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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五绝体系的确立与调整1162年1227年（第1页）

少林的衰落与全真教的崛起

在高宗广受诟病的投降主义统治之后，是他的养子孝宗赵昚近三十年的统治时期（1162年—1189年）。孝宗试图执行较为强硬的对外路线。1163年的北伐运动是自岳飞时代之后第一次试图收复北方的军事尝试，却不幸以失败告终，在金国的军事威胁下，宋金签署了第二份和约，此后半个世纪中，双方形成了稳定的实力均衡。公开的敌对行动基本停止了，和平成为时代的主流。北方的金朝在世宗（1161年—1189年在位）和章宗（1189年—1208年在位）的开明统治下，也逐渐实现了经济的恢复与繁荣。

在这一时期，受到重创的武术世界走出了本世纪中叶的低谷，在恢复和重建中逐渐形成了新秩序。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少林的没落与全真教的飞速崛起。

作为北宋时期最重要的武术派系，少林寺在南宋初期以来就显著地衰落了。虽然它仍然保有相当的声望和广泛的影响力，但是却已经无法承担武术世界领袖的地位。原因显而易见，在宋金交战和对峙时期，少林寺位于金统治区内，拥有固定的寺院和僧侣，难以像丐帮一样投入地下抵抗运动，因此不得不采取远离政治的策略。根据少林寺的铭文记载，在靖康战乱之后，少林也遭到冲击，最后由外来的僧人法和（1079—1157）继任主持，在金朝官员面前，法和“机关酬对，句裹无私。不露锋芒，正眼顿现”，111亦即委曲求全，保证了寺院的安全。此后，少林寺虽然与反金运动仍然藕断丝连，但避免再以武术世界领袖的身份出现。

1190年前后的火工头陀叛乱成为压弯少林的最后一根稻草，该年，一名在厨房工作的低级僧人忽然显露出暗中学来的高超武术造诣，杀死了达摩堂的主持者苦智禅师及其他一些僧侣，随后逃走。这位无名僧人开创了一个秘密的少林支脉“金刚门”。而因为这次事件，也使得少林内部矛盾激化，另一名少林首领苦慧在权力斗争失败后，带领弟子前往西域，或许是打算投靠其前辈虚竹子的逍遥派，但却一无所获，最后他们在新疆立足，创立了另一个少林支脉。112

但少林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武术世界的一蹶不振，相反，很快有一个新的宗教‐武术集团取代它曾经的位置。在12世纪30年代北方的汉族抵抗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苦难深重的底层民众需要一种新的精神寄托，抵抗人士需要一种便于利用的掩盖形式，金国官方也需要一种中介力量安抚他们所不熟悉的汉人民众。在这三种互不相同的需求的合力之下，被称为全真教（AllTrueReligion）的一股新势力应运而生。

王喆（？—1197年），以王重阳的名字为后人所熟悉，堪称12世纪武术世界最大的传奇人物。他出生在陕西咸阳的一个汉人的富庶家族，在青年时代就是一名出色的武术家。大约在50年代，他曾经参加过金朝的武术科举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因为民族情感而很快与金廷决裂，投入地下抵抗运动。113在1159年，王喆在终南山建造了一个地洞，起了一个古怪的名字：“活死人墓”（TomboftheLivingDead）。王喆住在其中，自称“活着的死人”，曾经写过一首诗称颂这个奇特的“坟墓”：

活着的死人，哦，活着的死人。

在活着的时候得到死亡，是好的开始。

在坟墓中一切空虚而宁静，

隔断了世上的凡尘。114

不过这种灰心丧气的隐居只是表面的掩盖，活死人墓事实上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地下工事，王喆及其部属在这里储藏了大量的军械和食品，以供在陕西地区发动起义所用。不幸的是，这一计划在不久后被金朝侦知，皇帝完颜亮（1150—1161在位）派遣了许多杀手来消灭这个棘手的敌人，王喆以高超的武术造诣保护了自己，然而其部属基本被歼灭，起义的计划变成泡影。完颜亮进一步命令金军占领终南山以摧毁活死人墓，但他在1161年的兵变中被杀，此后的政局动荡使得这个企图未能实现，王喆侥幸安然无恙。115

但抵抗运动的式微和部属的相继死亡使得王喆最终放弃了依赖活死人墓发动反金起义的设想。此后，他将活死人墓让给一位曾和他一同战斗，并有过桃色纠纷的女武术家林朝英，可能是作为对对方的分手补偿。他自己则正式成为一名道教修士，进行刻苦的修行，其道教头衔为“重阳子”（MasterofTwofold‐Yang），即王重阳。王重阳将吕岩奉为祖师，他继承了吕岩以来的道教内丹理论并加以改革，他的道教修行事实上也是武学的提升。几年后，王重阳已经普遍被认为是其时代最杰出的武术家之一，但此时还没有人能想到，他未来将会开拓怎样的事业。

