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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史于中国（第1页）

在埃及巴比仑与罗马帝国，在印度与大西域的千王政治之外，尚有汉人的“惟王建国”，它是平等自在的，更静好，亦更有行动的大力。它是文明的自体，历劫而常新。它只是这样的，如孔子说的荡荡乎如天，民莫能名焉。而我如今来说，亦只因它于我是这样的亲，如贾宝玉初见林黛玉，问她今年几岁了？可曾上学？身体可好？曾服何药？如此盘盘问问，便变成写历史了。我们有时亦不过是对着面前的中华民国要这样盘问盘问。又如贾宝玉见林黛玉带来的扬州土仪，他拈起这件，放下那件，说好论坏，又问这是叫什么名字？那是做什么用的？是什么来历？我们对中国的东西有查考评论，亦是像这样的无非因为欢喜。

今史学家疑古，疑古亦可以是小小的淘气，叫人好笑又无奈，但是一脸正经的儿戏则不可喜。他们不信中国古书，必要依照西洋史的规律，又且以为科学方法是一切。

他们见孔子已说过杞宋文献不足征，故定出“先秦史”那样的名词，只承认比秦朝略早的事还可以谈谈。其实孔子说的只是钟鼓不足以征乐，俎豆不足以征礼之意，并非彼时已无信史了，不然他如何又说夏礼殷礼吾能言之呢？

西洋《旧约》里有列王纪，新近又发现巴比仑的列王纪碑版，他们都是有王朝即有列王纪，此外且把前此的传说亦追记下来。列王纪已是信史，传说的追记未是信史，但亦有事件的可征性。何况中国从黄帝时立史官，其后虽改换朝代，却没有过像西方古国的遭蛮族摧毁，及至孔子时，文献之多，不但藏在王室，还分发给诸侯，故周有柱下史，而楚国左史倚相亦能诵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魏安厘王冢又有竹书纪年。

彼时王室与诸侯的文献还开放任人参观，孔子即曾从周柱下史问礼，又参观过杞宋的文献，又在齐闻韶，又入太庙每事询问，而吴季札至鲁亦得观乐。既得参观，即民间还有抄本，故尚有史官以外的史家，如《春秋》与三传皆私人之作，而诸子书于前朝的历史亦多称引。至于《尚书》，那是选辑本，彼时瞍赋，蒙诵，史进箴，给周室子弟当教科书读的，而士大夫亦得普遍传习，故选的教材记言多于记事，且各本的取舍有异同，所以造成后人对今古文《尚书》之争，其实皆是真的，而且彼时还另有纪年史。

秦朝焚书，不过是不许民间私藏，而在政府则仍保有着，故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及夏、殷、周《本纪》得有所本。其中如《殷本纪》，今史学家拿殷墟出土的乌龟壳与青铜器劈头劈脸打下去，叮叮当当一阵火星直冒，定睛看时，它仍然纹风不动，只得又承认它是信史。郭沫若使尽他那考古学的解数，到底亦说井田实有，而且如《周礼》及《孟子》所记载的那样。

地下考古学原不过是补充史料，却不足凭以论断，因古物出土，若有当然有，若无却未必无，殷墟甲骨文字即不过是彼时占卜的记载，一偏的东西，不能以甲骨文中所无者断定其无。

安特生推定中国铜器时代起自公元前二千六百或二千三百年，相当于黄帝或尧舜时，沙井青铜器则在公元前二千或一千七百年，相当于夏或殷时，这三百年的出入，倒是要靠中国古籍来取决，而地下考古所能补助古籍的则很有限。古籍记殷时文物之盛，即今时那些学者亦不能不承认其已是青铜器时代的高峰，此即青铜器的开始决不在殷时，至迟亦在夏时。铜器则黄帝时已是，而不始于尧舜时。铜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各有一番大变动与成就，自黄帝至尧舜时为一大成，自夏殷至周时为一大成。故可决定他的早三百年说为是，迟三百年说为非。黄帝时已有铜器，但不是黄帝时铜器才开始，还比这更早，汉人从阿瑙地方东迁时已带来铜器的。《禹贡》又记载夏时早已用铁，惟仍似青铜为主，中国史上石器铜器与青铜器乃至与铁久久并用，地下考古学者喜欢推定何器起自何年，亦要修正为何器在何年曾有。

安特生推测两个时期的出入皆是三百年，宁是依照顺序更多于依照地层。今时世界上一般考古学者依据地层推测年代，几千年的出入亦常有，但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莫说几千年的出入，单是三百年之差亦可以一是汉末，一是初唐，或一是晚唐，一是北宋，人世上不知发生了多少大事，即此可见地下考古学的粗陋。良史原可以是自证的，若必待殷墟遗物来征信《殷本纪》，假使黄河改道，把殷墟连地底亦冲走了呢？数学若亦如此待证，如何还能演算天体？可是今时史学家纷纷的翻案与批判，皆不能就已知求未知，反因其未知并其已知而失之。

