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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太守词家醉翁欧阳修（第1页）

很多人都知道，唐宋散文八大家，唐朝占了两个（韩愈、柳宗元），宋代占了六个。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宋代的六个名家中，除了王安石之外，剩下的五个都是欧阳修团队的成员以及他自己（三苏和曾巩都算是欧阳修的学生）！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欧阳修不仅是当时最好的文学家，更是一个善于发掘人才、奖进后学的文坛导师。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四十七岁的眉山人苏洵带着十九岁的长子苏轼和十七岁的次子苏辙来到了京城，为两个儿子准备参加下一年的礼部考试。川人多狂放，苏洵也不例外，可是他再狂，也没有想到，自己和儿子们的这一次出门，将使他们三个成为继曹操三父子之后更为著名的父子文学家，和“三曹”一样，他们被称为“三苏”。因为此时，他并不知道，在命运的安排下，北宋当时最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已经等候他们多时了。

爱才如命的文坛盟主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欧阳修童年生活艰难，四岁丧父。母亲郑氏含辛茹苦抚养儿子，家贫，买不起笔墨，于是母亲用芦荻划地，教欧阳修学习写字。这个故事至今传为佳话。一次，欧阳修在别人家偶然看到一本唐代文豪韩愈的文集，为之倾倒，发誓一生要赶超韩愈。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二十三岁的欧阳修以甲科第一的成绩得中进士，被任命为洛阳推官，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交游，从此文章闻名天下。

之后，欧阳修历任馆阁校勘、右正言、龙图阁学士等职。在他担任馆阁校勘时，范仲淹被贬，欧阳修极力为之申辩。当时的谏官高若讷认为应该贬黜范仲淹，急公好义的欧阳修竟不顾大臣礼节，给高若讷写信痛骂他：“范仲淹为人刚正，通古博今，在位的大臣无人能与他相比。他无罪被驱逐，而你作为谏官不能分辨忠奸，还有脸见士大夫，出入于朝廷，你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宋史·高若讷传》：仲淹刚正，通古今，班行中无比。以非辜逐，君为谏官不能辨，犹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耶！）恼羞成怒的高若讷向皇帝告状，把欧阳修的信交给了皇帝，于是欧阳修也被贬为夷陵县令。

后来，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念及欧阳修对自己的救护，于是想请欧阳修担任自己的掌书记，欧阳修笑道：“以前我的行为，难道是为了一己私利吗？我跟大人可以同退，但是不想跟大人同进。”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又担任谏官，仍然无所顾忌，直言敢谏，很多大臣视他为仇敌，皇帝却对欧阳修十分赞叹。当时谏官是七品官职，皇帝特地下诏赐欧阳修五品官服以示褒奖，还对别人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啊！”

欧阳修声名之盛，连外族对之都十分景仰。欧阳修出使契丹时，契丹国主请他赴宴，并命令四个贵人陪同欧阳修，国主对欧阳修说：“这种待遇是不符合礼制的，因为您的名位很重，所以才这样做。”在经过了官场的几起几落之后，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担任了当年科举的主考官，就在这时，来自眉山的三父子进入了他的视线，也进入了中国文学史的视线。

一到京城，苏洵就精心挑选出自己的二十二篇文章献给欧阳修，欧阳修大为激赏，将苏洵的文章交给朋友传看，一时间老苏名噪京师，并在欧阳修的推荐下，参与了《太常因革礼》的编撰。不久，苏洵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就走进了大宋礼部的考场。

宋代的科举制度比起唐代来，已经完善了许多，考生的试卷都要密封，糊上名字。为了防止考官与考生串通作弊，考生交卷之后，还要由专人将试卷誊抄一遍才交给考官。因此，当欧阳修看到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叹赏不已时，很自然就想到，这篇优秀的文章很可能出自自己的学生曾巩之手。欧阳修很想将此卷评为第一，但是又怕别人说自己袒护门生，因此评为了第二。试卷公布之后，欧阳修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并不是曾巩，而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苏轼。

考试之后，一天欧阳修问苏轼：“你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里面有一段尧和下属的对话，我以前没有见过，是出自哪本书呢？”苏轼大大咧咧地回答：“哪本书都没有记载，是我想当然写的。”欧阳修不以为忤，反而十分赞叹苏轼的胆识与坦荡。欧阳修对苏轼的赏识毫不隐讳，他曾对人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甚至对儿子说：“三十年后，将无人提起老夫，只会读苏轼的文章。”欧阳修的眼光令人钦佩，而他爱才的赤诚和胸怀之坦荡更是令人景仰。

在这次考试中，苏轼的弟弟苏辙、欧阳修的学生曾巩也高中进士，于是，嘉祐二年（1057年）这一年，“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代的四位（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在欧阳修的带领下，正式迈入了中国文坛。

