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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之初的三十二个月零十一天里，地窖里有四个人。后来，毫无征兆地突然只剩下三个人。数个月以来，虽然第四个人一直不曾出过声，但她离去后，房间里变得异常寂静。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静静地在黑暗中坐着，纹丝不动，心想着下一个被装进箱子的会是谁。

在所有人中，我和詹妮弗最不该被关进那个地窖里。我们不像一般的十八岁少女，第一次离开父母的庇荫，一进入大学便抛开了所有的戒心。我们认真对待自由，过分珍视自由，结果却几乎感受不到自由。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里潜藏着种种险恶，绝不允许自己受到些许伤害。

我们曾用多年时间系统地研究并记录过我们可能遇到的各种危险——雪崩、疾病、地震、车祸、反社会人士以及野生动物——外面世界可能潜伏的所有险恶。我们深信，我们的这种偏执将有效地保护我们；毕竟，对于两个如此精于灾难研究的女孩来说，遇上灾祸的概率能有多少呢？

我们不相信命运这回事。命运是你未做好准备、懈怠、不肯专心时的借口，是支撑弱者的拐杖。

我们行事万般谨慎，而且这种作风始于六年前，当时我们十二岁。到了青春期结束时，这种谨慎已经濒临癫狂。1991年1月，一个阳光明媚但异常寒冷的日子，詹妮弗的妈妈像往常的每个工作日一样，从学校开车载我们回家。对于那场车祸，我完全没有记忆，只记得渐渐睁开眼睛，看到心脏监测器上跳动的心电图曲线，听到我沉稳而令人安慰的脉搏律动。那以后的很多天，每天第一次醒来时，我都感到很温暖，而且无比安全，直到想起现实中的时间，我的心情才变得沉重起来。

后来，詹妮弗告诉我，她对车祸记忆犹新。她的这种记忆是典型的创伤后症状——一种模糊的慢动作梦境，里面有歌剧般的辉煌布景，各种色彩和光线交织盘绕在一起。他们说我们很走运，只是受了重伤，在医生护士的悉心照护下熬过了重症监护期。接着，我们在空荡荡的病房里休养了四个月，成天听着电视里嘈杂的CNN新闻打发日子。然而，詹妮弗的母亲却很不幸。

医院安排我和詹妮弗住在同一个病房，表面上是希望我们在康复期间有个伴，但妈妈悄悄告诉我，我们住在一起后，我可以帮助詹妮弗从失去母亲的悲痛中走出来。而我怀疑还有一个原因是詹妮弗的老爸，一个令人避之不及的酒鬼，早已和詹妮弗的妈妈离婚。当我父母主动提出轮流来照顾我们时，他可开心了。但随着我们的身体日渐康复，无人陪伴的日子也更多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写日记。我们表面上对自己说是为了消磨时间，但彼此心里可能都清楚，其实是想对这个混乱不堪、缺乏公正的世界增添一点控制感。

我们在医院床头柜里找到一本记事本，顶部还用罗马式印刷体字母印着“琼斯纪念医院”的字样。我们的第一本日记便是用它写的。没有人会当它是日记，因为上面列满了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恐怖事件。第一本写满后，我们又向护士要了三本。她们肯定以为我们在玩“井”字游戏或猜字游戏消磨时间。总之，没有人想到要将电视换个频道。

出院后，我们郑重其事地展开计划。我们在学校图书馆找到各种年鉴和医学期刊，甚至找到一本1987年的旧书，里面搜罗有各种保险精算表。我们非常认真地收集各种数据并加以计算，将人类脆弱且易受到伤害的原始证据一一记录下来。

日记最初分为八个基本类别，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发现，有许多事情比飞机坠毁、家庭变故和癌症更可怕。在我家明亮的阁楼卧室里，我和詹妮弗坐在洒满阳光、靠着窗户的座位上，两人都默不作声。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詹妮弗拿起笔，用粗体黑字写出新的标题——诱拐、强奸和谋杀。

丰富的统计数据令我们得到不少安慰。毕竟，知识就是力量。我们知道，死于龙卷风的概率是两百万分之一；死于空难的概率是三十一万分之一；死于小行星撞地球的概率则是五十万分之一。根据我们对各种可能事件的扭曲看法，记住这串无止境的数据，多少能减低我们的死亡概率。后来，我们的心理医生称之为“奇幻思维”。那年的某一天，我回到家中时，发现十七本日记全部堆在厨房的桌子上，爸爸妈妈都坐在那里等我，双眼噙着泪水。

当年我十六岁，詹妮弗的爸爸因为三度酒驾被关进了监狱，她搬来和我们一家人同住。我们会定期坐公共汽车去看她爸爸，因为我们觉得，以我们当时的年龄，开车不安全（又过了一年半后，我们俩才拿到驾照）。我从来就不喜欢詹妮弗的爸爸，后来发现她也不喜欢。现在回头想想，真搞不懂当时为何要去看他，但我们的确那么做了，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都会去探监。

