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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男风（第1页）

在中国，好男风这事，古已有之。但是古代人对这种事，缺乏尊重，很少有对等关系的同性恋伴侣被记载，通常是某位贵人，配一位男宠或娈童。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头说“杂说娈童始黄帝”，栽赃给我们老祖宗了。春秋时卫灵公有男宠弥子瑕，恩爱非常，弥子瑕吃了个桃觉得好，留一半给卫灵公，都让人感动——这叫作分桃；加上后来汉哀帝为了不打扰他家男宠董贤睡觉，划拉掉半截袖子，合称分桃断袖，算个成语了。其他如魏王家那位龙阳君，和清初偷窥巡按屁股被处死的胡天保——也就是兔儿爷，凑在一起，就是男风代言人了。屈原对他那位楚怀王的深情描写，也有学者以为很暧昧，当然远了，不细究。

《史记·佞幸列传第六十五》，很直白地讨论过若干位男宠。司马迁开篇就说：“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事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非只女子靠美色来媚好上头，仕宦也有啊。然后就点名了：

汉文帝家的邓通。一千多年后，阳谷县的王婆将跟西门庆念叨“潘驴邓小闲”，其中的邓就是邓通了，因为跟汉文帝相好，获得铸钱权，有花不完的钱。可怜他太得宠，得罪了汉景帝，临了被责令随身不许带钱，最多能接受长公主给的衣食。“文景之治”从来被称为清正，唯独在这男宠的事上，父子都糊涂了一下子。

汉武帝家的韩嫣与李延年。韩嫣是“常与上卧起”，直接为汉武帝暖床了。李延年是跟司马迁一样挨了一刀，但人脑筋活络，仗着有漂亮妹妹，也是“与上卧起，甚贵幸”，汉武帝睡觉真是忙得很。

最微妙的是这段：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聊了一溜儿男宠，忽然甩出来卫霍的名字，就很邪恶了。《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中，卫青是“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这个“和柔自媚”，稍微咂摸咂摸，便觉得更加邪恶。《史记·汲郑列传第六十》里则说汉武帝跟卫青关系好，“上踞厕而视之”。反过来汉武帝见汲黯，“不冠不见”，就很正经。汉武帝跟卫青蹲着厕所见面，这个未免露骨，苏轼评论得最刻薄：“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这大概是中文里头，最早隐含“跪舔”二字的吐槽了……

也不是每个喜好男风的都养得起娈童，于是有男娼。当年建康，六朝金粉，宋齐梁陈不仅有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积累的男女娼妓也不少。把美少年比作菖蒲花，算是公元6世纪很流行的比喻。

但从政治正确角度看，这事儿在中国古代，并不能光明正大。李世民跟他太子李承乾闹翻的重大契机，就是个男宠。“有太常乐人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宠幸，号曰称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称心杀之，坐称心死者又数人。”

换言之，名义上，传统观念里，这还是不合法的伴侣，是皇室丑事。私下里有，可以，但到底是不合法理的。

两宋时节，汴梁和临安也有男妓。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的男妓，起的多半类似于女人名字，莺莺燕燕。有男子很直接，是直接卖身的，所谓“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这事儿半合法了一阵子。政和年间，宋徽宗只许自己去嫖李师师，不许大家去找男娼，规定“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五十贯钱，放《水浒传》里，这笔钱都能在黄泥冈买下十担酒喝啦。

还是《水浒传》里，有这么个细节：石秀杀了裴如海，把他尸首衣服剥了，与一个道人的尸首，一起赤身裸体搁在后巷。当案孔目就禀告知府说：“眼见得这和尚裸形赤体，必是和那头陀干甚不公不法的事，互相杀死。”

话说得很隐约，意思却也到位了，强调和尚和头陀没穿衣服“干不公不法的事”。说明那时候民间觉得，两个男人赤身裸体，就必然是做“不公不法的事”，但不愿意细说。

明朝之后，这事儿就流行起来了。仕宦或富贵人家，许多养童子，做什么用呢？李渔极口夸自己家两位童子很美貌，就是他的男宠。《金瓶梅》里，西门庆就有个书童，在书房里乱来。那书童“口噙香茶桂花饼，身上熏得喷鼻香”，很脂粉气。

《红楼梦》里更是猖狂。贾宝玉跟秦钟小小年纪就乱搞，贾宝玉们闹学一折里，小孩子都有这么露骨的话：

金荣只一口咬定说：“方才明明的撞见他两个在后院子里亲嘴摸屁股，一对一，撅草棍儿抽长短，谁长谁先干。”

