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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尘最深处漫歌柳永（第1页）

公元十一世纪初的一天，科举考试已经结束，来自全国的士子们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放榜。而当朝皇帝宋仁宗正在大殿对新科进士的名单进行最后的审核。皇帝此时的心情，大概和当年唐太宗的心情差不多，有“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志得意满。仁宗手里的朱笔在一个个的名字上划过，当笔尖到达一个名字的时候停住了。仁宗本来舒展的眉头也紧锁了起来，他提起笔，在名字旁边写了一句话：“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之后，用朱笔重重地把这个名字圈去了。

这个被圈去的名字，叫柳三变。

且把浮名　换了浅斟低唱

这已经是柳三变第三次落榜了，有人说是第二次，因为像他这样的人，正史是不屑于为他作传的，所以很难考证。他的生平，只能靠后人在沾满灰尘的词句中去寻找猜测。

柳永（987？—约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因为他排行第七，因此人们又称他柳七。柳永的父亲柳宜原是南唐旧臣，入宋之后曾任工部侍郎。柳永兄弟三人，长兄三复，次兄三接，都才华出众，三兄弟被人称为“柳氏三绝”。柳永的父亲、长兄、次兄都是进士出身，在书香门第长大的柳永，视功名为探囊取物，认为“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第”（《长寿乐》）。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初次参加科举，便名落孙山。

此时的柳三变，似乎并没有把落榜放在眼里，他轻轻一笑，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并兴冲冲地准备参加下一次的考试。可是，第二次参加科举又失败了。柳三变坐不住了，郁闷之下，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鹤冲天·黄金榜上》。

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据说唐代孟浩然一次在王维家游玩时与唐玄宗不期而遇，皇帝询问他近来有什么诗作，孟浩然便朗诵了自己的《岁暮归南山》一诗。当皇帝听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时候不高兴了：“我没有抛弃过你，是你自己不来见我，你怎么能说是‘不才明主弃’呢？”言毕拂袖而去。于是孟浩然终身未被录用。

落榜之后的柳三变，其心态与孟浩然惊人地相似：明明是自己名落孙山，却说自己不小心没考中状元，还说政治清明的朝代居然也会遗漏自己这样的贤才，居然还为皇帝忧国忧民一把。词人的失意其实也是很明显的，但是却硬着头皮梗着脖子说：没必要再去计较获得与失去，我这样的才子词人，就是实际上的白衣卿相。

人生失意发点牢骚，自古皆然，但是柳三变的牢骚却让人侧目。

文人仕途失意，大多选择寄情山水，但是柳三变却是寄情红尘。他毫不讳言，自己最喜爱的是烟花柳巷，寻访“意中人”，平生最畅快的是“风流事”。更大胆的是，他居然将士子们孜孜以求的功名斥为“浮名”，竟不知这是皇权控制文人最重要的手段、最有效的诱饵。在柳三变的眼里，这些浮名根本不值一提，不如换得在勾栏瓦肆中的“浅斟低唱”！

柳永犯了大忌讳。

他并不明白，自古失意文人寄情山水，其实不过是给自己进身找一个更合适的平台罢了。东晋谢安曾经罢官，于是隐居东山，可是他的隐居，实质上是为自己出山增添一个更有分量的砝码，同时也展示一下自己“不慕名利”的“风骨”。果不其然，隐居后不久，他就在朝廷的一再恳请之下“极不情愿”地出山了，同时也给中国文化留下了一个成语——东山再起。

唐朝处士卢藏用隐居终南山中，但是隐居又隐得很不安分，经常是皇帝在哪里他也就出现在哪儿，被时人讥讽为“随驾隐士”。后来他终于得偿所愿，以“高士”身份被征召入仕。一次他和司马承祯路过终南山，他指着山对司马承祯说：“此中大有嘉处。”司马承祯调侃说：“依我看来，这座隐居的山不过是仕宦的捷径罢了。”（参见《新唐书·卢藏用传》）卢藏用顿时愧不敢言。“终南捷径”的典故也就出于此。

即便是声称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仙李白，在得到朝廷征召的诏书之后，也喜滋滋地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绝尘而去。

由此看来，中国古代至少绝大部分隐士，其本质不过是“著名隐士”。隐居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平台。一方面仙风道骨显示自己弃尘绝俗，另一方面暗地钻营孜孜以求进身之阶。这些隐士的小算盘皇帝也未尝不知道：他们并不是不想做官，只不过嫌现在给自己的官太小，做官的方式太卑微，于是通过这种欲擒故纵的方式以退为进罢了。一旦皇帝对这些人的才干有所肯定，则会安车蒲轮、三顾茅庐请他们出山。这样，一方面成全了皇帝爱才如命的美名，也顾全了他们本不乐仕进，不得已才勉为其难出来做官的面子。这种潜规则双方都是心照不宣暗自默契的。