大多数时候，那个酒鬼只是看着詹妮弗哭，有时也会试着和女儿说话，但从来都说不了几句。詹妮弗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即使我们被关在那个地窖的时候，我都没见过她那样。这父女俩从不倾心交谈。我通常坐在离他们稍远的地方，烦躁不安地等着。詹妮弗和我无话不谈，但她从不和我讨论她父亲，而且只字不提。所以，每次探监后坐车回家的途中，我只是握着她的手，她则默默地盯着窗外。

中学毕业上俄亥俄大学之前的那个夏天，我们的焦虑感已经达到癫狂状态。很快，我们将会搬离居住的阁楼卧室，踏入充满未知性的大学校园。为了提前做好准备，我们拟定了一份伤害规避清单，并将它挂在卧室门背后。半夜里，常常失眠的詹妮弗会爬起来在清单上添加些内容，例如，永远不要晚上一个人去学校图书馆；停车地点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永远不要超过六个车位；遇上汽车爆胎时永远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永远都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搬走之前，悉心打包了一个行李箱，在里面装满了数年来收集的生日礼物和圣诞节礼物，还有各种面具、抗菌肥皂、手电筒、防狼喷雾器等。我们将宿舍选在一栋低矮的大楼里，万一发生火灾，也可以轻易跳楼逃生。我们下功夫对校园地图进行了一番研究，并且提前三天去学校报到，然后检查各条步道和走廊，评估各处的照明情况、能见度以及到达各个公共区域的距离。

一进寝室，连行李包都还未来得及打开，詹妮弗便掏出她的工具在寝室窗框上钻孔，然后我在木头中插入坚硬的小金属条。这样，即使窗玻璃打碎也无法从外面打开窗户。我们在窗户边安置了一条绳梯，还摆放了一套钳子，方便我们需要快速逃生时将金属条拆除。我们还得到校园安保处的特别许可，在房门上多加了一道门闩。最后，詹妮弗小心翼翼地将伤害规避清单挂在我俩睡床之间的墙上，我们一起满意地打量了一番房间。

也许老天爷最终还是不肯放过我们，又或许，在外面世界的生活中，风险远远超出我们的估算。总之，我觉得我们是在竭力假装过着正常的大学生活，战战兢兢地从不跨越自己设下的界限。说真的，事后回想起来，我们的意识很清醒。但同时，事实证明，正常生活的诱惑力非常强大，令人难以抗拒。我们相互分开，各自去上课，即使必须各奔校园两端。有时候天黑了，我们还待在图书馆里和新朋友谈天说地。我们甚至还参加了两次由学校主办的校园联谊会。我们和正常同龄人一样。

事实上，进大学仅两个月之后，我便暗地里觉得，我们开始过得更像正常人了。也许可以将青春期的种种忧虑收回来，妥善地放在家中那些收藏童年记忆的纸箱里。我以为，也许年少的执念已经止于当初，而今我们终于长大了。可是现在看来，那却是我对信念的偏离。

幸好，我从未向詹妮弗提过这些想法，更未付诸行动，因此在后来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我才能勉强原谅自己曾经的那些偏离之念。我们只是普通的大学生，会做大学生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到最后都一直贯彻我们的原则，这也让我安慰不少。我和詹妮弗几乎以军人的精准和专注要求自己自动实施各项安全防护策略，坚持每天不间断地进行安全演习。我们对参加的每项活动都会执行三点式检查，并制订唯一准则及后备计划。我们时时防备，刻刻小心。

出事的那晚与平时并无不同。我和詹妮弗入学之前，已经先行研究过镇上哪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车祸率最低，然后在那家公司开了一个账户。我们直接以信用卡支付账单，以防遇到身上的现金用完或钱包被偷的意外情况。“永远不要让自己陷入困境”是伤害规避清单上的第三十七条守则。大学第一学期过去两个月后，租赁公司的派车员已经能听出我们的声音。只需给他提供载送地址，片刻之后，我们便能被安全地送回宿舍——我们的安全堡垒。

那晚我和詹妮弗去校外参加一个私人派对，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做。大约午夜时分，派对的气氛才开始热闹起来，可我们觉得早已超越了安全限制。于是，我们打电话叫了出租车。一辆破旧的黑色轿车抵达，这次的派车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当时我俩并未发现有任何异样。直到坐进车里系上安全带后，我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但是，我耸耸肩，不以为然，觉得一个小镇上的同业公会车可能就是这个档次。车子开动几分钟后，詹妮弗便靠在我肩上打起瞌睡来。

那是我们最后的一段正常生活，这段记忆至今仍然保留在我的想象中，平静地转动着美丽的光环。我感到非常满足，热切地向往生活，真正的正常生活。我们将这样生活下去，幸福快乐永远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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