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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弟弟（第1页）

在图卢兹某栋大楼的第五层，一个十岁的小女孩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永远地离开了她。她清……地知道，妈妈再也回不来了，爸爸早就跟她讲过：犹太人一旦被带走，就没有机会再回来，所以每次在说自己的新名字时，一定不能出错。

埃米尔找到了一份铁路上的工作。我们都在尽力找工作挣钱，因为得付房租，还得吃饭。当然，抵抗组织每个月会发点补贴。能找到工作对我们从事地下活动很有益处。如果我们每天正常上下班的话，引起警察或邻居怀疑的可能性会小很多。没有工作的人，只能谎称自己是大学生，但这样就很容易被注意。如果自己做的工作刚好又能帮到抵抗活动的忙，那就再好不过了。埃米尔和阿隆索在图卢兹调车场工作，这对兵团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资源。他们俩和其他几名铁路工人组成了一个专搞破坏的小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在德国士兵的眼皮底下将车厢侧面的标签撕掉，并立马贴到另外的车厢上。这样在装货时，纳粹在加来满心期待的零件就会运往波尔多，本该发往南特的变压器则去了梅兹，德国需要的发动机阴错阳差地到了里昂。

德国人不止一次地抱怨法国铁道部无能，因为埃米尔、弗朗索瓦和其他一些铁路工人将各种部件弄得乱七八糟，经常会有零件莫明其妙地消失。等到他们将找回的货物运到正确的码头时，通常一两个月已经过去了。

我们经常在晚上潜入他们的工厂，藏在一列列火车中间，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只要一有道岔或者发动机发出声响，我们就赶紧趁机往目标前进几步，以免被德军守卫发现。

上周，我们偷偷滑到一辆列车的底部，爬上车轴，慢慢地接近一节非常特别的车厢：油罐车。虽然行动起来有很大困难，很难不被人发现，但一旦成功，油罐车从外面是一点都看不出变化的。

我们派了一个伙伴望风，其他人爬上油罐车车顶，打开盖子，往里面的碳氢燃料中掺入了好几公斤沙和污泥。过几天，这罐由我们“精心”调制的燃料就会被灌入德国人的轰炸机或者歼击机里。到时飞行员们一离开地面就会纳闷：为什么引擎会熄火？为什么飞机突然往下坠？为什么会爆炸？稍微幸运点的，可能会在还没开出跑道时就发现飞机已经报废了。

仅仅凭借一点沙土和石子，我的伙伴们就能远在千里之外用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摧毁敌人的飞机。完成任务后已经是大清早，大家一起往回走，我感到这次行动与我的第二个梦想——加入皇家空军，总算有些沾边了。

我们有时还会溜进图卢兹雷纳尔车站，掀开列车车皮上的遮雨布，然后找有用的东西下手。我们在里面发现过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的机翼、容克轰炸机的机身以及斯图卡战斗机的尾翼。所有这些都是在附近的拉泰科埃尔工厂生产制造的。我们将控制电缆通通剪断。如果发现了引擎，我们则会直接拔掉电线或者抽掉油管。被破坏掉的飞机零部件数不胜数。而我每次要采取破坏行动时，总是希望有个同伴陪着，否则我一定会走神。每当我捣毁机翼时，总是会分神联想到自己坐在“喷火”战斗机的驾驶舱里，手握操纵杆，耳边吹过一阵阵风。还好每到这时，埃米尔或者阿隆索就会跑来搭住我的肩膀，抱歉地将我拉回现实：“走了，让诺，我们该回去了。”

10月份的前半个月，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不过今天的任务要大得多。埃米尔得到消息，明天将会有十二辆火车头被运往德国。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我们一共派出了六个人。这么多人一起行动的情况是很少见的；一旦六人被抓获，兵团将损失将近三分之一的成员。但为了完成这么大的任务，冒点险是值得的。十二个火车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十二枚炸弹。当然不可能六个人排着队去查理家领炸弹，所以这次他负责送到我们指定的地方。

一大清早，查理就准备出门了。他把装有炸弹的包裹放进自行车前的篮子里，上面铺上从菜园里采来的新鲜蔬菜，再盖上一层遮雨布。他一边蹬车，一边哼着歌，在图卢兹的乡间小路上惬意前行。查理的自行车是由我们偷来的许多自行车的零部件组装而成的，独一无二。它的把手有一米长，坐垫很高，车架一半蓝色一半橙色，两边的踏板极不对称，还有两只女式手提袋挂在后轮两侧。这辆自行车真是太古怪了。

查理的长相也很古怪。他一点都不怕进城，因为警察通常都不会注意他，只会把他当成一个街边的乞丐。乞丐虽然很麻烦，但并不危险。所以凭着一副邋遢的样子，查理一般都会躲过警察的目光。但今天除外。

他拎着炸弹穿过卡皮托勒广场时，被两名宪兵拦了下来，要求进行例行检查。查理将他的假身份证递了过去，上面显示他的出生地为朗斯。不过宪兵们好像不识字似的，还是询问了他的出生地。查理毫不犹豫地回答：“伦兹！”

