作品，完全是受某时某事激发出来的热情而创作的。但是，热情这把火的燃料是什么？或者说他的热情不同于他人的热情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他的忧郁，他的痛苦。他的热情往往因忧郁和痛苦的相拥抱而产生，而发泄。热情的形态，本来就应该是千姿百态。忧郁和痛苦，未必一定是消沉冷寂，在巴金那里，恰恰形成他胸中炽烈的情感。正是这由忧郁和痛苦形成的火，使他注定不可能按照少年立下的意愿去成为理论家思想家，而是不得不受它们的驱使，将思想、将心中的矛盾、将生活赐予的一切转换成文学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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