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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或遗忘（第1页）

言说可能是歪曲，不言说则可能是背叛和掩盖。

——〔美〕埃利·威塞尔

在人类历史上，集体屠杀是一份特别沉重的记忆。

惟其沉重，所以从政府到民间，便有了种种不同的反应：常见的是掩盖和抹杀，仿佛世界上从来不曾发生过什么血腥事件；还有就是隔岸观火，甚或当成轶事来议论，超然得很。愿意守护这份记忆如同守护遗产，主动承担责任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德国就是如此。

从纳粹上台，开始迫害文化人和异见者，到建集中营、毒气室以成批杀害犹太人，发动二战，以致第三帝国的覆亡，整段历史，梦魇一般压在全体德国人的心上。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沉默，抑或言说？

尤其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比较战争，它的杀人方式是空前绝后的，带有更为露骨的反人道的性质。然而，在进行期间，它并没有引起世界的注意。对犹太人的歧视和排斥是世界性的。二战结束后，大屠杀事件紧接着被淹没在战争的广漠的火山灰里，连纽伦堡审讯，也没有特别强调过这个方面。五十年代美国的犹太人协会，就很难为纪念大屠杀死难者筹集资金；那时候，有关的史学著作也很难得到出版。到了六十年代末，情况有所改变，关于大屠杀的记忆，通过各种形式如论文、书籍、纪念碑、博物馆而被强化；仅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每年参观人数便达二百万之多。德国总理勃兰特于1976年出访波兰时在犹太受难者碑前下跪，作为一个历史性镜头，可以算是人道和正义的胜利的象征。然而，这个动作，距离事件的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

三十年间，有多少幸存者在痛苦的回忆和孤寂的期待中死去！有多少罪恶的证据在大量亡失！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在理性的复制中已然大大走样，又有多少新的罪恶，在这个长久地质疑和藐视人类良知的过程中得以滋生！

让历史蒙羞的，无疑地，首先当推德国政府。它通过控制大小行政机关，重要的还有学术和教育机构，对历史问题进行有目的的存封、扭曲或转移。在西德，受国家奖励的历史研究，其中有一条原则，即对纳粹主义这一论题必须以1945年为界，至少以1950年作为肃清纳粹运动的截止期。他们不容许第三帝国与西德之间存在任何历史连续性，不容许留下关于犯罪的集体记忆的种子，像摩根索传说中的那样，把德国变成一块土豆地。学者和教育家居然充当了与政府合谋的欺骗性角色。史学家否认奥斯威辛事件的真实性，还出现了所谓“相对化”的论调。在五十年代，揭露普鲁士军团主义的野蛮行径和俾斯麦政权的独裁统治的内容，已不再见诸课堂讨论；到五十年代末，有关犹太人的历史以及反犹太主义的题目，也几乎在教科书上消失了。这些人物，或者将纳粹专政时期简化为一堆日期和战事，总之是无碍的符号，或者仅仅将恐怖当作他人罪责的证据，以表明自己的无辜。心理学的材料表明，在西德的档案馆中，关于纳粹子女心理问题的文件充其量只有二十份；心理学家们在六七十年代蜂拥而起，帮助广大同胞共同忘记过去，以求得一个民族的永久的安宁。

官方机构声称调查一个家庭的历史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也是这样。几年前，中国翻译出版过两本关于德国青年一代的采访录，一本是《生而有罪》，作者为奥地利著名记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采访对象是纳粹子女；另一本是以色列一所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丹·巴旺的《恐惧与希望》，其中采访的，却全是纳粹迫害和屠戮的对象，那些幸存的，逃亡的，或是从欧洲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子女。两位作者都在努力搜集在大屠杀的阴影之下，“代与代之间延递”现象的材料。西施罗夫斯基回忆说，他的采访，往往被纳粹子女拒之门外，以致不得不一再改变提问方式，比如将一些人的父亲称为“纳粹时代的活跃人物”或“政治上的卷入者”，有时甚至许诺通过采访洗刷其父辈所受的指控，以使采访顺利进行。巴旺教授了解到，在一千一百位德国人的抽样调查里，有半数不知道自己的祖父母在第三帝国期间的生活情形。可怕的是，官方向民间隐瞒，家庭向社会隐瞒，父母向后代隐瞒，全国布着一张隐瞒的大网。罪恶和黑暗，就在这中间蛰伏下来，获得长期的可靠的保护。

德国人普遍希望赎罪与忏悔有一个结局，渴望“终点时刻”。纳粹人物固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劣迹做无限期的展览，连受害人也害怕旧日的噩梦不时闯入到现实生活中来，虽然事实上无法消除恐惧，伤痛，那种被人连根拔起的感觉。官方人物则积极主张向前看，他们借口振兴民族，理所当然要求一切从头开始；从实质上说，无非是强化现政权的威权而已。仅仅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私利，便不惜牺牲事实和真理，而以几代人对历史的无知为代价！