不过，欧阳修主持的这一次考试，却在当时的文人中激起了轩然大波。

独振新风

少年时看到的韩愈文章不仅激起了欧阳修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更是奠定了他的文学观念。北宋初年，文坛追求一种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的诗体，杨亿、刘筠、钱惟演曾经合编了一本《西昆酬唱集》，在当时影响很大，学生纷纷效法，称为西昆体。这种体裁少有现实内容，多为酬唱之作，堆砌典故辞藻。在欧阳修之前，就有人对西昆体提出了严厉批评，而欧阳修主持文坛之后，更是提倡言之有物的古文体，于是西昆体逐渐销声匿迹。

但是，一些学者对西昆体的批评矫枉过正，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当时以太学生为主的青年士子摒弃了西昆体华而不实的文风，走上了险怪艰涩的道路。他们的文章以引经据典为时尚，以佶屈聱牙为高明，故弄玄虚，自我标榜。如果说西昆体的关键词是无病呻吟、顾影自怜的话，太学体的主要特征就是故作高深，借以吓人，颇有点类似于现在那些绞尽脑汁不说人话的学术论文。

欧阳修对西昆体的浮靡十分反感，对太学体的艰涩也很不以为然。因此，在他主持的嘉祐二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中，凡是写太学体文章的士人全部被他判为不合格而落第。这些士子大多是太学推选上来的优等生，消息传出，一片哗然，下第的士子们守候在欧阳修上朝的路上围攻欧阳修，连巡逻的兵丁都无法制止。有人甚至写了一篇《祭欧阳修文》投至欧阳修家，诅咒他早死。这次事件虽然给欧阳修带来了一场风波，但是自此以后，北宋的文风还是逐渐被扭转了过来，“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参见欧阳发等述《先公事迹》）

欧阳修对自己的文章也是精益求精，他曾说自己做文章多在“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足见其勤奋。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修改文章不知疲倦，夫人问他：“难道现在还怕先生批评吗？”欧阳修笑道：“不是怕先生批评，而是怕后生笑话啊！”

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欧阳修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结束之后，欧阳修又自著《新五代史》，比起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篇幅只有它的一半，但是记载的史实却是《旧五代史》的数倍，而且纠正了《旧五代史》的很多错误。（《先公事迹》：“书成，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文省而事备，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至今，《新唐书》和《新五代史》都是二十四史中文学水平较高的两部。其中，《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是高中语文重点篇目，而欧阳修的名篇《醉翁亭记》也是初中教材的保留篇目。

在诗歌上，欧阳修也造诣颇高，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著名的“诗穷而后工”观点，就是他在这部书里提出来的。至今《六一诗话》仍是研究诗歌的学者的必读书。

欧阳修散文和诗歌的成就举世公认，但是，在词上，却有人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纵使花时常病酒，也是风流

欧阳修留词数十首，题材广泛。但是元人吴师道说，欧阳修那些粗鄙猥亵的词格调太低，不可能是欧阳修所作，“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这种为尊者讳的说法其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是很明显的是，吴师道并不十分了解宋代的民俗，更不了解欧阳修的个性。

据《本事词》记载，欧阳修在任河南推官时，跟一个歌妓感情深厚。有些下属认为欧阳修“有才无行”，经常向他的上司西京留守钱惟演打小报告，但是钱十分惜才，从来不以为意。一天，钱惟演大宴宾客，欧阳修和那个歌妓迟迟不来。过了很久，两人才到，在座位上还眉目传情。钱惟演责问歌妓为何迟到，歌妓说：“天气炎热，我在凉堂睡着了，醒来发现金钗不见了，欧阳推官帮我寻找，所以才迟到。”钱惟演也不过分责怪，说：“你如果能让欧阳推官写一首词，我便不追究你迟来之过，还可以补偿你的金钗。”欧阳修即席填词一首：

临江仙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

在座无不称善，钱惟演也令公库补偿了歌妓的金钗。

需要注意的是，与欧阳修缱绻缠绵的是官妓。宋代歌妓有三类：官妓、家妓和私妓。官妓又叫营妓，为官府豢养，主要供官员娱乐时遣用；家妓是士大夫家养的歌妓，除了唱词佐饮之外，有的兼作主人的侍妾婢女；私妓以卖艺为生，兼卖身。宋代明确规定：官员不得与官妓发生关系，违者双方均会受到重处。仁宗时触犯此规定而被贬的官员屡有其人，例如一个叫蒋堂的官员就是因为与官妓有私而被贬河中府。祖无择担任杭州知府的时候，有人说他与官妓薛希涛私通，王安石负责审理此案，结果薛希涛被拷打致死，也没有承认她与祖无择的私情。直到南宋，这条禁令依然存在。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因为不喜欢天台郡守唐仲友，便诬陷他与官妓严蕊私通，严蕊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受尽了拷打，但是仍然不肯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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