这里有个很明显的倾向：中国古代好男风的那些位，大多也兼好女色，而且他们好的男宠，其实也很女性化。

因为中国古代，其实并没有如今日那么严格的“同性恋”这一想法，包括审美上亦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好男风，更多是种猎奇的性癖好。其实娈童们很凄凉：他们并不是同性恋伴侣，而是妓女的男性版，是玩物。所以在明面上从未被提倡，在私下里从未被禁绝。只要不影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么老爷养个娈童，跟纳个妾也没什么区别。

明朝学者沈德福认为，1429年宣德皇帝规定的禁娼令，起了一个巨大作用：官员不能找妓女，于是转而祸害男娼了，娈童之风于是大盛。类似的，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因为对男女大防很谨严，所以诸王身边，都有好看的童子。比如，僧格林沁捉住李开芳后，情景如是：

“（僧王）单令开芳进见。开芳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袖短袄，红裤红鞋，三十二三岁。伺候两童十六七岁，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开芳直入帐中。”

这两位“美如女子”的童子是做什么的，不言而喻了。

与明末差不多时候的日本，此风也很盛。比如16世纪中前期，大诸侯关东之虎武田信玄，男女问题上一贯乱七八糟，近侍里就有春日大隈之子春日源助，也就是后来的名将高坂昌信。这二位的感情，有信玄的一封道歉书作证。天文十五年即公元1546年7月5日，信玄手书，大概意思：我以前勾引弥七郎，他总是推三阻四，我没能上手，我以前没叫弥七郎陪睡过，今晚不知怎么他就睡在这里了。我如果再想其他各种方法讨好你，你反而怀疑，所以我就不多说啦。这事我如果说谎，就让一二三大明神、山神、大菩萨们都来惩罚我吧！——说穿了，保证书，赌咒发誓，着实诚恳得让人可怜呢。

按《宁固斋谈丛》，另一个传说是这样的：出云国的松江城主堀尾忠晴十六七岁时俊美无比，大他六岁的加贺百万石大名前田利常对他倾心不已，于是安排了一场五人夜宴，三位陪臣中间很识趣地遁走，前田利常就笨嘴拙舌地跟堀尾忠晴聊起了月亮，堀尾忠晴一脸不爱听的样子，扬长而去，前田利常只觉得天旋地转，坐卧难安，大有今日男孩子“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搞砸了”之慨叹。嗣后不久，忠晴传了信来：要择日拜访利常，表达被宴请的谢意。利常于是大兴土木，专门造了迎宾室屋，眼巴巴望眼欲穿，等人家来。到了当日，来的不是忠晴，而是使者：“家主重病，无法践约。”利常大失所望，气急败坏，黯然神伤，踢狗骂鸡，拿家里人撒气。黄昏时分，听说使者又来了，“必须面见大人”。利常翻身起床，不衫不履，光着脚直冲玄关，一路骂家臣“不许拦着我！”冲到门前，嚷：“使者何在？”那使者一抬斗笠，原来就是忠晴本人：“在这儿！”

好吧，到此为止，算是个很甜蜜的故事，不是吗？

乾隆年间，一度把男风这事儿当作有伤风化论罪，算是第一次把模模糊糊的男风问题给明确化了，但郑板桥因为某男屁股好看，不舍得治罪打他的屁股。袁枚《子不语》里公开聊男风故事，士绅官员们还是照旧。清末民初捧角儿，各地军阀包占一些旦角儿的事情，大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霸王别姬》里程蝶衣被袁四爷占了便宜的事儿，那时并不鲜见。在老百姓眼里，这事儿就是伤风败俗有伤风化。在老北京，“兔儿爷”就是被人看不起，而在达官贵人那里，这就是玩儿，与嫖妓并无区别。

新中国成立后，支持男风的士绅官员们倒下了，娈童鸦片姨太太，被当作旧文化糟粕，斩钉截铁地粉碎了。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流思想是以人民大众视角出发的，于是对这类事儿，认定是伤风败俗，几乎是零容忍，连带对同性恋本身产生了压制。实际上，从1949年直至2001年，同性恋是被“中国精神病学协会”分类为精神病的。

当然，时代昌明科学进步，到现在，同性恋的概念逐渐被世界明白，了解、宽容与支持的声音也响亮起来，但这其实，还是有别于中国古代的男风。因为如上所述，中国古代诸位男风爱好者，也许并没有清晰的同性恋概念：他们大多数只是把男性伴侣，那些童子、男宠或男妓，当作妓女的变体而已。

中国古典小说，是同性恋而又显得较纯粹的，大概只有《儒林外史》里的杜慎卿。当日他和季苇萧聊天，季如是说：“这人生得飘逸风流，确又是个男美，不是像个妇人。我最恼人称赞美男子，动不动说像个女人，这最可笑。如果要像女人，不如去看女人了。天下原另有一种男美，只是人不知道。”杜慎卿对这话引为知己。虽然季当时有开玩笑的口吻，却是中国古代少见的，并不把同性对象当作女人的谈论，多多少少，算是对另一种性向的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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