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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需要公共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第1页）

2009年4月2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我的一篇短文，《“不高兴”先生要学会说理》，我谈到《中国不高兴》的一些逻辑谬误和非理性话语特征。有的读者觉得意犹未尽，希望我能把公共话语理性问题再谈得深一点，有的想知道有什么逻辑教科书可以让初中学生尽早学习逻辑理性思维，还有的更是直接指出说理所需要的社会政治环境，“在缺乏民主政治程序的根本条件的当下中国，公共说理实在太少了”。这样的反馈，使我觉得有必要就公共话语理性在中国的匮缺再作一些讨论。让我先把那篇短文引述一下。

读《中国不高兴》，令我想了一件事，几年前，一位在南京大学当教授的朋友对我说，中国公共理性话语危机已经严重到了非采取行动不可的程度。他觉得需要编一本给大学生用的写作课本，帮助训练他们基本的逻辑说理能力。

在国外，这种训练从初中就开始了，经过高中，再到大学，不断加强，让学生培养与他人交往时必不可少的说理习惯。且不说高中、大学教育，单以加州初中一年级（相当于中国小学六年级）学生使用的英文课本SharpenUp!为例，就有“逻辑说理”和“提防宣传”的章节，帮助学生了解如何在写和读的过程中，不骗人，也不被人骗。其中许多“逻辑谬误”和“宣传手法”（带有欺骗性的说法）在《中国不高兴》中随处可见，这里就用这个初中课本列出的几种谬误来举几个例子。

过度简单化：“实际上，次贷危机也好，美国贸易赤字也好，说穿了，就是美国人消费得太多，生产得太少，形成了缺口。这个缺口怎么补？一是抢，二是骗。”如果“消费”真是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还有经济学家主张用刺激消费来帮助尽快走出经济危机？

浮泛空论：“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地全面腐朽。”美国社会真的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了吗？这种不留例外的普遍概说，只要有一个反例即可不攻自破。

循环论证：“说到萨科齐的表演，他是有着明显生物性的，他的翻云覆雨，看起来有滑稽性的特点。”有生物性，所以滑稽；滑稽，所以是生物（不像人）。

虚假两分法：“这几十年中，中国压根就没人，没有像样的作家，没有像样的思想家。钱锺书，韩寒，算个什么？他们被吹成这样，其实没有任何像样的原创性东西。”要么十足地“有”，要么一点“没有”，原创性真的是这么比量出来的吗？再说，《中国不高兴》的五位作者自己是不是也包括在这几十年的“不像样”人群中呢？

无凭据推理：“我们处于一个长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国人以最大的热情欲图拥抱西方，以最亲善的姿态告诉西方：‘我们在向你们靠拢。’”有凭据吗？中国拥抱了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了吗？接受西方的普遍人权论了吗？

谩骂、粗口、唱衰：“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们，应该长进长进了。”“你看他们（读书人）或一头扎入当权者怀里，或歪坐在资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俩主儿轮包。”把人骂成“狗”或诬蔑为“妓女”，有教养吗？“奥巴马拯救不了美国”，既然“肯定没有好结果”、“注定要失败”，又何必还要去讨论呢？

不当类比：“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国家和黄瓜没有必然的类别关系。说国家是黄瓜，又是老的，是说历史长远吗？美国不过200多年的历史，那么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呢？

从SharpenUp!这样的初中教科书就可以看到，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语言教育，不只是读写的技能，而且更是通过学习使用文字语言，养成公共说理的理性思考习惯。只有说理的社会才是正派、宽容的社会，这就需要尊重与自己不同意见的说理对方。对对手要宽容、厚道，陈述对方的论辩时应该尽量做到全面、准确、心平气和，不要一开口，就“我不高兴”、“我生气”。这些都是《中国不高兴》作者们需要补的功课。许多读者受蛊惑而浑然不觉，他们虽受过教育，但缺乏基本的理性辨析能力，是不是学校教育中有了严重的疏忽和失败？

公共说理不是吵架，不是如《中国不高兴》作者们所说的，要“刺激”什么人或者要出什么气。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吵架是一种恶性激化人际意见对立的话语行为，而说理的目的则恰恰是要尽量消除人际意见对立，化解分歧。公共说理是要通过交流、说服来达到共识。公共说理是公共文明的成就，也是良好社会关系、民主政治秩序的根本条件。中国的公共说理机制还不健全，提高公共话语理性的自觉性应该成为各阶段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项目。