“伦兹？”

“是的，伦兹。”查理双手交叉在胸前，肯定地说。

“您说您出生在伦兹，可您的身份证上明明写着朗斯。所以，要么您在说谎，要么这是一张假身份证。”

“不可能！”查理用他特别的口音说，“我就是说的伦兹！加来海峡省的伦兹！”

警察看着他，心想，这个家伙不会在心里嘲笑我吧。

“别告诉我您是法国人。”

“当然是！”

这次警察彻底被他的口音搞蒙了。

“您住在哪里？”警察用命令的口吻问。

查理努力地发出了：“布里斯特！”

“布里斯特在哪里？我不知道。”他转向了自己的同事。

“布里斯特在菲尼斯提尔省。”查理尖声回答。

“我想他是想说菲尼斯泰尔省的布雷斯特。”

查理高兴地点了点头。有点恼火的警察将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彩色的自行车、乞丐的打扮，再加上一篮子蔬菜，查理的确不怎么像一个来自布雷斯特的渔民。宪兵已经受不了和他鸡同鸭讲了，于是要求他跟他们去警察局验明身份。

这回换查理盯着他们看了。他和小卡米尔上的法语课这次算派上用场了。只见他走到宪兵面前，俯身靠近他的耳朵说：

“我的自行车篮子里装的是炸弹。如果你们把我带去警察局，我会被枪毙。而明天，就轮到你们被杀了，因为我在抵抗组织里的同伴一定会替我报仇的。”

幸好，在紧急关头，查理的法语可以这么流利！

这名警察犹豫了一下，本来放在枪上的手垂了下来。他和同事简单地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对查理说：

“赶紧走吧，布雷斯特人！”

中午时分，查理将十二枚炸弹递到了我们手里，并且大笑着向我们讲述了刚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可詹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笑，他批评查理说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不过查理毫不在意，还是满脸堆笑地说很快就会有十二个火车头被炸毁，从此变成废品。最后，他祝我们好运，骑上车回去了。直到今天，我有时仍会在夜晚入睡前听见查理踩着自行车往鲁贝尔的小火车站骑去，他坐在高高的坐垫上，爽朗的笑声和自行车一样，有着五彩斑斓的颜色。

晚上十点，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可以行动了。听到埃米尔的暗号后，我们翻墙进入了铁轨。从墙上跳下去的时候，我们非常小心，因为每人兜里都揣着两枚炸弹呢。天很冷，湿气让我们觉得连骨头都被冻住了。弗朗索瓦在前面开路，阿隆索、埃米尔、弟弟克劳德、雅克和我排成一列跟在后面，幸好有停靠在铁轨上的火车做掩护。整个兵团看上去很整齐。

前面有个士兵在巡逻，我们停下了脚步。但时间紧迫，我们必须尽快赶到远处停靠火车头的位置。今天下午我们演习过一次。埃米尔打探到，所有火车头都被放在调车场。我们每人要负责两个车头。首先应该爬上引擎，攀着侧面的梯子上到锅炉顶部；然后用香烟点燃引线，用绑在上面的铁丝缓慢地将炸弹放入烟囱内；再把铁丝套在烟囱旁边的小环上，使炸弹可以在离锅炉底部几厘米的地方悬空挂着；接着爬下车头，穿过铁轨，在下一个车头上进行同样的操作。两枚炸弹放置完毕后，要以最快的速度奔向前方百米开外的一堵矮墙处躲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去帮助其他人，避免任何伙伴被炸伤。当三十公斤炸弹同时爆炸时，当然是躲得越远越好。

阿隆索看着埃米尔：得马上想办法解决这个挡在路中央的人。埃米尔掏出了手枪。这名士兵嘴里叼着烟，划亮了一根火柴，火光映照出他的脸。尽管穿着一身漂亮的军装，但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可怜的孩子，而不是令人憎恶的纳粹。

于是埃米尔又把枪收了回去，示意我们将他打昏就行了。大家都同意了，我却有点为难，因为他们让我出手。动手打昏一个人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你在击打他头部的同时，还得保证不会将他打死。

我们将昏死过去的士兵抬进一节车厢，阿隆索轻轻地关上了车门。继续往前走了一会儿，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埃米尔抬起手臂准备发信号，每个人都屏住呼吸等待行动的开始。我抬头看着天空，心想，在天上作战肯定比在石子煤灰路上带劲得多吧。突然一个小地方引起了我的注意。应该不是近视又加深了：我好像看到所有火车头的烟囱都在冒烟。也就是说，火车头的锅炉正燃着。根据上次在查理家“煎蛋聚会”（英国皇家空军的军官在食堂里也会这么说）的经验，我明白了所有装着炸药的东西只要靠近热源，就会变得极易爆炸。除非有奇迹出现，或者有任何我高中水平的化学知识无法解释的特殊情况，否则我们必将遭遇查理那样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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