在考维尔一处屠杀犹太人的地方，刻着《约伯记》的铭文：

哦大地，

请别覆盖我的鲜血，

让我的呼喊永无停息之所。

血迹斑斑，沉默抑或言说？

苦难未必一定唤起反抗，也可以因此陷于沉默以致沦亡。在世界历史上，抱持了沉重的尸体而默默沦亡的民族并不在少数。德意志在两次大战中惨败之后，仍然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者，首先就因为有人言说。如果不能言说，即使凭着科技兴国，这样的国家还有人文的温暖吗？纳粹时代的德国，其生产力的发展是足够可以夸耀的，但是一个狂想而冷酷的国家与个人的幸福有什么关系呢？“沉默可以造成一座时间坟墓。”西施罗夫斯基感叹说，“整整一代人彷徨于外部新生的民主现实和家庭旧日的法西斯理想之间，没能消化历史，并因此难于锻造新的民族个性，使历史的重演成为不可想像的事情。”与其使言说保留了历史，毋宁说是消化了历史；惟其有了言说，通过同一种民族的语言，修通代与代的隔阂，而使人类的良知与道义感永久地处于戒备状态。

对于因为罪恶和耻辱而迫切需要反思的民族来说，言说成了知识分子的天职。有意思的是，他们同政府官员一样，经常地提到“民族”的字眼。但是，不同的是，民族之于他们并非屏风，而是旗帜。这样，在如何影响一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方面，知识分子势必要对政府，对社会，包括对内部的主张遗忘的势力做斗争。

1976年，美国出版了一部题名《宽恕》的书，作者是有名的西蒙·威森塔尔。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头五年，分别在几个集中营里度过，直至战争结束，夫妻二人共有八十九名亲戚死于纳粹之手。1946年，他与其他三十名集中营幸存者一起，共同创立犹太历史文献中心。成立期间，中心先后将一千多名纳粹战犯移交法庭审判，这个作着坚忍不拔的努力的人也因此获得多项奖励，后来以他的名字在洛杉矶建立了又一个中心。他是不忘言说的，其实他的全部工作都在于言说。在《宽恕》的开头，他讲述了他在集中营的一次亲身经历，并问如果处在他当时的位置上，也即作为集中营的一名囚犯，你将会怎样做。他以此向许多神学家，政治领袖，作家及年青一代征求答案：是否应该宽恕？

回答是形形色色的。作者提出：遗忘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宽恕却是涉及个人意愿的行动问题。事实上，所谓宽恕，往往成为罪恶的庇护所。另一位幸存者，著名作家埃利·威塞尔尖锐地指出：刽子手时常要杀戮两次，第二次是在他试图抹去他罪行的痕迹之时。在伯克、雅诺夫斯卡和特雷布林卡，在死者被杀害的地方，尸体被掘出来烧掉，连骨灰也被散尽。他揭露说，刽子手的目的是要把他逐出历史；更恶劣的，是要从他们那里夺走他们的历史，要阻止他们的生命和死亡成为人类记忆的一部分。“不记忆就等于做了凶手的帮凶：无论谁促成遗忘，便完成了杀人者的工作。”然而，这些敏感的幸存者发现，德国人并不愿意让他们的罪恶被记忆。老一代的德国人没有为新一代的德国人铺平道路，他们讳莫如深，实行不争论主义，把几乎所有沾有血渍的问题都堆积在自己脚下，成为障碍，使后来者无法前进。

保卫记忆的斗争变得十分艰难。其中，最令人难堪的是作为言说者的知识分子背叛了自己，站到政府一边，压迫自己的同行。著名小说家托马斯·曼流亡到了美国，战时曾经发表系列反战演说，战后撰文抨击祖国德国，说它是人类无耻、邪恶的典范，与此同时，率先提出德国民族要正视自己的罪行的问题。他批判国民性，认为德国人负有“集体责任”，其中包括知识分子。他表明，在他的眼中，凡从1933年至1945年在德国出版的书籍都寡廉鲜耻，散发着血腥味，应当统统销毁。面对国内以“内心流亡”为自己的卑怯行为辩护的立论，他公开发表文章，声明拒绝回国。为此，引起众多作家对他的攻击。另一名流亡学者汉娜·阿伦特，作为“犹太文化复兴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因为揭露了二战时欧洲各个犹太人社群领袖与纳粹合作的事实，结果犹太知识界的许多朋友和她断交，以致成为犹太社会的弃儿。在西德作家中，伯尔是罕有的坚持批判立场的人物。他不断攻击德国，声言和艺术打交道的人不需要国家。对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他明确表示说，“他们造孽太深了，认罪的只是一小撮的人，大多数人欠下的血债，到今天还没有偿还。”因此，他有志于创造“废墟文学”，在苦难被垄断、被利用、被粉饰的今天，勇敢自由地言说。然而，正是这种伤痕文学，以它的诚实遭到了人们的责备。一部分作家满足于做“着迷于文字的白痴”，长久地龟缩在自我之中，置肮脏的历史于不顾；可是也有一部分作家据说为赢得个人回忆的相对性，多样性，正当性，而抵制“封闭”了的集体记忆，力图改变和否定历史上的基本事实。面对大屠杀的残片，一些学者为了顾全自己的学术设计，甚至把幸存者的证词，关于创伤记忆的许多不证自明的结论称作“霸权话语”，公然予以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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