文人雅士即使不做官，他们的行为也得符合雅的标准。吟诗作赋无疑是雅的，隐居林泉也是雅的，哪怕是垂钓溪边、伐柯山林也是雅的，因为姜太公和《诗经》有了先例。文人做雅事，也就为自己留了后路，随时可以出来做那件不算太雅但是人人心里都趋之若鹜的事情：做官。如果实在做不了，退而求其次也可以高蹈世外，终老林泉，死后也许会有人给自己一个“靖节”的私谥。

柳永错就错在没有为自己留后路。流连山水是大雅，而流连柳巷，咏怀男女之爱则是大俗了。一两次科举失利就如此一俗到底，即使以后皇帝想起用你，他也不得不因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而有所顾虑，这不是自断后路吗？

说起来柳永也颇委屈：男欢女爱向来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从《诗经》开始就咏叹不绝，文人们不但不以为俗，反以为雅，为何到柳永手里就变成大俗了呢？

有些事，圣人做得，凡人却做不得。

《诗经》首篇便是“关关雎鸠”，写男子想念女子睡不着觉是“辗转反侧”，写梦中情人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些美丽的诗句本都是凡夫俗子的昵昵儿女语，有着红尘之中的永恒的追求与美。可是孔夫子一句“思无邪”，硬生生地将《诗经》中那些新鲜灵动的情诗变成了庙堂之上的宏大叙事，后世腐儒陈陈相因，言闺情必是香草美人，柳永直写闺阁之思，反倒成了不高雅，至少是不高尚。

原来儿女之情本身只能是个幌子，店里卖的酒必须是万机北宸的味道，是为兴寄。挂羊头卖狗肉才是正宗，若挂羊头卖羊肉，反而是俚俗之至，绝不能登大雅之堂。

由此可见，雅俗之泾渭分明，距离可以光年计，谁敢说大俗即大雅？

但是话说回来，柳永的遭遇，也不见得完全是打破了雅俗之间的潜规则，更大的原因，估计也是得罪了皇帝随即墙倒众人推而已。

柳三变自己也不知道，从这首词问世的那一天起，就更注定了自己下次科举的失败，注定了他整个人生的坎坷。

这本是一个在背处发的小牢骚，但是他也没有想一想你怎么敢用你最拿手的歌词来发牢骚呢，他这时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歌词的分量。它那美丽的词句和优美的音律已经征服了所有的歌迷，覆盖了所有的官家的和民间的歌舞晚会，“凡有井水处都唱柳词”。

——梁衡《读柳永》

被皇帝亲手黜落之后的柳三变，似乎并没有汲取教训，而是变本加厉地放浪形骸流连声色了。他调侃地自称是“奉旨填词柳三变”，出没于花街柳巷之中，结交的都是歌妓朋友。他为她们写词，许多人因为他而走红，在官场上惨败的柳三变，在红尘中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歌妓以能认识他为荣，若能得到他为自己写的词，那更是可以傲视同行。歌妓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沈家庄先生在《宋词的文化定位》一书中说：

庶族文化构型所涵汇的平民文化因素及世俗倾向，是“宋型文化”最突出的特色。这反映出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趋同，大传统文化与小传统文化合流的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

柳三变便与这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合流的趋势不期而遇了。他的笔下出现得最多的不是堂皇的宫殿，而是平常的市井；不是慷慨激昂的英雄豪杰，而是养家糊口的贩夫走卒；不是宏大的忠君报国，而是与低贱的歌妓之间的儿女情长。

放浪形骸的柳三变，遭到文人们几乎一致的批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能改斋漫录》说柳词多“淫冶讴歌之曲”，《苔溪渔隐丛话》称柳词多“闺门淫蝶之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柳词格固不高”，黄升说柳永“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王灼的《碧鸡漫志》则批判柳词“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

此时的柳三变，已经成为文人的公敌。

柳三变并非不慕功名，在被皇帝斥退之后，他改名为“永”，也许就是想改变自己在皇帝眼中的不良印象，在仕途上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终于，在经历了三次失败之后，柳永考上了进士。可是，发榜之后，吏部却迟迟不给他安排官职。愤愤不平的柳永去找宰相晏殊。晏殊就问：“贤俊喜欢填词是吗？”

柳三变听出晏殊话里的指责之意，于是反唇相讥：“我和大人一样，都喜欢填词。”

晏殊听后冷冷地说：“我虽然也填词，但是却不会作‘彩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淫词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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