连对于那样可靠的中国古籍，我们亦非必要根据它，因为历史亦是生在现前，观今可以通古。而一器一皿的事迹，则我们还要也有那样的情意，若只会把史料整理，把古物分类，那不过是技术，像刘姥姥见了自鸣钟只知其会走会敲，有字有面而已，怡红院里的光阴她还是不晓得的。今之史学连眼前的中华民国亦不知，而说是资本社会，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他又如何能晓得“先秦史”？

如今他们只用一派科学方法，用石器铜器等来划定时代，用渔猎农牧手工业或什么业来划定社会，用古代奴隶社会、农奴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来制定历史的规律，要中国史亦依照西洋史。但中国史与西洋史虽亦有看来像是相同的地方，殊不知解剖人体与猿体马体，亦是大同小异，相异只在脑这一点，而注意到这一点的相异竟有这样的重要，倒是靠的先已知道了人是人而马与猿则不过是马与猿。今之史学家却因对中国无知，单来与西洋比并形式，以致文明与无明的一点极小而极关重要的相异之处，被归纳法的四舍五入舍去了。至于落后蛮族，那是发育阻碍了，我们的童年时不像他们。

许多方法皆只在历史外面鼓噪吶喊，而不知治史是要自己亦能生在历史里。孔子少时微贱，多能鄙事，与司马迁的多爱不忍，皆是能有世情的热闹，大如打天下，小如街头巷尾的喜怒哀乐，他皆能与他们生在一起，情遍慧遍，所以能是良史。即如西洋人，他们亦知不能单凭物证来治史，却先是用《旧约》的《创世纪》，后又用辩证法，以神意与哲学来补成史学。但耶和华或世界理性皆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存在必是不可知的或知之不能尽的，故不断要靠新发明。中国则有我们自己的史学，治史可以好到即是历史自身的开物成务，是历史自身的“以观于天下”。此即中国史学除了技术还有道。

但亦要有好的历史才能有好的史学。西洋人对他们自己百年前的东西已觉其古，把古代与中古，近代与现代分得很开，是因他们的历史经不得劫就毁灭，一路否定下来的，故有这种隔世之感。在西洋惟数学不被否定，但于他们的史学仍无益，因为数学不能代替人事。中国人却能觉得汉唐乃至三代亦分明如同今天早晨的事，中国史学之不迷失，乃因汉人的历史自身从来不曾迷失过。

历史上的远事，西洋人把来歪曲成神话，中国人则有朴素平实的传说，如盘古用斧开辟天地，与有巢氏隧人氏的传说，以及玉兵铜兵铁兵的记载，皆不俟证据而成立。中国传说里还有混沌未开时，地在天宇中如蛋黄在蛋清里，及天皇地皇人皇的顺序，天皇氏最长，二十万年以上，地皇二十万年以下，人皇四、五万年，连这些亦皆有个缘故，比耶和华在七天里造天地万物的神话好。

中国的这种传说向来是流传在民间，很晚才被缙绅先生们所采录，并不是很晚才被捏造出来。即如今日，民间百作工匠有尊卑，木匠比裁缝是长辈，而铁匠又比木匠尊，石匠最尊，乡下人家若请一班匠人做生活，吃饭时石匠坐上位，余人毫无二话。石匠之尊，正是人类最初用石器的记忆。中国所以会出吴季札、孔子、司马迁等良史，即因他们是生在这个有史德史识天才的中国民间。中国真如章实斋说的六经皆史，而亦皆是诗，最好的史“国风”本来是民间的风谣、吴季札即以之观史。

治史是要有史德才亦能有史识的。西洋人对他们自身都阻隔，对别人当然更没有亲情，又如何能知史？他们入境先问神，再则是看看有那些商品，他们根本没有看见人，是故巴比仑与埃及这样接近，记载对方的文献却只有通商条约的那块石刻。希伯来人在巴比仑埃及皆长期住居过，而《旧约》里对这两个异邦的知识竟非常贫乏，还有对于经常与他们冲突的尼尼微人及以阑人亦如此，而《新约》里对于罗马帝国的记载亦没有更多一点。希腊人是对于同在爱琴海的诸城邦，除了金羊毛、神，以及战争抢劫之外一无所知，所以只能有神话与史诗了。雅典的一个史学家旅行巴比伦，惟惊羡于那里的一粒谷种可结二百粒。

此外从罗马帝国留下的史籍里，只可晓得罗马本土，关于其属地的情形，则记载的只是属地而无情形。直至十一二世纪，欧洲人对东方的地理还那样无知，以致几次十字军沿途糟蹋生命。其后西班牙人到美洲，眼睛里只见象牙与奴隶掠卖，把来放火杀戮得精光，弄到后人无法研究印伽文化。西班牙时代西洋人所知的世界地图都是黑影，像希腊时代的地中海，荒昧里有傲慢与恐惧。便是问现在的英国人，他们统治了印度二百年，亦对于印度仍只有早先东印度公司的那种知识，不过是调查统计得更详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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