在1167年，王重阳离开陕西，前往山东地区传播他的新道教学说，即所谓的“全真道”。他很快有了第一个追随者：宁海州的青年士绅周伯通，周伯通是一个狂热的武术爱好者，他追随王重阳的理由与其说是为了宗教，不如说是被他的武学造诣所吸引。周伯通并未拜师，也从未正式成为道教修士，而是和王重阳以兄弟相称，但他在经济上的大力资助成为王重阳在山东地区收获的第一桶金。很快，王重阳有了第一名正式弟子马钰，不久又有了谭处端、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和孙不二（马钰的妻子）等六名弟子。他们合称“全真的七位大师（SevenMastersofAll‐Truth）”，成为全真教的柱石及此后大半个世纪中中国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

在接下去的近三十年里，王重阳和他的七大弟子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北方传教，宣扬三教合一、性命双修的新颖理论，建立了三教金莲会、三教平等会、三教玉华会等诸多零散的修道组织，这些早期组织不仅研究出世的道教哲学，并且抚慰人心，赈济灾民，很受士绅和民众欢迎。它们形式灵活，关系松散，有利于逃过金廷的注意，在后来逐渐成为统一的全真教团的一部分。116

随着教团组织的发展，全真教逐渐从纯粹的宗教组织发展为北方汉人民众的互助组织，最后兼具有抵抗组织的性质。关于全真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反金性质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无疑全真教在其大部分历史中都和金廷及后来的蒙古政权保持了相对暧昧的关系，否则在其一开始就会被无情剿灭。全真教也从未以自身的名义发动过反金暴动。但全真教大师们在武术世界多以抵抗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偶尔的侠义之举，总被诠释为和女真政权之间不妥协的对抗。毫无疑问，全真教的出现在南宋放弃北伐之后，给了北方汉人民众以新的希望：一种夹杂着出世主义和弥赛亚主义的期冀。而他们作为中介力量的出现，即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女真统治者的管理也迫使他们做出一些让步，而中国社会就在这种合力中蹒跚而行。

南宋‐金对峙下的武术世界格局

在1190年代，亦即第一届“华山论剑”前夕，在信徒的捐助下，全真教已经在终南山建立了庞大的道教庙宇，并在陕西、河南和山东地区的许多地方建立了稳固据点，在很多方面都盖过了少林。特别是在上述的火工头陀之乱后，全真教无疑已经取代少林，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武术势力。

除了少林和全真教的此消彼长之外，在南宋中期还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首先，丐帮出现了意味深长的变化。丐帮是从北宋时代以来硕果仅存的武术家群体之一。尽管这一昔日的庞大帮会在宋金战争中损耗巨大，但其本身的性质就有利于招募和组织流民，大批流亡的人民以乞丐的身份出现，事实上也相差无几，但如果有需要，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很快变成强韧的战士。在南宋初期北方义军的斗争中，丐帮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战争也导致了丐帮性质的重大转变，它由北宋时较为纯粹的乞丐行会，变成了一个汉族的民族主义组织。抵抗运动成为重点，是否行乞在此只有形式上的或次要的意义。战争中，大批并非乞丐的一般武术家和民众投入丐帮，为抵抗运动奉献自己。但当战争告一段落和个人境况改善后，他们就不愿再过传统的乞讨生活。此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具有了显赫的帮会地位，脱离丐帮是不现实的。他们更倾向于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住舒适的别墅娶妻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同时保有丐帮中自己应得的地位。因此，他们号召对丐帮源自乞丐生涯的一些“不体面”的陈旧传统进行革新。

这种倾向很快受到了保守派的抨击。这些人是北宋时期的丐帮的旧势力或其后裔和弟子，在帮会中本来已经有了崇高的地位。为了和蒸蒸日上的新贵们对抗，他们团结在传统的口号下，要求丐帮成员必须衣着污秽，生活艰苦。这与其说是内心的需求，不如说是象征性的口号。背后起作用的实际上是新旧势力的冲突。当然相对而言，出于明显的理由，保守派更受底层帮众的拥护，他们称自己为污衣派，而改革派则自称净衣派。二者很快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17

因此，在12世纪中叶后，丐帮越来越被两派分化的问题所困扰。问题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解，其本质在于丐帮作为乞丐行会和汉族地下抵抗组织两个性质的矛盾在整个异族统治时期都普遍存在。因此，丐帮的繁荣也正意味着其长期衰落的开始。

但无论如何，在12世纪80年代开始的洪七治理期间，丐帮看上去重新走上了兴旺之途。在吴长风和洪七之间的大约八十年的丐帮传承谱系已经失落，我们只知道洪七是第十八代帮主，这意味着其中又经过至少八代的传承，这一过多的帮主序列暗示我们，其中许多位帮主大概都殁于南北宋之交的宋金战争。当洪七继任帮主时，面对的是一个衰落中的庞大帮会，正在被内部污衣派和净衣派旷日持久的争端所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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