一逻辑、说理和公民素质

由于时评短文篇幅的限制，我只是用初中教科书SharpenUp!所提到的几种逻辑谬误和宣传手法举了几个例子，其实说理的不同环节中可能出现的逻辑谬误还远不止这些。对此我在本书中将有所讨论。

《中国不高兴》显示出来的逻辑和说理问题是相当初等的，这应当提醒我们，中国公民教育在说理能力方面，在开始的层次上就有很大欠缺。《中国不高兴》作者们是中国公共话语理性匮乏的受害者，不是它的始作俑者。他们只是在不知不觉中帮助再生这种缺乏理性的公共话语而已。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

人们很容易以为，有这样的语言，病因全在于“逻辑”，其实不是这样的。逻辑，尤其是形式逻辑，只是公共说理最表层的部分。当然，由于它处于表层，所以也是最显见的。在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低年级学生的说理（论证和说服）教学中，逻辑都只占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说理还包括另外两个部分：信誉（ethos）和情绪（pathos）。而说理本身则又离不开社会和政治的整体说理环境。本书将同时涉及这些在逻辑和逻辑谬误评估之外的其他说理因素和环境条件（包括公民素质和教养、说理群体共同认可的价值权威，以及民主法治）。要了解公共说理，需要同时兼顾说理的所有主要方面。

教师一般会帮助提高学生对论证合理性（包括逻辑）的评估能力（这是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一部分），但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讲授”逻辑部分。不是因为逻辑不重要，而是因为说话或写作的基本逻辑是浅显而常识性的，不需要特别深谈，只要点明了就行。基本的逻辑就像基本的语法。乔姆斯基（NormChomsky）把语言的能力看成是人的思维的基本能力。例如，一个高小或初中学生就知道主谓宾结构、形容词用来修饰名词、副词用来修饰动词等等。这不是什么特殊的知识，只要会正常运用语言的小孩子都不会弄错。基本的逻辑思维也差不多，大人要说服小孩，也得讲道理，讲道理就得有逻辑，否则就“说不通”。大人越讲道理，小孩就越有机会学讲道理。小孩懂道理，并不需要特别的逻辑知识。只要思维正常，肯动动脑筋，理由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一般只要点拨一下就能明白。正是基于人的这种基本能力，一般人只要加以留意，总是可以在不合逻辑的公共语言中看出其中的谬误。逻辑思维因此能够成为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具备的公民常识。

书面写作的说理离不开清晰、理性的思维，在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语言（文字）和思想（内容）。在中学阶段，由于学生的思想尚待形成和成熟，文字说理教学一般侧重于基本的思考和写作能力，要求学生文通字顺、言之有据、条理分明。当然，在基本的说理逻辑之外，还要注意文章结构的逻辑，如主题明确、起承转合、论述有层次、充分考虑并应对反方意见、先有论述再有结论等等。教师在指导和评阅学生作文时，会搁置自己的立场，尽量客观地从学生的立场去评估他们的说理能力，看他们是否能表达清楚、轻重有序、自圆其说、以理服人。

我在指出《中国不高兴》逻辑谬误时，就是这么做的。《中国不高兴》是一本宣扬民族主义的书，但我并没有与作者们争议民族主义的问题。我的议题是普遍的说理，不是赞成或不赞成民族主义的说理。民族主义与宗教、政治信仰类似，关键在于“信”。但不管信什么，就它进行说理，逻辑方式都是相同的。仅在逻辑层面上说事，当然是初级的，因为它先搁置阅读者与写作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思想和立场分歧。在大学里，学生有了专业，也比较成熟了，写论文时，内容的要求也就会提高。这时候，教师就会对学生论述的道德原则、政治立场有所评价。如果学生写作中有赞成或主张暴力、种族歧视、仇恨性民族主义这类内容，教师当然不会不予置评。可是，不管专业知识多么高深，多么有创见，说理表述所需要的基本逻辑、语言要求仍然是绕不过去的。这也是为什么必须充分重视中学的基础教育。事实上，如果没有基本的文通字顺和可靠逻辑，再了不起的思想也没有说服别人的手段和力量。

理性话语的价值观是与他人平等、尊重、以说理相待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不羞辱他人、不欺骗他人、不歧视他人、不伤害他人、不使用任何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对待他人。这也是正派社会的价值观。正如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AvishaiMargalit）所说，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从反面来表述正派社会的根本道德原则，乃是凸显某一些行为对社会道德秩序的严重破坏作用。使用非理性话语就是一种对社会理性、真实秩序有严重破坏作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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